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看“阴谋”，但是由于对阴谋关注过多，所以往往看不到阴谋之外的阳谋。

举国关注的力拓“间谍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间谍门”让铁矿石谈判这个经济领域的事件，变成了公共话题。事实上，在媒体过度聚焦“间谍门”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间谍门”的背后。《铁规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生动的视角。

谈到铁矿石谈判，日本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由于以前在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12年的关系，我一直对关于日本的经济新闻有一种职业“敏感”。

在近几年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中，日本钢铁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一种特殊角色。2009年5月26日，力拓发布公告称，与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公司已达成新财年铁矿石合同价格降价33％的协议，而此时中国企业正谈判要求降价40％。日本企业为何愿意接受高价格，而不和中国一起联手争取一个低价格呢？这里边有什么“深意”吗？

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中讲过，当日本财团30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上游资源时，国人还陶醉在“地大物博”的自我宣传中。

30 年前日本的确资源匮乏，然而日本大型财团中的综合商社与钢铁公司互相持股，结成利益联盟，早早着手海外资源布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抓住良机，低价大举投资海外矿山。30年后的日本，已在全球拥有了大量资源，在上游产业链建立了稳固基础，而中国钢铁企业海外资源开发力度已大大落后于人，“中国反而成为了缺资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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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日本，可在铁矿石谈判中，为何中方要一再压低价格，但日本却总是率先同意将价格上涨呢？

在资源领域要获得竞争优势，不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主要是靠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在这两点上，中国没有多少竞争优势。

另外，日本企业情愿高价买入的更关键原因，是日本企业与三大矿山巨头存在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日本企业同时拥有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的股份，表面上看日本接受了比中国钢铁企业要价更高的价格，但它却可以通过持有的股份对冲这一损失，甚至获取更大利益。这也就意味着铁矿石价格上涨，日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会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更重要的是，日本和韩国钢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都是卖到中国市场，涨价的部分自然也都被转嫁给中国了。这正是铁矿石谈判中为什么新日铁总是率先达成涨价协议的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合作关系。

根据1981年确定的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每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世界主流铁矿石供应商与其主要客户进行谈判，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结果不难想见，一旦作为主要谈判参与方之一的新日铁率先接受涨价，中国钢铁业只能被迫接受。

日本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基本国策的物质基础。同样，和日本在矿产贸易中关系紧密的韩国，奉行的也是这种“财团模式”。

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又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诸方面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海外扩张过程中，其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重要职能就在于打通当地“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日韩式”的综合商社牢牢控制了金融企业、商业和产业，将三者紧密结合；而“美国式”的经济制度将金融和产业分离，讲究的是“钱生钱”，导致大量产业流向别国，因此容易产生“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

“日韩模式”其实源自中国古代的晋商和徽商，那时候的“钱庄”就是如今的银行，而“商会”就是综合商社，因此“财团”与其被称为“日本模式”，不如被称之为“东亚模式”。

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在这方面应从“学习美国好榜样”转而“学习日韩好榜样”，向日韩学习，掌握产业的主导权，只有掌握产业的主导权，才能拥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一片空白，很多产业还未发展起来，当时学习“美国模式”是必要的，而现在则应学习“日韩模式”，从“做大”（万马奔腾）转向“做强”（综合集成），通过增强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这样才能应对外国垄断资本的盘剥，而“不会沦落为外国企业的提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