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彼德·德鲁克的企业家精神定义，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以创新、务实和可持续的方法解决企业发展问题。所以，对企业家有着很好理解的复星集团老总郭广昌曾经发誓，“我做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修行成一个企业家，把荣辱放在一边，以进取的精神做理智的决策”。

　　商业从来不是平静的“港口”。那些不愿意冒险，不善于冒险的人是难以成为企业家的。

　　那么，成就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基因是什么？这种记忆支撑着怎样的财富灵魂？

　　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不需用费力地去寻找。当21位盐商、铁商、流通商、金融商等21位富豪神采飞扬地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中时，商人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为盛世“文景之治”的一道风景。

　　正如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企业家论坛上所言：在书写企业家传奇的路上，我的精神一直仰视着中国的晋商、湖商，他们的故事一直提醒我，我们要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被消费者接受的优质产品，企业更大的创造在于一个富有感染力的企业精神与企业人格，并以之引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品位的人生境界，甚至去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观。

　　在中国，每次当学者和经济学家们探讨到商人的精神基因话题时，最初的激动都会被“结果”弄得感伤：因为在将近2000多年的时光里，在国家主义思想影响下，制度带来的对商业、商人的“矛盾纠结”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商人的精神也出现了断裂。

　　改革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呼唤着一种新型企业家精神：振兴民族工业，形成强大的企业家阶层。因为任何人都不反对，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推动社会进步，成就新时代的商业文明，真正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届“金马奖”获得者、原东北某造纸厂厂长孟广海就属于少有的“光荣退休”的企业家。因为20个获奖者陆续出现问题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遗憾。退休后他远走他乡，隐蔽而低调地过着“工程师生活”。记者翻开1998年采访他的笔记，他的话依然清晰：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大张旗鼓地向世界开放时，断裂的历史是需要有责任精神的人来续接的。我们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都有着尴尬的身份，“一半在商场之内，一半在商场之外”，但正因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血脉”，使得这些人感到“再也耽误不起生命”了。“实业报国”之梦必须圆。

　　有梦想一定要实现

　　原深圳某厂厂长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年奉献给“深圳速度”。1998年，当他带着优质产品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时，这位汉子落泪了。

　　2011年6月25日，记者打通了他的电话。这位参加过两届“企业家活动日”的企业家激动地说：“这一个月我的孩子们都在唱红歌，这让我想起自己入党宣誓时说的话。我一辈子都是按照自己的誓言去实践的。当年的行动比不上如今企业家的时髦，但是梦想都实现了。”

　　中华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沉淀着很多企业家的思考，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创业时期。

　　自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一次的“企业家活动日”以来，每个层面的企业管理者、企业家都用心聆听着某种声音，辨析着方向。

　　“中国企业家开始认为自己具备身份认同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研究者在1997年的结论。

　　但是，最令研究者头痛的事实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在成为“企业家”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之前，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经济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中国儒家思想和道教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中国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从这个观点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虽然具备爱国主义情怀，实现理想的激情、奉献精神，但又的确缺少“承担风险和创造”的先天基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韦伯无法看透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历史“背景”。经过“文革”时期“憋闷”了很久的智慧已经“泛滥”成了另一种精神：“弄潮儿精神”。

　　就在很多商业人士研究和探讨东方文明为什么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2011年，记者采访了女优秀企业家哈尔滨凯莱商务酒店董事长王桂兰。她说：北京企业家的记忆里一直有颗星，那就是首钢厂长周冠五。他站在高耸的炼钢大炉前的“英雄形象”和冯根生站在惊涛拍岸的大海边遥望远方的“伟人形象”照片一样，影响了我们很多人。

　　无法否认，在那个黄金时代，优秀企业领导者坚毅的笑容和伟岸的身姿成为不同层面企业家的精神安慰。毕竟“弄潮儿”不仅仅体验惊涛拍浪的潇洒，更多的是“如履薄冰”。

　　修养，永远的课程

　　1994年，时任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企业家队伍要坚持的几个标准：经营管理能力，驾驭市场能力，为人处事能力，政治上的高素质。他“告诫”企业家，“只有这些精神素质组合成功，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有企业领导者。”

　　一个掌管着几万人命运的国有钢铁企业管理者、连续两届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的企业家2011年退休时接受了《中国企业报》的采访。他说：具备政治素养对国营企业领导来说非常关键。我肯定不是全才，但是我要努力带领队伍奔这个标准去。“担当”是我的精神内核，但是“政治修养”才是使精神内核演变出很多种能力的保证。国有企业的功劳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但是如果出现大失误，那一定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清醒之处。”

　　发展中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一直有老兵和新兵。优秀的企业也都在默默地培养着接班人。政治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都是老一辈企业家要“交接”的内容。

　　海尔总裁张瑞敏说：个人才华很难复制，但是，企业家精神可以传播。尽管像国企很难把企业家精神全部贯彻到位，但是，大部分企业股东代表和经理人还是要追随着“企业家精神”来实现梦想。这在创业前和创业中都要成为必修课。

　　柳传志与王石、任正非、任志强等优秀企业家就像“英雄”，在传承“基因”的道路上前仆后继，无怨无悔，承担着伟大的使命。从这个事实上看，企业家从来都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既然企业家的精神必须是群体精神，才可以影响这个国家，成就这个国家，那么，企业家群体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精神定位：做顽强的骆驼。

　　这符合基因学说，也符合未来的呼唤。

　　时代的建设者

　　延续着“爱国主义”精神基因的中国企业家们，在2008年感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惧。

　　“从未有过的残酷现实提醒着我，你有强大坚韧的精神内核吗？你可以把梦想坚持下去吗？因为不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者提示我们：经济危机下的自我救赎，永远是企业家一个人的战斗。而这种战斗最有利的武器就是企业家精神。”这是上海某乳业领导写的博客。

　　田溯宁曾经在2011年写过文章《不要放弃这代人的勇气和梦想》。他说：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的给予。很多人难以想到，在美国我学习的是草原专业，今天却成为互联网公司的领袖和投资人。企业家精神有时候是沉睡的，需要梦想来唤醒。企业家的精神有时是停顿的，需要危机来刺激。关键是我们要时刻建设企业家精神。我们要分析，李嘉诚、默多克身上持续的激情和动力从何而来？

　　其实，田溯宁就是谈中国企业家与世界上优秀企业家在整体素质上的差距：科学的冒险精神。因为失去对世界建设性的创造，企业家个人的精神也会渐渐枯萎。中国国有企业某高管坦言：部分企业家由于没有坚韧的精神内核，更缺乏世界性眼光，靠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成就了辉煌，所以在企业再继续发展过程中常因为实力不如对手，导致决策失误，最后衰败。

　　2011年6月25日，在中石油北京分公司表彰优秀党员的现场，一位当年的优秀企业家获得者表示，中国各界呼吁“创新制度，保护企业家资源”的理想一直难以实现。很多老一代企业家手里都保存着的袁宝华的《论企业家修养》里讲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胸怀全局，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丢掉幻想，搏击市场；锲而不舍，刻意创新。既然企业家资源如此稀缺，那么，我们只能在社会大环境还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从失败的逻辑中找到让自己可以避免的“隐忧”。

　　一位企业家思想研究者日前发表《企业家修养》：解读那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从优秀人才到罪犯的命运，一定要解读他们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逻辑，那些表面上的“修养缺欠”是难以掩盖属于内心的精神焦虑的。

　　张瑞敏的思想简单而坚定：活到老学到老。中国企业家尤其要做到这一点并发扬光大。他喜欢读1997年一家杂志“创新”了的广告语，“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杂志”。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某高管对记者说：1997年以后，自己真的是和几位企业家朋友一边调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一边悄悄掏钱买思想，“梳理心性，反思成功与失败，做人格建设。

　　2000年4月21日，中国企联会长陈锦华在第七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再次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难能可贵，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个创新不仅仅是产品的创新，还包括价值观。企业家的价值观可以带来更大的价值，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企业家如何认识自己的价值？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指出：企业家价值的高低体现在为社会贡献的大小：为社会创造多少财富、为群众提供多少有效的劳务、解决多少人的吃饭就业问题、为国家提供多少税收、企业以多快的速度成长、在世界竞争中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荣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国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已经诞生。这个队伍中既有怀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傅成玉、柳传志、任正非、宁高宁、王石、冯仑、冯根生、宗庆后、李东生、张瑞敏、金志国，也有继承传统同时开创新商业文明的张朝阳、潘石屹、丁磊、马化腾、马云、杨元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些优秀企业家的资源互补中得到了科学解决；中国企业家阶层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也同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带来了全球化视角，其群体精神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