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自古天下脊”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晋东南地带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自有农耕文明以来，诸神合流，文武并彰，而传奇的潞商更是一 度将它引向繁荣的巅峰。透过黑色的煤，它还会向我们呈现出怎样的色彩？

　　太行寻踪

　　薪火相传的技艺，尘封的砖石及其承载的偶像在﹃天脊﹄流传千年，必定根植于极深的土层，盘丝错节成牢不可破的生命体系。

　　绿皮车向晋东南缓缓行进，海拔渐次升高，故事与传说仿佛逐尘而来，四处散落的遗迹提醒你凝神观看绵延的画卷；立于太行余脉之上，你原以为可以 俯瞰过往云烟，最后却只能仰视与苍穹相接的历史。

　　“天下多名山，太行居第一。潞泽伯仲间，上党天下脊。”这片区域的古名，以及历代人们对它的认 知，皆源于其地理特征—东陡西缓的太行山于此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造就了平均海拔逾千米的高原。而名山大川必藏诗章，苏东坡偶然的鸿爪雪泥让“天下脊”的 别名流传至今。

　　从地形上看，这里就像一个硕大的“鸟巢”，栖息于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围拥的臂弯中，加上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的滋养，最适合“孵 卵”，因而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正如地理学家竺可桢所认为的那样：“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所以世界古代 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

　　一、如今人们能够读到的关于上党的文献中，大多是描述山川地理及其作为军事战略中心的地位，作者借以寄 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然，其中也有关于矿藏资源的提示，如“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朱”确凿地证明，从初唐开始，上党地区便是香料和墨的重要生产地。

　　与 此同时，上党地区最重要的矿产—煤，“天下脊”的“脊髓”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历经百年开采，至明中晚期开始主导地区经济。于谦《咏煤炭》一诗写道：“凿 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独深。爝火燃回春浩浩，烘炉照破夜深沉。”正是反应当时开采的繁盛场景。

　　中国的民间手工业往往衍生和依附于地域的主导产 业。于是，唐以降，上党地区生铁冶炼、砖雕、琉璃等技艺勃然兴起。这固然有赖于本地资源储备的丰富和多样化，同时也与传统中国一个独特商人群体的崛起有着 莫大的关联，他们便是“豪商大贾甲天下”的潞商。

　　潞商是晋商的先驱，这群高原来客，受限于贫瘠的农耕土壤，很早就开始贩卖盐铁、药材和丝织品。数 代积累之功，明清时期终于晋升为“天下第一商”。洛阳城中至今保存的潞泽会馆证明了他们当时的地位。《潞商文化探究》一书的作者孙宏波认为，上党工商业的 发展为其商帮的形成和细化提供了基础，而他们宗族化经营、精细分工、全国分流、诚信为本的经商模式是其财富迅速积累的原因。

　　潞商作为民间商业力量 对上党的繁荣功不可没，他们贩卖的“潞绸”媲美江浙丝织品，也一度让“潞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遗憾的是，再强势的民间力量也抵挡不了行政的 打压，清中晚期重农抑商、限制贸易的政策使得辉煌一时的潞商渐趋末路。曾有着数百年经商史，经营三十多家字号，生意遍及全国的潞商代表—申氏家族也由此家 道中落，惟余风雨洗礼的旧宅令后人怀想一代商帮远去的背影。

　　随着潞商的谢幕，晋东南的多数民间手工艺也因失去了源流滋养而徒有躯壳，如今，它们有 的在衰亡边缘挣扎，而有的试图进入现代市场，浴火重生——它们的命运目前依然取决于行政力量干涉的力度。商业生发的契机固然不能只是来自政府的保护和扶 持，而只能迎合当时市场的需求，遗憾的是，作为“天下脊”的经脉，这些传统手工业因高昂的成本和无法突破创新的技艺，正一步步地走进历史博物馆。

　　二、而 仰头就是神话。晋东南最早的历史可以溯源至制耒教化民众的神农氏—对先祖的图腾形象如今封存在位于今高平市的炎帝陵中。自此以降，儒、释、道三家合流， “凡百神灵，尽须顶礼”，孔子、关公、玉皇、观音等诸多偶像被搬进寺庙与祠堂之上。

　　杂糅的民间信仰无疑是农耕文明时期地理依赖症的滥觞，正如马克 思所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

　　诸神往往端坐在同一神庙之中，妙像庄严，共渡黎民苍生。 这一特质在长治市郊的观音庙体现得尤为明显，老子、孔子、玉皇、佛祖与观音等不同派系的彩塑偶像沾满尘灰，聚首于十多平米的暗室殿堂之上，天尊与罗汉立于 两侧，中间细笔雕镂的琼楼玉宇或坐或卧地栖息着三教各界神佛，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堪称宗教奇景。这座观音堂建于明代，由当时乡人集资修建，如今交付于长 治近郊梁家庄的一位村民看管。平日香火稀冷，只有在重要的日子举办祭祀与庆典仪式。

　　晋东南的古建筑星罗棋布，约有两千余处，仅宋、金以前的木构建 筑就有31处，在全国首屈一指。这些年代不一的古刹往往依太行山而建，隐藏在深山丛林之中，融合周边优美的山水和民俗景观，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却一直鲜 为人知。

　　山西政府曾多次出资保护这些古建筑，大多数交由所在地的村民看管。位于平顺县王曲村的天台庵，是中国仅存的四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之一，村民 刘建红几代人看守着这座古庵，在收取了20元的门票费用之后，他向我们讲述这座建筑使用“唐三彩”的一些特点和相关的故事。但是很显然，他所知甚少，对于 建筑的保护也仅仅停留在看守上。位于该县实会乡的原启寺与大云院情况类似，后者以每年两万的价格承包给一户农家，每逢有参观者，这家人便走二十分钟的山路 上来开门。

　　长治旅游局的一位负责人说，尽管这里人文与自然资源比比皆是，但是旅游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制约的瓶颈。比如交通不便，各景点也没形成规 模，参观下来要花费不少时间，同时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也并不完善，如今前来参观者大多是对古建筑有兴趣的专家学者。

　　三、幸亏还有煤与其他 矿产资源—如果说漫山遍野的物质遗产与日渐式微的非物质遗产是晋东南的绿色资源，那么这些黑色宝藏，自中国步入工业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晋东南经济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

　　也正因此，这一区域乃至整个山西长期以来遭受经济模式过于单一的诟病—它在煤炭产业上的得与失，被视为山西经济的晴雨表。长治市的 GDP总量2009年逼近200亿，仅次于太原；潞安矿业集团长期位居山西百强企业的前十名。这一地区命运的戏剧变化和煤炭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至于长治 前市委书记吕日周曾明言：“离开煤，我们仿佛就没了产品，没了企业。”

　　但在区域经济研究学者看来，所谓的单一模式其实并非问题关键。印度经济学家 潘德拉格认为，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让足够丰富的能源来主导经济发展并非不可取，但产值增长并不意味增长，衡量活力一个重要指标在于能源产业是否能衍生出 若干分支来给它支撑。

　　在上党最辉煌的宋明时期，煤铁曾经令生铁、琉璃和砖雕流行一时，甚至间接带动了丝织业的发展。如今该地所蕴藏的能量显然没有 得到自如释放，煤炭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并不对称，软性驱动力不足。过于丰富的绿色旅游资源最有潜力成为辅助产业，却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或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名号下挣扎，或安静地藏在太行山的沟壑之间。

　　韩国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做法或许值得晋东南参考。首尔的李朝民俗村依托建筑景 观还原先民的衣食住行，祭祀音乐以及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则成为招徕游客的重头戏。而被列为国家“无形文化财”的表演者随时都会赶赴不同的舞台。

　　走向 商业化并非晋东南文化遗产的惟一选择，薪火相传的技艺，尘封的砖石及其承载的偶像或许有更好的宿命，它们既然能在“天脊”流传千年，必定根植于极深的土 层，盘丝错节成牢不可破的生命体系。

　　太行崔嵬如故，“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不知何时，漫山遍野才会迎来完全绽放的时刻。

　　潞商之殇

　　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上党曾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以潞州为中心，依附于丰富的矿藏， 盐铁、丝绸、药材……曾造就了辉煌一时的上党商人，这就是我们说的﹃潞商﹄。如今，他们的神话凝固在废墟之中，变得遥远而模糊。历史的风尘如何成就而最后 又淹没了潞商？

　　冷却的“铁脊髓”

　　虽然上党在炎帝的时候就曾 “日中为市”，唐玄宗为潞州别驾时，也曾“宣风问耆艾，敦俗勤耕桑”，潞州一派繁荣，但这种繁荣仍然固定在风调雨顺、农业文明的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真正意 义上的“潞商”。

　　潞商的出现并形成，是在明朝以后。明朝中叶，是潞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潞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以地域优势打造名牌，以重 工业煤、铁、铜、锡为主打产品，带动辐射了手工业和农副产品的发展，市场逐步拓向全国。

　　明末清初，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先后有裕兴泰、东和丰、西和 丰、庆顺永等数十家铁货庄出现，京城一时掀起“非潞州铁货不买”之风。清代，长治铁业发展至鼎盛时期，太行山上的这块小盆地再一次以它的繁荣而使全国瞩 目，历史记住了一个地名，那就是长治县荫城镇。

　　荫城冶铁，历史悠久，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13年，荫城就有了简易的铁骑制作。战国末期， “长平之战”中秦赵兵士用的铜柄铁剑等许多兵器就是由当地制造的。明清时期，荫城几乎成为铁货的代名词。荫城及其周围的132个村庄家家有铁炉，人人会打 铁，炉火刺破夜幕，与星光共辉，锤声惊醒物眠，与鸡鸣互闻。

　　荫城铁货，包揽了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全部，多达三千多个品种，制艺高超，非一般铁货可 比，规格精巧，独具地方特色。然而荫城弹丸之地，靠的是手工操作，即使人人打铁，又能造几根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满足全国市场需求的。这应归功于荫城人的 善于经营。

　　荫城铁货以其品种全、质量高而创出名牌之后，极大地刺激了上党地区冶铁业的蓬勃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冶铁集团，长治、高平、壶关、 陵川、晋城等县的几百个村庄、千万户农民在齐集在荫城铁货的旗帜之下，把自己的铁制品源源不断地运住荫城，至今当地还流传有“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 能干”的民谣。过硬的产品质量是荫城铁器数百年来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而为了保证质量，荫城铁器有一套严格的检测制度。

　　清代至民国年 间，荫城铁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据该镇辛梓村西庵庙、石炭峪村玉皇庙碑刻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荫城铁货奔流全国”，铁货交易年均一千余万两。

　　荫 城人以咫尺之地而驰骋万里，得益于他们强烈的商品意识和非凡的商人魅力。

　　由于荫城铁业具有鲜明的传统封建社会作坊式的生产特点，因此荫城铁业兴于 民族工业萌芽之时，却毁于资本主义工业对中国市场的冲击。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工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荫城铁业传统分散的作坊式生产方式使其 很难与国外资本主义专业化工厂生产相抗衡，在技术革新中被淘汰出局，是荫城铁业衰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荫城铁业再次受到重创。1939年 日军占领长治，铁业生产和其他手工业几乎全部停产。日军侵占使荫城铁业蒙受重大损失，铁货产品下降到两百余种，且对外销路全部堵塞，这是潞商铁业衰败的又 一个重要原因。

　　铁业衰败的再一个原因是制铁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中国传统的作坊式手工业生产技术通常是父传子、子传孙，越是独特的技术越保 守。如荫城南街的郭老汉会做皮刮子，此技术独此一家别无他处，当时一个皮刮子卖到三块银元，但由于郭老汉膝下无子，这门绝活只好带进了坟墓。

　　随着 上党铁业凋零、百业凋零便可想而知。失去了产品的依托，商业便成了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潞商的衰落也就在了情理之中。

　　“黑 金”变奏曲

　　潞商铁业的兴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变化。当铁业兴盛时，当地的采煤业、纺织业、当铺、银票等都蓬勃发展并生意兴隆起来，形成了铁业兴 百业兴的局面。

　　提到山西煤业，人们总是无可避免地想到一掷千金的“煤老板”，联想到血泪斑斑的矿难。山西正在加速推进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 行动，意味着小煤矿的彻底终结，也使得山西煤老板行将谢幕。

　　追寻山西采煤业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谢幕的“黑金帝国”有着颇具争议的资 本传奇。

　　山西大地至今仍保存着传说中女娲烧煤炼石补天的遗灶，同时它也因革损益，发扬光大，保留了悠久的关于煤的文化沉淀，应该说山西采煤业在它 发展的各个阶段，历来在全国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长治是我国开采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地区之一，战国时期，上党已利用煤炭制造兵器。褚人颖的《坚瓠 集》还记载了上党(今长治)地区唐代以前已经广泛利用了煤炭，且将其崇奉为神的经过：“李嗣昭守上党，为注人所围，城中盐炭俱尽……得石炭，晋王自将解 围、躬奠其地，立二庙曰盐神、炭神，世崇奉之。”唐宋时，长治煤炭的开采已较普遍，并且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明代的长治煤炭业更为兴盛，于谦巡 视上党时曾作《咏煤炭》诗一首：“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独深，爝火燃回春浩浩，烘炉照破夜沉沉。”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煤炭开采的情景。清初曾抑制 采煤，历时百年，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为山西煤炭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近代，采煤再度兴起。“煤老板集体发迹始于2002年国家放开煤炭 价格以后，煤炭资源日趋紧张。”中央财经大学晋商研究专家徐华教授认为，“并且随着运输业的发展，煤老板的实力随之发展壮大。”

　　与越来越多的煤老 板暴发户同时映入人们视线的，是越来越频繁的矿难。以至于直到今日，很多人仍旧认为，矿难的产生是煤老板单方面追求暴利的“原罪”。

　　正是由于这些 “原罪”的存在，很多学者并不承认迅速崛起的煤老板是“新晋商”。经济学家梁小民公开认为，“今天的山西大商人多是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失去晋商精 神，不算晋商！”

　　然而，山西的煤矿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2009年初，煤炭行业史无前例的大整合在山西拉开帷幕，大量山西小煤窑在本轮“国进 民退”之后，将彻底淡出历史舞台，煤老板日进斗金的创富故事也难再现。

　　作为现代山西经济的“脊髓”，煤炭业又一次的变革或许会驱逐拥有巨大财富的 煤老板，但“诚实守信、义利并举”的晋商精神何时能够回归？作为富甲一方的隐秘群体，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他们建立起来的“黑金帝国”将会如何演变？

　　潞 绸悲歌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山沟深石多的太行山上党地区，不仅仅有坚硬的煤与铁，也曾产过可以和杭州丝绸相媲美的优良丝绸—潞绸。

　　煤铁作为 山西的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但潞绸因资源贫乏也几乎毁了潞商。

　　明清两代，是我国丝绸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史料记载，当时著名的八大丝绸产地有苏州、 南京、杭州、嘉兴、潞安府、成都、广州、福州等地。其中，潞安府是惟一的北方丝绸主产区。

　　潞绸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当时在潞安府 “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其机则九千余”，绸庄丝店遍布街巷，机抒之声随处可闻。由于潞绸在全国的畅销，身潞绸衣，着潞绸装，一时成为人们的时尚和必需 品。故明人郭子章说：“潞城机杼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

　　这一点，我们从明朝的许多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沈瓒的《近世丛残》，翟九恩《万世 武功录》，方逢时的《大隐楼集》以及《张献忠陷芦州记》，创作于明初的杂剧《玉壶春》、《说唐》和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及潞绸，仅《金瓶梅》就有 17处提到潞绸。一种产品，能在短时期内载入典籍尤其是进入文学作品，而且如此广泛，可知其影响之深远；一种商品，从地方官吏到绿林好汉，从市民家属到青 楼妓女，“士庶皆得衣”，可想其销售之繁荣。

　　为了潞绸的生产和销售，为保潞绸名产的质量和信誉，从明到清，多少代机户和潞商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 力，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潞绸的织造，离不开当地的蚕桑。虽然《隋书》上早有“上党之民多重农桑”的记载，但那只是小户的农家养蚕丝织，由于 地处北方的太行山上，种桑养蚕的地理条件远远比不上南方。清乾隆《潞安府志》上说“(潞绸)丝线取给山东、河南、北直等处。”也就是说，虽然潞绸质量上 乘，但它的原材料多是由商人从外地运来的—这正是它致命的要害所在。

　　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当地官员和百姓也曾克服气候干燥、天气寒冷等条件大量种 植桑树，然而丝线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清代时，为了潞绸生产，潞商们必须远到四川等地从事生丝收购，长途贩运。

　　潞绸生产就是这样艰难而顽强地维持 着。潞绸不仅有雍容华贵的外表，更有柔韧坚实的质地。潞绸的制造和经营者，同样也具有这样柔韧坚实的品格。潞绸在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依旧能跨越千年的历史 长河，就是最好的明证。

　　到了明清之交社会大动荡，以及朝廷的横征暴敛，广大机户不堪其苦，怒而“焚烧绸机，辞行碎牌，痛哭奔逃，携其赔累账簿，欲 赴京陈告，艰于路费，中道而阻”，终使潞绸行业一蹶不振。光绪八年，经中丞张之洞专折奏请，长治停额供之例，从此潞绸便销声匿迹了。

　　走进昔日风光 无限的潞商院落中，古旧残损的彩绘飞檐掩饰不住往日主人的富丽生活，雕刻精细的花鸟鱼虫和书法造诣颇高的牌匾楹联，仍可看出潞商们文化修养、经商理念和处 事总则。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奇 葩"尚未凋零

　　经过十几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才能创造出一幅堆锦作品，每一道都考验创作者的技能和耐心，而且高度 依赖手工—这正是上党堆锦作品价格不菲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一直徘徊在消失的边缘。

　　黄 昏的光线恰到好处，厂房二楼的房间内一派祥和，涂必成端坐在一角，专注于铺展在木桌上的图案。这是一幅百鸟朝凤图，铅笔勾勒的轮廓刚刚张开羽翼。灰白的脑 袋跟随着凤凰的脊骨游移，似乎在寻找一根不太柔顺的羽毛。

　　他自幼学画，1968年进入长治堆锦绣文化研究所，悉心钻研“中华一绝”的上党堆锦。后 来又去人民大学拿了佛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草图尽管无色，但他神游其中，彩丝缤纷而有序，交织出五彩斑斓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又偏爱浮屠，四十多年间 不知为佛祖与菩萨画过多少肖像。

　　涂必成几乎在这里坐了一天，长时间伏案让这个63岁的老人双目有些茫然。他看着眼前造访的年轻人，思维尚未从线条 切换到语言。香烟就要燃到手指，于是这个上党堆锦的传承人又轻轻从烟盒里磕出一根芙蓉王，对着将熄的烟蒂猛吸几口点上。这种火苗的传递令人想到他自身的处 境。然而他终于舒展开沟壑纵横的脸庞说道：“一天里，从点上第一根烟开始，我就再也没用过打火机。”

　　堆锦陈列室就在创作间的隔壁，看起来与会议室 一般无异。墙上悬挂着不同时期的堆锦作品，《关公》、《八仙过海》、《观音文殊金刚手》……以及挥斥方遒的毛泽东。他目光凝重地注视着这些作品—被人称为 “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的上党堆锦，终于缓过神来。

　　没出意外，果然是从历史开始说起。

　　一、隋炀帝用丝绸缠树的传说早已尽人皆 知，虚饰的繁华暂且不论，自隋朝起，宫廷里便有一种用绢制作工艺品的风气。

　　绢是一种质地薄而坚韧的丝织品，文人雅士，兴之所至，在绢上题诗绘画， 山水花鸟皆得其致，时人称之为绢本。但平面的东西总令人意兴没有尽释，于是有人用丝织品包以棉花堆制出有浮雕效果的作品，少许染色，称为堆绢。

　　其 时潞绸已经跟随潞商的足迹流传天下，北方的织造中心渐具雏形—当然，它的鼎盛期还在数百年后的明清。各县广植桑树，织机唧唧复唧唧，四时不歇。绸庄丝店遍 布街巷，天青、沙蓝、月白、真紫……各种色彩让潞州城显得格外缤纷。

　　唐中宗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四月，22岁的李隆基以临淄王的封爵和四品卫 尉少卿的官职，出任潞州别驾。这位六岁即能歌舞而又颇懂享受的王子，首先在潞州普及的是宫廷音乐，他每天对着歌姬们燕饮作乐，感到音律虽美，似乎还缺少了 什么。春日方暖，他看到发芽的桑树，忽然醒悟。命人将从宫中带来的堆绢挂于官邸，以缤纷之色映衬盛唐之音。

　　潞州的官员们纷纷仿效，蔚然成一时风 尚，他们虽然无福消受宫廷的堆绢，却坐拥质地毫不逊色的潞绸。上行下效，堆绢传入民间，从此上党古城就有了一种称之为“堆花”的手工艺品，也就是今天的上 党堆锦。唐玄宗李隆基也被供奉为这门艺术的祖师。

　　二、涂必成接着说：“上党堆锦艺术距今已有1300年的悠久历史，因为制工精细、制作时间 较长，所以价格昂贵，不是官宦之家、豪富商贾不敢问津。而明代潞商的掘起和清朝晋商的兴起，就为上党堆锦艺术画的销售市场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潞绸 和堆锦也给这些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上党堆锦艺术后来的的发扬光大，并不仅仅因为高端市场的热捧，而是源自自身的传承与创新。“‘传女不传 男，传女儿不传媳妇’的老规矩虽然苛刻，但这门艺术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上党地区世世代代能工巧匠的艺术传承，逐渐趋向成熟。”

　　到了清朝末年，一 个人物的出现，改写了堆锦的历史，使上党堆锦艺术名声大振。他就是出生在长治市炉坊巷的李模。1915年李模、李时忠、李时庸父子仨人历时三个月精心设 计、堆制的《春夏秋冬》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质奖，与杏花村汾酒齐名，蜚声海内外。这是史载中山西最早获得的两个 “世界级奖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党堆锦重整旗鼓，经常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1957年，上党堆锦艺术《和平与友谊》作为国礼馈赠来访的前 苏联代表团。而1964年秋季广交会后，堆锦产品《八仙》等开始出口到美国、英国、加拿大及东南亚诸国。“尤其是堆锦《八仙》的大批量生产，把手工作坊式 的手工艺品制作向流水作业线迈进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千余年来沿袭的家族传艺形式演变为师徒、社会传艺，文革期间，许多文化遗产毁坏殆尽，而制 造毛主席头像的上党堆锦艺术，却掀开了最辉煌的一页。

　　三、要经过十几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才能创造出一幅堆锦作品，每一道都考验创作者的技能 和耐心，而且高度依赖手工—这正是上党堆锦价格不菲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一直徘徊在消失的边缘。36×36(CM)的普通图案作品最低售 价为800元，而208×108(CM)的《富贵荣华》售价则在35000元以上。

　　“堆锦的大致工序是这样。”涂必成娓娓道来，“要先将所表现的 题材设计成图纸或画成所需色彩的工笔画；把设计好的图形描在薄板纸上，并照线条剪裁成若干块；再在这些薄板纸块(片、条)上贴‘飞边’、续棉花、压纸捻； 接着按图的要求将上述薄板纸块蒙上所需要的五光十色、色彩斑斓的丝绸锦缎或特殊纺织品，并拨硬褶或捏软褶；然后将这些包有棉花的丝绸锦缎块状堆粘在一起， 人物的脸、手及裸露部位用特制颜料彩绘，并用金、银、彩线和珠宝加以装饰；将制作好的半成品全部堆粘在已经绘画好场景的、非常平整的底板上，使物像呈现浮 雕效果；最后装订在玻璃相框内，一幅形象生动的堆锦艺术壁画就算完成了。”

　　最关键的在于人物面部表情的创作，涂必成承认自己早期的创作表情单一， 无法完全诠释表达对象的细微特征，在后来的摸索中才慢慢改进。“这是画龙点睛的地方所在，一尊佛也好，一个历史人物也好，你除了得知道他的背景，做过哪些 事，还得设身处地地去替他想。”

　　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丝质软体浮雕艺术创作，在中国偌多的传统手工艺中，上党堆锦之所以被称为“奇葩”，除了丝绸锦 缎特殊纺织品布料重新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绘画这种独特形式、精湛的工艺、独特的层次、变幻莫测的纹理以及由此形成的视觉效果，更在于其稀缺性。

　　“曾 有人向我下过大订单，几个月内要三百幅堆锦作品，我当即就拒绝了。不是不想，而是真的做不出来，如果能够大批量生产，那堆锦也就不是堆锦了。”涂必成现在 的堆锦厂，年产量也不过在百件左右。

　　四、“每一幅画都有一个独立的故事内容，每一套画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典故。”涂必成如是解释堆锦艺术， 而他几十年所创作的画也能看出他个人的故事和历史来。

　　作为李氏堆锦最后一个传人李时杰的弟子，凃必成感到自己“有责任将这门就要失传的技艺传承下 去”。他自言受东晋高僧法显事迹感染，加上自身的学历背景，所以作品多为佛教题材。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与弟子先后堆制出了一套94幅的《大悲心陀罗尼 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幅上党堆锦艺术壁画《西方极乐世界图》，一套16幅上党堆锦艺术壁挂精品《释迦牟尼应化示跡图》等，将佛教文化融入到堆锦艺术中， “同时也为佛教在平面和立体两种造像形式的基础上，增添一种新的软体浮雕造像形式。”

　　2005年，凃必成的上党堆锦艺术《观音？文殊？金刚手》荣 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这是全国举办了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山西省获得的惟一的一个 金奖。

　　同年，涂必成得到了政府的20万元拨款，他立刻将堆锦研究所搬到长治郊区的新厂房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2007年6月，涂必成被命名为 “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理由是：多年的竭力抢救和潜心研究，他不仅解决了古老的上党堆锦千余年来最令人头疼的蛀虫问题，还使作品有了浮雕效果的质 感。

　　时机终于来了，涂必成成立了上党堆锦厂。他与当地的聋哑学校合作，招收聋哑中专毕业生来厂里工作。“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不 仅要传承手艺，还要做点好事。这些孩子独自在社会上会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很自卑；大家聚在一起感觉就好很多，没心理负担。他们收入都在千元以上，这在 长治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涂必成担任董事长的上党堆锦厂里，如今有六十多个“工人”，他们大多是年龄在18—25岁之间，九成以上是聋哑人。他们 在不同的办公室按照图纸和学会的工艺安静地工作，间或彼此用手语交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涂必成今年打算再多招些人，把工厂的规模扩大。但资 金是困扰他的一大问题。“我几乎每年都要向政府申请资金，但是反馈很少。之前曾许诺的新厂地，到现在也还没有落实。”他现在制作的堆锦作品主要市场也是政 府和宗教场所，“销售的钱肯定能拿回来了，但是远远不够支撑一个厂的运营。”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上党堆锦的前景非常乐观。“旅游业在三大绿色产业 中已占居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上党堆锦艺术堪称中华一绝，它是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中惟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是长治市发展工艺美术事业和旅 游产业的一项极富潜力的产品。相信用不了多久，上党堆锦艺术则会是长治乃至山西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它也会成为山西当代最具生机和活力的传统产业。”

　　涂 必成处心积虑地寻找堆锦和文化、旅游、礼品、装饰、收藏投资、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市场的结合点，他坚信：只要是奇葩，就永远不会凋零。只是走在夕阳下的某 一瞬间，我们才不经意地发现他的步履有些踉跄。

　　渐行渐远的"犁镜"

　　自 1960年代起，国内专家就开始研究阳城生铁冶铸技艺。时过境迁，跟随着牛犁劳作方式远去的脚步，名扬中外的阳城犁镜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尘封在历史博 物馆中。

　　阳城犁镜

　　阳城县位于山西省境内南端中段，古称东泽，唐武德初治泽州，天宝年间改阳城县。在晋中商人尚未兴起之前，潞商就已活跃在这 里。阳城盛产铁矿石，富矿含铁可达50%以上，而潞商的崛起恰恰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 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到武宗正德年间，潞商已经成为了大明朝举足轻重的商帮。阳城犁镜作为当地名牌产品之一，也随着潞商的脚步远销各地。

　　阳 城犁镜的铸造在明清之际已甚兴盛，直到上世纪80年代，依然伴随着农耕社会下庄户人家的生活。犁镜用来翻土成垅，是耕犁上必备的重要部件。阳城犁镜因质地 坚硬、利土、不沾土、耕作轻便，成为广大农民喜爱的名牌产品，最盛时有犁炉数十座，年产七十余万片，有四百多个品种，除供应国内各地区外，还远销朝鲜、日 本、尼泊尔、不丹等国。

　　上世纪末，阳城犁镜冶铸作坊已全部停产，匠人们和铸炼设备散失严重。

　　冶铸典范

　　上世纪60年代，太原理工大 学曾对阳城生铁冶铸技艺做了实地考察和理化分析。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又相继进行了实地考察。

　　阳 城犁镜的制作技艺为何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仅仅因为远销各地吗？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觉民在关于阳城生铁冶铸技艺的报告中说，阳城犁镜铁范铸造在明 清之际已臻成熟，其原型可上溯到汉代。从泥范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作犁镜，具有自成体系的完整的工艺规范，堪称中国式铁范铸造的“活化石”。

　　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发明了生铁冶铸技术，比西方要早两千年。中国古代使用的是复式的钢铁技术路线，生铁可以直接铸造铁器，或者经高温处理成为 可锻铸铁；也可以把生铁炒成熟铁，或者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也就是灌钢。西方古代的钢铁技术比较简单，海绵铁经锻打成为熟铁，再锻成铁器件或者渗碳成为钢 件。

　　这两项技术对人们的生活有何影响？与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就是饮食习惯的形成。最迟从汉代起，中国就能用生铁成批铸造铁锅。欧洲古代只有熟铁，只 打造平底锅。因此，中国人用铁锅炒菜，欧洲人用平底锅煎牛排。

　　正是因为中国人很早就会冶炼生铁，从而涌现出铁范铸造、可锻铸铁、炒铁、灌钢等一系 列领先于西方的重大发明。而山西阳城的犁炉炼铁即是中国生铁冶炼技术的代表作，又是中国古人智慧结晶的活态传承。

　　一脉相承

　　阳城县文化馆馆 长上官小军，一直关注着当地这项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冶铸术的传人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集中在横河、蟒河一带。

　　“前些年，我们经常去那里演出，晚 上演出结束后，四周的大山上就会闪起点点火光，忽隐忽现，都是犁炉社在生产。”上官小军说，“以前，一个犁炉社得二三十个人轮班干。后来，犁镜卖不出去 了，老匠人们渐渐失散，都以种地为生，生活状况很窘迫。”

　　他说，如今再恢复生产已经不可能了，老匠人们大多已经辞世，最年轻的也六十多岁了，“不 用说生产，就是能清楚的讲述工艺流程的，也只剩一位老人了。”

　　上官小军所讲的这位老人就是阳城生铁冶铸技艺的传承人吉抓住。吉抓住18岁就到犁 炉社干活，师傅是他的舅舅张明锁，曾在马甲、红炉等地任炉头。

　　1961年，吉抓住小学毕业后就回村务农。因为犁镜社都是在农闲的时候，也就是大冬 天，才开始生产，吉抓住曾跟姥爷在犁镜社学习过简单工艺。“厂都建在深山里，冬天山里下大雪，就在雪地垫上厚厚的土，再在上面搭草棚子住。一进山就是好几 个月，炉子白天黑夜都不能断火。吃的粮食、蔬菜都是让人用毛驴和骆驼从村里一点一点运进山里。”他说。后来，他正式拜舅舅张明锁为师，开始学徒生涯。

　　“北 有犁炉，南有苏炉”，浇铸犁镜的原铁水由犁炉熔炼。一座犁炉可连续开炉30至90天，俗称30至90火。所用优质铁矿石来自窝子矿，它们品位很高，含铁量 在50%以上，硫、磷含量很低。

　　做犁镜最关键的人是看火师傅。张明锁见外甥吉抓住挺聪明，也好学，就决定培养他当看火师傅。犁炉传统上用晋城所制 风箱鼓风，铁水温度约1300℃。铁水成分的炉前控制，俗称“看火色”和“看水色”。前者是依据出铁口喷出的火苗和炉缸内铁水情况，来判断炉况和铁水成分 是否合格。后者是用长柄小铁勺舀出些许铁水，以嘴轻吹表面，从色泽来判断含碳量的高低。

　　“水色直接关系到犁镜制作能不能成功，最初没经验，吹时 铁水四溅，帽子上烧下不少的洞。”吉抓住说，“更累人的是浇铸铁水，一个舀勺15公斤，一勺铁水40公斤。每浇铸一勺不能超过5秒，技术要求十分的高。”

　　勤 奋让吉抓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制作犁镜的全套技术。1977年秋天，舅舅去世，吉抓住正式担起了看火师傅的担子。

　　封存历史

　　从 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机耕的推广和国家的环保政策，阳城犁镜生产逐渐萎缩。

　　浇铸犁镜的矿石入炉前，须经过焙烧、破碎和筛分，焙烧时间长达30 小时，以去除硫份。吉抓住说，烧要以木炭为燃料和还原剂，烧制木炭的最好原材料为江木，但是江木生长期长，砍伐七八年后才能达到恢复期，最快也得三五年， 所以到了1984年，犁镜制作就全面停产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在实地考察后，对其学术 价值和抢救保护的重要性作了充分论证。他们一致认为：作为阳城生铁冶铸技艺代表作的犁镜，其技艺传授、行业习俗、工具设备、作业运行乃至作坊布局，既有浓 厚的乡土气息，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为了保护好这个国宝项目，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华觉民这位七旬老人亲赴阳城，在皇城相府建立了中国冶铁发展史 博物馆，回收和保护犁炉、镜范、犁镜、工具、设备等实物，配以图片和文字，让游客了解中国古代冶铸技艺的辉煌灿烂。

　　古老的阳城生铁冶铸技艺，由 于种种原因，和曾经兴盛一时的潞商一样，走进了博物馆，与时代渐行渐远。但是，明代铁矿产地居全国第一，已成为当时中国冶铁生产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山西，如 今依然保有钢铁大省的地位。高科技的钢铁工业，接过传统技艺的衣钵，继续行进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