一

“柳林煤老板7000万嫁女”，将邢利斌推到了风口浪尖。

作为当事人，邢利斌表现出来的是对媒体和公众的歉意，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次给媒体、给大众添麻烦了”。通过接触，我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看到了接近真实的邢利斌。

还原事情本来面目，让公众知道真相，是媒体的责任。当一篇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不惜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稿件问世，当事人的压力可想而知。沉默是金，许多人选择了沉默以对，固然有助淡化事件，但真相究竟如何，公众始终不知。邢利斌不久前出面回应，解释所花费不是7000万元，而是基于对新楼盘宣传等的“三合一”项目，包括联盛集团在海南的地产项目，集团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以及女儿结婚，花费1500万元，属于企业自主行为。

特殊的地形地貌，让山西拥有了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地质灾害和次生地质灾害，严重影响到山西人的生存质量。开发过程中，不乏不法商人投机取利，也不乏一掷千金的暴发户，但是，更多煤老板们的另一面往往被忽视——为政府为人民解困的责任担当。在政府及主流社会资本不足以开发的当年，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拿全部的身家性命做赌注，去创业，去冒险，去发展，九死一生。外界看到的，只是成功者的盛宴与奢华，没有看到借高利贷无法偿还、倾家荡产后背井离乡的惨相。

网传的一段视频录像，将邢利斌和许多艺术工作者陷入了嫁女门。有论者罔顾事实，仅仅凭借一截视频，就勇敢地断定这是浪费和某种奢侈的交易，要追究、深挖邢利斌的原始积累，要原罪，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甚是骇人。

邢利斌对媒体解释，其原始资本积累来源于借助国家政策，没有拿白菜价买煤矿，没有肮脏的东西，这是一种担当，一如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企业家必须冒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付出一般人不可想象的代价和牺牲。四平八稳当然很安逸，却不能产生一代接一代的企业家，不能刺激经济朝着既定目标推进，也就无法告别饥饿时代，进入温饱乃至小康。对企业家的责难、诟病，反映出来的，是社会依旧存在的猥琐的从众意识、中庸思想，前怕狼后怕虎，遇事退缩，羡慕嫉妒恨，寂寞孤单冷，与今天的改革开放大势格格不入。

辞掉公职创业的邢利斌致富之后，可以回家乡担任村干部，转型绿色农业，陆续投资100亿元，矢志以工业反哺农业，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拿出自己和企业的积累捐建基金会，投入10多亿元改善教育环境……却不能花自己的钱外嫁自己的女儿、为自己的企业庆典、为自己旗下的开发项目宣传造势，如果邢利斌的 “歉意”是对事件的一次回应，那么，作为社会，作为社会公器，作为社会构成的各个阶层，是不是也应该产生一种巨大的悲哀的愧怍无限的歉意？

守法创业的企业家与煤一样，属于社会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须认真呵护。

二

世上最难的事是什么？把别人的钱合理合法地装进自己口袋。

谁能做到这一点？企业家。

近来听到一句话，“做企业人，说企业话，办企业事”，是山西省国资系统一老总说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十分反感一些企业家说官话，两眼空空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空空洞洞，空空荡荡”。言下之意，你既然是搞企业的，就必须有企业家素质、企业家心态、企业家状态，必须勇猛、务实，敢作敢为。

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史，就是企业成长史，就是企业家冲破牢笼的历史。离开这一核心，所有理论都是空话。

对企业理解程度，对企业尊重程度，考验着政府领导力。

省委书记袁纯清向全省广大干部推荐了几本书，其中就有《公司的力量》，意在让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呵护企业家，培养企业家队伍，进而为山西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科学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力量。一年前，中央批准把山西设立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省委省政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倾全省之力，实现经济转型，进而实现五年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战略目标。路线确定之后，需要一大批脚踏实地的企业家，按照省里设计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发扬广大晋商优良传统，为兴晋富民做出突出贡献。

2010年7月，在与晋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时，袁纯清指出，民营经济实质上是民本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把民营资本的力量聚集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关系到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山西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产业发展要实现多元化、高端化，给民营经济带来了难得机遇和广阔空间，民营经济创业发展正当其时。希望大家在发展装备制造业、文化旅游业、农业产业化和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保守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各级政府要优化政策环境、创新改进服务，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民营企业家，更多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排忧解难，多说“怎么办”，少说“不能办”，使民营经济茁壮成长、根深叶茂。

中国新型企业家诞生于1978年后，兴盛于1980年代，繁盛于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如今，随着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关于企业家的讨论再度成为热点。《公司的力量》所彰显的，就是时代精神，我们必须准确把握。

三

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政治制度，发展才是硬道理。

企业，是集中所有人智慧的经济体，是讲究合作的组织。搞一个企业，必须将懂管理、懂财务、懂市场、懂营销、懂外交（外贸）、懂融资、懂文化、懂国情、懂设计、掌握核心技术的人笼聚到一起。社会巨大的误导在于，让许多有企业家潜质的年轻人，挤到公务员行列。当“考公”成为风潮，便是时代的倒退。“学而优则仕”沉渣泛起，对刚刚温饱的中国贻害无穷。一个单位，一旦习惯性地扼杀、排挤、仇视懂经济的人，离亏损、倒闭就不远了。

靠着国家政策，靠着聪明、胆大，山西许多企业家——我们称之为新晋商的一代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完成了从穷人到富人的嬗变。比如，吕梁企业家邢利斌，长治企业家韩长安，晋中企业家阎吉英、运城的李兆会……他们，伴随着山西改革开放的步伐，义无反顾地冲在经济发展最前沿，为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成为山西综改试验的排头兵、生力军。

从书生到士人，中间的路很长。前者是为生存而活，后者则进入了追求理想状态。当他的财富成为数字，对金钱失去饥饿的占有欲时，一个人，必然要追逐更高层面的东西，实现自己潜伏的另外理想。一个大学生，所谓士人胚胎、士人精神，在中国，拥有金钱后他能做什么？希望修明政治，即古代士人眼里的清明政治。

邢利斌的理想，植根于他开发的柳林县的山上。他打造的几万亩桃花源，一个规划投资100亿元的农业产业化生态园区如果按照经济规律的思路，他继续扩大投资，做成中国另外一个饲料大王刘永好兄弟，做中国的高粱大王或别的什么，不会有太大风险。他们通过经济实力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生态，把自己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境界变为现实。几十年来，许多企业家希望以企业为平台，以经济发展、国家繁荣为己任，实现其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

新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企业家从最初的任命制，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允许私有民营经济登台亮相，再过渡到合伙制、股份制，如今，也许是基于重新分配财富考虑，再度返回任命制（国进民退），这些十分有趣的轨迹，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道理，揭示出在中国做企业家的秘笈。

杨连福，也就是开发盂县藏山的那个企业家，把自己的煤矿卖了，专心做旅游，凭借当地非煤炭的自然资源优势，走一条共同富裕之路，富裕周围农民，他的农民兄弟。和阎吉英开发绵山一样，杨连福的藏山项目已投资3亿元，如果完善配套设施，比如建宾馆搞餐饮什么的，容纳纷至沓来的游客，至少还需要3亿元。他已经没有太多钱了，完善配套设施需要政府和社会投资。他准备把藏山搞成一个全国忠义教育基地，和绵山的忠孝一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宣传国粹。如今已经59岁的他，已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希望建立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用团队的力量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个别媒体根本不把企业当做一回事，除非这个企业能给他们带来效益，至于企业是死是活，是盈是亏，那是企业家自己的事。在他们眼里，尊崇企业家，敬重企业家，支持企业家，永远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和60年来屡屡出现又屡屡落伍的政治口号一样。同时，引导企业家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及路径走下去，制造更多的有利于人类需求的财富，如同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劝富济贫，需要新思想，需要大手笔。

四

对于一个组织，政府或企业，路线无疑最关键。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所有的艰苦卓绝都是助纣为虐，是无谓的牺牲。黑暗毕竟无法替代光明，狐狸最终露出尾巴。一旦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比如2008年后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赢家通吃”的神话必然要破灭，“孤芳自赏”的时代即将到来。今天的皇帝，明天的乞丐。“万花丛中一点红”，一如圈子的恒久存续力，社会分层必然导致经济的层次化形态。弱弱强强、强弱变异恒久存在。思想的主流注定形体与组织的主流。边缘化，只存在于固步自封者。

这是一个商业化了的世界。不能用社会伦理来解释所有发生，却又无一例外地走进道德伦理的谶语。资本是流动的，一如频繁流动的人才。任何年代，物质总量不会发生变化，所不同的是更换了主人。

在经济领域，前瞻性与持久战高度结合，或许可以挽救大厦之将倾。

强者，是这个社会（组织）唯一存在的秘笈。智者待价而沽。强者随情而化。

明辨方向厘清路径，对于任何组织和人群，都是首要问题。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其势不可挡、一切向前冲的底气和勇气，无一例外地来源于对时局清醒的认识。认清时局才能认识自己。即使弱小如浮游生物，你同样拥有世界一角。就算无比庞大，你也不会占据整个世界，时间和空气。追逐一个人要始终如一，追逐一件事、一项事业同样需要如此。执著与“放弃”不矛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提是，你必须有一双慧眼，有能力识别真假与好歹，除非你是盲人或瞽者，或者，你天生就不是企业家。

五

社会良心，仅仅有吴敬琏一个人还不够。

权贵资本主义伤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最大的难点。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吴敬琏多次提醒要注意政府“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认为这会加剧腐败和寻租。吴敬琏2001年在他的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时代的回归，也许可以拯救中国经济。当精简机构成为政府大计，当优秀人才从机关里再次走出来，再次掀起一次“下海潮”，给经济家、企业家以宽松环境和政治待遇和礼遇，我们已经破损严重、跑冒滴漏的饭碗，也许可以保住。

六

进入企业家行列，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大空间的选择。前提是，你必须有一桶金，有一批人，有市场前途。重要的是，你必须是一个天然拥有诚信观念的人。所谓“天然”，就是说，这是企业家必备的一个潜质，从呆在娘肚子里时就有，一种天然的英雄主义。如果后天被迫养成，靠上级政府组织任命，极有可能翻船，半途而废，糟蹋国家稀缺资源，最后破产。

央视前些年制作了一期节目《赢在中国》，主题歌叫《在路上》，刘欢唱的，是讲创业故事的，制片人叫王利芬，现在已辞职下海，直接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央视舒服的岗位，自己做企业了。

《赢在中国》的魅力在于，让许多懵懵懂懂的青年摆脱了当官的桎梏，走向了依靠个人能力养家糊口的市场中，果断地下海了。

《在路上》歌词这样写着：

那一天

我不得已上路

为不安分的心

为自尊的生存

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在路上用我心灵的呼声

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人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

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

……

悠扬之下带着苍凉，深沉的曲调里，透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意志力。这是一曲激动人心的歌，一群义无反顾的青年，一批中小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作为新的社会责任担当者，正走在路上。

是的，在钢铁的企业面前，站立在公司楼前，你终于找到了力量源泉。集一生之力做一件事，山西民营企业家，你开始所向披靡，无坚不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