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200年对俄贸易:把分号开到莫斯科
中外学者在研究近200年的俄清贸易时发现:贸易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清朝商人手中，而这些清朝商人是清一色的山西商人。
1985年，来自日本东北大学的学者寺田隆信，在山西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报告会。主题为“山西商人的研究”。他的研究，详细论证了明代山西巨商的崛起。那是一次极普通的学术交流，但在当时，对于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却如醍醐灌顶。寺田的著作很快被翻译出版，海内外晋商研究蔚然兴起。
到了2002年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晋商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中央电视台以此为契机，采访了有关的中外学者，拍摄了大型人文系列剧《晋商》，把深隐在历史帷幕后面的晋商推到了历史前台。
2008年3月，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是“帝国的贸易”，副题是“十八十九世纪欧亚大陆的流通和恰克图”。这次学术会议集合了日本国内东北亚政治、外交、贸易史的专家，力图打破研究领域条块分割的现状，从贸易商品和贸易主体的角度寻求突破。研讨会主题虽只勾勒了巨视的线条，但探讨中心却围绕活跃于恰克图贸易的山西商人展开，晋商研究再次从国内走向海外。
为什么主题是恰克图贸易和山西商人？
俄国和清朝的商人们曾经在横跨欧亚、绵延万里的大陆上构筑起一条商路。俄蒙边界的恰克图，虽然只是一个点，却曾是连通这万里商路的枢纽，在这里展开了近200年的“自由贸易”。当学者们运用现代政治、外交、贸易理论方法去探究这发生在近世乃至近代的“自由贸易”时，却发现了种种难以索解的谜团，长时间难于取得重大突破。比如说，俄清贸易中，俄国官方虽积极参与，倾全力与清国周旋，俄国方面始却终存在着慢性的贸易逆差。18世纪中叶开始，俄国和清国的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俄国一方，但俄清贸易的主导权，却始终掌握在清国商人手中。而所谓清国商人，实际上却是清一色的山西商人。这些都是为什么？清朝商人是怎样做到的？于是，研究者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这种自由贸易所交易的商品和从事贸易的山西商人身上。
“普爱众生式”交易
17世纪50年代，中俄两国的商人就在雅克萨和尼布楚开始了易货贸易。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俄国开始派使赴北京朝贡。使臣带着人数庞大的私人商队，实际上朝贡是虚名，贸易才是目的。到1728年，俄国共派出私人商队7支，官方商队12支，每年运输数以百万计的贵重毛皮。往往上年商队未归，下年商队已发。交易额也由数万卢布增至20多万卢布。俄国运往中国的商品比在欧洲售价高得多，转卖中国商品又能获利数倍，加上关税，俄国商人从贸易中所获甚丰。这使得使穷兵黩武、老是缺钱的彼得一世，也不得不遏制扩大领土的欲望、重视贸易关系。但这种贸易给清政府带来的好处却不多。清政府不仅要负担商队食宿，还须承担护送责任。俄国私商货物多自行定价，时有贸易纠纷。皮货价格上扬导致边界走私猖獗。加上南方口岸贸易能进口欧洲毛皮，让清廷感到俄国商队贸易实在可有可无。
18世纪初，清廷遇到准噶尔的挑战，亟需尽早稳定北边中段边界的局势。经过三年艰苦谈判，清俄两国使者终于就划界、交换逃犯、互市达成了协议。1727年9月《恰克图条约》签订。条约的贸易条款规定，此后俄国商队每3年派遣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也不必由朝廷供给其盘费。条约还规定在清俄中段边境举行互市，以方便零星交易。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次日，两国使臣在市场预定地埋下了柱标。1728年4月，俄国边境公署收到清商团体通知，首批清商4人已抵库伦。俄使连忙下令建造贸易城，并邀请外贝加尔的商人前来。到了9月，新城恰克图已初具规模，新城呈方形要塞式格局，有高大的城栅和大门、四角设有炮楼。城中修建了商人的木房、铺面和客栈。两年后，清国在距恰克图120俄丈处建设了买卖城。买卖城具有纯正中国风格，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里面设有铺面和仓房。
恰克图尚未完工，清商和俄商已经抵达，在客栈开始贸易。第一任俄方商务专员是个辛勤而死板的人，几乎把所有货物都列入禁止贸易的单子之内，清商无奈只能向清方官员抱怨，甚至要返回库伦。最终，俄国官署介入此事，在以后两年，允许向清商出售毛皮，恰克图贸易这才兴旺起来。18世纪30年代，俄政府任命了特遣商人斯温因，拨给其巨款、给予其出售毛皮换取大黄的特权。因为大黄无论在欧洲还是俄国都能获得数倍利润。但没有毛皮几乎换不到大黄。俄国为保证商队的毛皮获得高价，曾严禁私商出口。恰克图的毛皮交易给了商队致命的打击。从恰克图运往北京的毛皮，比官方商队运去的既早又多。到了18世纪40年代，恰克图年平均贸易额达50万卢布，而商队贸易却一蹶不振，只有10万卢布。1756年俄国终于废止商队贸易，并允许毛皮自由交易。
此后，恰克图贸易额迅速增加，年平均贸易额达110万卢布。但由于双方在关税规定、越境犯罪处理等问题上的分歧，清廷曾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但停止并不能打消双方的贸易热情，相反每次重开后，贸易额成倍增长。第三次停止贸易的时间长达8年。其原因是双方对乌拉尔斋越境抢劫案的处理发生了严重对立。乌拉尔斋是俄国人，越境抢劫了中国商队茶叶后逃回。俄国边境官员将其逮捕处以鞭笞和流放之刑。清国根据条约要求会审。俄国却以处理完毕为理由，拒绝了清的请求。
清国为迫使俄国让步，中止了恰克图贸易，同时发布禁运令。但禁运品并非大宗商品，而是占贸易总额很小的大黄。清廷认为大黄是药品，对于终年食肉的俄国居民，是不可或缺的解毒良药。于是一面全面禁止新疆的大黄交易，同时禁止沿海各港出口大黄。其实，俄国重视大黄进口，主要是由于把大黄出口欧洲能获暴利，欧洲大黄的价格通常为进口价格的3－9倍。俄国每年对欧出口200－1000普特的大黄，实施禁运使俄国的出口量大为减少。
停止贸易不仅商人受损，俄国国库收入也损失甚巨。俄国开始积极活动试图恢复贸易。他们贿赂清朝主管官员、并主动向清方通告乌拉尔斋的死讯、要求重开贸易，但被拒绝。在1890年另一起袭击清国边兵案件中，俄国官员主动把犯人带来与清方会审。清方主管大臣向乾隆皇帝汇报此事，建议重开贸易，被皇帝驳回。此时，清廷突然接到俄国煽动土尔扈特部叛乱的报告，重开贸易的努力停了下来。后经查明报告是编造的，乾隆帝这才命人与俄方缔结《恰克图市约》，于1792年重开贸易。此后，贸易开始稳定增长。
两个帝国的碰撞导致了贸易数度中断，俄国迫于利益接受清廷要求，维护边界安定和贸易秩序。而清廷态度正如乾隆帝所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认为贸易是对俄国人的恩惠、本意不在求利。因而在贸易管理中采取了让利的原则，保证了恰克图贸易长期安定。
有日本学者据此认为，正是清政府对于贸易利益的这种认识，导致了清廷后来的衰败。此推断不无道理，但如果更多了解一些中国历史，答案也许不会这么简单。事实上，俄国方面的资料表明，乾隆中止贸易时期和东部边境发生争端的时候，俄国都曾考虑对清开战问题，但因多数大臣反对，俄国最终选择了不刺激清廷。而反对理由就是恰克图贸易的巨大利益。日本学者研究也证明，俄国大臣和官员中有不少涉及对清贸易的人，选择和平和保护个人利益也是一致的。
曾偏居东北一隅的清统治者，从明代开边互市中获益匪浅，也从明代的经验中体会到贸易在边疆政策中的巨大威力。因此清廷早期的边疆政策深通军事攻略和互市利益交相运用之妙，以强大军力为后盾、以贸易巨利为诱饵，迫使对方权衡利害、选择和平的方式。在与蒙古各部、准噶尔、土尔扈特、哈萨克、俄国等的交往中，在划定东段、中段、西段疆界时，无不如此。即使对时降时叛的准噶尔部，清廷也一直维持了互市关系，互市持续时间远比战争状态长得多。乾隆年间，甚至有商人不至、官方主持交易、令士兵伴商人交易的例子。只不过花了巨额官币换回的生皮和药品等货物，既需要加工、中原各省又很少需求，搞得官家资金周转不畅，最终只好委托一位陕西商人处理了事。另一方面，清廷严格维持民族分治的原则，严禁各民族相互贸易。对于互市商人，通过信票制度进行严格的甄别和选择，明确规定互市的目的，主管贸易的官员则借助商人的智慧制定了详细的规则，保证了交易有序地进行。
国家规模的欺诈行为？
早在明代，戍边政策造就了一代山西巨商。明后期开边互市，又兴起了新一代边塞商人。山西商人良贾、善贾的声名已不胫而走。明末张家口，有8家大商人，他们的名字连蒙古各部首领和满洲贵族都知道。满族早期赴张家口的交易，都通过这八家商人进行。顺治帝曾接见他们并封官许愿，但商人坚辞不受。顺治帝于是将其列入内务府的官商，令其从事北边贸易。康雍乾三代远征西北，晋商担负了转运粮草的任务，不仅完成了任务，还为国库节约了巨额费用。辉煌功绩换得交易特权，清廷特许他们在进军沿线地区从事贸易，交易基地随大军推进而延伸，晋商终成垄断北方贸易的巨大商帮。清廷本着让利于商、让利于各部族的原则，对贸易货物始终维持税制上的优惠，只征收很轻的厘税。管理重点主要放在信票发放上，信票即交易执照，又称龙票。清政府规定，须领有信票方能赴恰克图贸易，信票每年发行、须交旧换新。从而保证了晋商的垄断权。
在描绘恰克图交易状况的时候，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注视到一份文件。这个文件目前至少已发现三种不同年代的俄文版本，分别译作《清政府对商人的训令》、《对商人的秘密指令》、《商人守则》。三者包含条目虽顺序不一，内容却如出一辙，详细规定了清商交易方法和法则。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份清朝文献提及有这样一份清廷训令的存在。
以1823年的版本为例，前七条列出了交易规则，第八至十七条规定了罚则。一，商人有义务了解俄商品动态，与掌柜的和同行交流信息，并就具体做法会商并达成一致，以维持己方商品价格；第二，商人应为全面压低俄货价格、造成俄对我方货物依赖而努力，使两国关系向更好方向发展。为此应对交易商品各地现状和前景事先详加探讨。第三，为让俄商运来己方所需多余商品，尤其当感到某些商品数量不足时，应装出透露机密的样子告知俄商，还要进一步表示购买意愿。如果将来因此造成了个别商号损失，视情况由全体填补；第四，当发现俄商要涨价、或自己持有过多货物时，应以停止交易、散布假信息来反制对方，迫使对方降价；第五，对俄商要以礼相待，却不能私自交往；第六，保守国家和商业秘密，以友好的态度提供令俄商判断失误的信息；第七，个别商号的交易判断应服从于对俄价格交涉全局需要。
仔细研读，会发现这份规则暗含兵法，诸如号令严明、步调一致、知己知彼、制敌先机、诱敌深入、以假乱真、瞒天过海等等，包含了很深的商业智慧。非一般官员所能为，疑为商帮内部规则和朝廷罚则的混合体。商人主导，官僚提供保障，商人的意见以朝廷细则来体现，以此保证交易秩序。清商的组织严密保证了他们在交涉中的主导地位。面对清商进退如一的价格交涉，俄商却如一盘散沙。据日本学者考证，俄商来自俄国各地，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竞争。俄国政府为了掌握价格主导权，曾在1792年改定规则，令各地商人选出代表统一商品分等和交涉，试图维持俄方商品价格。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俄政府又于1800年再次修改规则，减低出口税，把基本交易商品由棉织品改为茶叶。这次修改虽在约束商人、维持商品价格方面起到一定效果，但由于莫斯科商人与西伯利亚商人的竞争，俄国商人各自为政的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善。相反由于俄国对茶叶进口依赖增大，导致俄国入超额持续扩大。不少商人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只好用金银铸成所谓的“工艺品”骗过官府支付茶叶进口费用。
有关这份规则的解释，见仁见智。比如日本一位学者曾据此推断，俄商和清商都抱成团欺骗对方，存在着国家规模的欺诈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虽说商场如战场，但商场所争是交易主动权。而清商掌握主动权的目的，是为使两国关系向更好方向发展。大量文献也证明，贸易是在友好、诚信气氛中进行的。
“贸易大都是在商号里按事先商定的价格，并由商界选出的四名监督人出面成交的。监督人由商界选出的极受尊敬、最有信用的人充当，任期一年。他们对商品预先分等、定价，经全体商人大会通过决议后，就对交易情况进行监督。如果有人以次充好，就要受到相应处罚:头一两次罚款，第三次就要被取消在恰克图经商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