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内正殿图片，富国裕民，是历史上大商人的真正追求

 

明清晋商与政府的真正关系是客户关系：吴晓波先生请勿盲读晋商，欲读懂晋商请1读《白银谷》2拜晋商会馆3徒步晋商古道4然后再写字​。

 

山西票号的命运之悲，在于其试图依据自身力量斡旋于战乱漩涡中，但山西票号之赞，在于其耗尽自家资财而不悔的商业境界。​

 

尤其是后来，山西票号的很多后人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中，那在当时是比做生意更重要的事情。一代晋杰投身为民族自由的战斗中，是晋商的另一种传承身影。​

 

昨天偶拾韩毓海教授写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地铁上认真读了写晋商的那一节，觉得不乏偏颇之处。​

 

今天在网络上就看到有山西同乡及自媒体转发吴晓波在其自媒体发布的题为《山西票号百年祭》的文章。​

 

文章的导引是：​

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把山西票号的失败归结为“与政府特权的契约”，这个论调不仅是片面的结论，更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论调。​

 

 

说“晋商是官商”是老调重弹​

 

票号是晋商的创新业务模式，一开始是为商人服务，后来，拿下政府的业务。为了拿政府的业务，票号肯定要进行营销、公关，但是，因为有政府的业务就说是官商，这无疑是片面的。​

 

山西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才是以日升晶为代表的晋商称雄中国500年的成功之道。​

 

一天，平遥城内有个讨饭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一千二百两的汇票，到日升昌要兑付白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当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因为生意很红火而大赚了一笔。为了安全起见，丈夫决定通过日升昌的票号把钱寄回家，却不料在回家途中身染疾病而死，而老太太并不知情。几十年后，在清理丈夫的遗物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张藏在皮袄里的汇票。事实上，这张汇票是30多年前的，按照有关规定，当时已经无效了，但日升昌没有赖帐，而是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日升昌此举博得了广泛的好评。​

 

如果是官商，山西票号何必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什么是官商，对比今日的国有四大银行，官商本质可见。​

 

中新网无锡2014年2月28日电“收到银行短信提醒后，我才发现捆绑信用卡的借贷卡上金额不足了，所以我当天上午就通过支付宝还清了信用卡欠款，没想到一周后账单上还是多出了一笔200余元的透支利息”，无锡市民徐女士28日向媒体表示，自己对工商银行信用卡晚还款半天就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颇为不解。对此，工商银行方面称，这就是规定，虽然徐女士不是恶意拖欠，但既然超时不还，这笔透支利息就自然会产生。​

 

只有官商才敢做这样的事情，工商银行敢收透支利息，山西票号即便是过期的存款都能兑付。​

 

以政府为客户：山西票号为何不入股政府银行？​

 

就惯有的晋商是官商的说法，我曾经请教过小说《白银谷》作者成一先生，他说“晋商是以政府为客户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常常拿来给有兴趣的人分享。毕竟，成一先生是用16年写就的一本晋商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吴晓波先生在文中写道——​

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如果晋商是官商，那何不趁机入股官家银行？其实，恰恰是晋商对清政府的腐败有清醒的认知，才不愿意入股。​

 

票号究竟因何而衰？​

晋商到底因何而败？​

 

吴晓波先生在其文中写道：​

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规律，在两千年至今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

 

票号之衰，不在其不谋，而在其无法谋。面对战争，任何民间的商业都是没有立锥之地的。​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O％。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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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命运之悲，在于其试图依据自身力量斡旋于战乱漩涡中，但山西票号之赞，在于其耗尽自家资财而不悔的商业境界。尤其是后来，山西票号的很多后人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中，那在当时是比做生意更重要的事情。一代晋杰投身为民族自由的战斗中，是晋商的另一种身影。​

 

公元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同样是公元1914年。靠着沙俄的撺掇，外蒙古宣告独立，拖欠大盛魁的600万两白银也因此一笔勾销。在这一变故中，大部分旅蒙的晋商商号纷纷破产。大盛魁虽然没有倒闭，但已是夕阳西下。最后一任大掌柜段履庄，伸手接过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商号，这个昔日最大的国际企业集团，就此走向没落。​

 

1937年，日军占领绥远。得知段履庄在商界的威望，日本特务机关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面组织维持会，遭到段履庄的严词拒绝。朋友担心他遭日本人报复，劝他出外躲避，段履庄谢绝之余说道：“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何惧之有！”​

 

100年后，祭晋商，要祭晋商的魂，而不是片段地曲解那一代杰出的文明。​

 

曹东家，谨以此文，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