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继毛泽东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于一九七零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七零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中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在他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对于他的评价，官方有一个“一正四负”的说法。“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这就成为对华国锋评价的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

因为有这样的评价，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他一直是个“沉默老人”，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就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不着边际的之言。也因为有这样的评价，学者和媒体对他也都保持沉默。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谢世。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对此有所改变：“一正”有所加强，说他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他“拖延和阻挠”，而是“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

2014年8月，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创作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连续剧中，华国锋不再被人忌讳，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屏幕上。

从“父母官”到“接班人”

来自山西交城带有浓重乡音的华国锋，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时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直至1976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湘潭。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地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与他这一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但毛心安，全国党员都心安。华国锋作为新晋中央委员，自然拥护中央的决定。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式“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尽管朴素、忠厚的华国锋给毛印象深刻，但从资历而言，他却并没有进入毛的视野。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1973年8月，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显露出培养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端倪，华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不过，华国锋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等经历，也从无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在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同时，继续重用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自然为毛所不容，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报告，开始逐步接替已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前，则曾给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批示，华国锋便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身分，为毛泽东追悼会致悼词。在当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前，华国锋已是中共党内最高负责人。

华国锋走上权力高峰，是至今公布的史料也无法破解的偶然或者必然，因而始终是学者的饶有兴趣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威权统治，“强人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架构。他逝世前后，“强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时代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坛上出现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激进派，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人，我姑且称之为“新贵派”。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激进派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激进派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病中的毛泽东，对这种局面大约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两个字以强调，消弱江青等激进派的权力;逼迫邓小平离开政坛，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彻底打倒。或许，他老人家希冀三股势力能平安相处，国家也能处于平安的状态。由此说来，能同时调和两派的华国锋，登上历史舞台实属必然。

尴尬的“二传手”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手了这三股势力的权力架构。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另外三人是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转向元老派，谋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为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

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威权政治下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圣坛之上。

狂热过后怎么办?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家国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然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他开始放眼看世界，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希望借助于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则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他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法并没有什么反感，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开始有了话语权，他首先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关于这段历史的“后设叙事”中，也被认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

华国锋注定是一位过渡式的领袖，他的退位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9月，华国锋被免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准。至此，华国锋正式离开权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员。

民主作风难能可贵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华国锋都有着很好的口啤。国务院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两个凡是”出台后，主流舆论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人认为是与之唱对台戏。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即使戴上“英明领袖”的光环站在政坛最顶峰时，他仍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在开启中国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哪怕这些讲话是让他承担“两个凡是”的责任，他也照单全收。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依然从容而淡定，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人们的称誉。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他总是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

有论者云：华国锋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他离开中国政治舞台的三十年，中国上空回荡的是强劲的改革旋律;伴随着他的谢世，毛时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声。而他集喜剧和悲剧于一身的经历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遐想……。

他，值得人们去怀念!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出现他的身影，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