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人是自卑的。在传统的帝国制度土崩瓦解的同时，中国人的自信心也跌落到了历史的低点。近十余年来，中国人是自豪的，中国人发现，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我们似乎也会玩，而且似乎并不比西方人要差多少，如果说有差别，似乎差的只是时间和火候。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指出，数千年中国的工商业组织萎靡始终（尤其是民营组织），如果不谈政治体制的制约，是否中国数千年来所传承的“基因”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有影响。我们拥有厚重的历史，历史的路径依赖是否会成为中华民族企业和企业家的负累。本文希望通过对企业的两个基因的漫谈来对此进行浅层次的探讨。

      什么是基因？汉语词典对此的解释是“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的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其中的重点字是“遗传”和“基本单位”。从企业组织中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可以遗传的呢？什么是最基本的呢（基本的往往也是重要的）？

      笔者认为，如果把企业竞争看做战争，战争的基本目的是“开疆扩土”和“保家卫国”，将这个含义扩展到企业就是生存和发展，这应该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基本要素。因此，企业的核心基因是发展的雄心和生存的意图。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称之为“使命基因”和“长寿基因”。

      令人惊讶的是，凡是有大发展的中国企业，其领袖无不在创立之初，就有着与其资源和能力极不相称的雄心壮志，1988年的柳传志就曾奢谈过联想的未来不是地区化的小公司，而是国际化的大企业；低调的任正非在破产边缘时的胸怀天下让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做梦；吉利“狂人”李书福是在一穷二白，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就要作“中国的奔驰”，其勇气和胆识让人佩服。笔者相信，如果没有这份超越自我的胸怀和胆识，也许中国只是多了几个国外PC、网络产品和汽车产品的地区经销商，上述几家企业不可能发展出当前的格局。

      企业从小到大，从20万起家到数百亿元营业额，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历史的机遇，这种机遇一般可遇难求，资金、人才、商业环境、市场机会乃至政治气候，缺一不可。晋商400年来的际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山西的地理位置、人口压力、盐业资源、明清两朝的全国统一市场，以上这些都是晋商发展和兴起的必要条件，缺了一个，也许晋商的辉煌就会打很大的折扣。历史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应潮流，把握机会往往是智者所为。

      同时，大的历史机遇不常有，而大型企业常存。笔者认为，企业发展壮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个人所具有的使命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使命感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使之成为企业的“使命基因”。被机遇的洪流裹挟到历史的大船上的有许多人，有些人在掘到第一桶金后即金盆洗手，有些人忙于修祖坟、盖别墅、买豪车、包二奶……，另外一些人则耐住寂寞、胸怀远大，一步一步坚实地走到今天，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和获胜的雄心。1994年，联想已经是业内非常好的企业之一了，行政部门随潮流买了一辆奔驰350，准备作为柳传志的专车，柳勃然大怒，说“谁买的谁去坐！”，这辆车在车库中默默地躺了很多年。柳这么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这个可能会妨碍联想的发展。享受谁都喜欢，但当享受与做大企业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决绝。

      许多人说柳传志一向的风格是务实和谨慎，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柳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话颇能说明他的风格――容激情与理性于一身，只有战斗和胜利才能点燃他的激情，但他的战斗准备是冷静和理性的。联想收购IBMPC业务，是一项属于“大赌注”的行为，但不如此，就不能使联想真正走向国际舞台，不如此，就不能实现强国之梦，柳以产业报国的使命也就有一份缺憾。我认为这是这次收购思维层面的动力。

      只有具有强烈使命感（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战略家。战场上纵横捭阖的将军们骨子里，往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才会拥有迥异于常人的激情和感染力，号召大群的追随者们，一起去披荆斩棘，去战胜不可预知的巨大困难。许多公司一进大门，墙上就会有醒目的大字，“视质量为生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观念是制胜的法宝、市场是生存的空间”，这些口号能说明什么？不客气地说，口号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关键是公司的领导者如何执行。好的CEO能够把他的使命感融入整个企业的血液之中。联想系开会唱歌的习惯很有意思。开会之前全体起立，唱《联想之歌》（《神州数码之歌》），开完会后全体起立，唱《歌唱祖国》。在歌声中，联想系企业“产业报国为己任”的理念，于无声处就感染了每个放声歌唱的人。所谓企业的血液，其实就是企业中的骨干员工（不是所有员工）所持有的信念，一个企业的发展，不是由于某个企业家拥有某种精神，而是一批有着同样精神的企业骨干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普遍的印象中，西方人似乎进取心更强，自人类步入工业社会，欧美企业即兴起于世界。西方人所普遍具有的天赋的使命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源头所在。笔者研究后发现，这种天赋的使命感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源于宗教（新教）！换句话说，西方人天生就有“使命基因”，因此企业才能普遍作大。那么，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这个天赋，这与中国企业是否在本源上与欧美的巨型企业竞争紧密相关。

      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讲到：“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朴素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

      “Calling”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是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意味的，一般翻译为“天职、职业、神召”等，其中含有一个概念是明白无误的，即上帝的任务。我认为翻译为中文的“使命”可能更恰当。马克思.韦伯的著作的核心是想说明正是因为新教（在中国简称为基督教，实际上新教是基督教的一种）的伦理不同于天主教，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颇具禁欲苦行的色彩，而新教中“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它的天职”。换句话说，企业和企业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与强大是与新教徒的使命感分不开的，那么，中国人是否拥有这种源于宗教的使命感呢？这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传统企业从不缺乏入世的使命感和商业传统，晋商、徽商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山西人雷履泰于1823年建立的票号日升昌，其生意无论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的银行相媲美。按照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的统计，光绪32年（1906年），山西票号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营业额320多万两白银，就是八亿多两白银（其中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当时大清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出头。“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在19世纪中期，老西们甚至把生意做到了中东，其基于战略的思考以及行动的胆识足以令现代人汗颜。著名的德国旅行家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中写道：“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中国的老字号，无论是卖烤鸭的全聚德，还是卖药的胡庆余堂、以及日升昌、蔚泰厚等商家所尊奉的“以义治利、诚信为先”、“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劳力，……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日胜矣”的传统经营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完美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儒家传统所讲的“仁”、“理”其最高的依据乃是“天命”，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宗教学中所言的“终极实在”。“天命”通常并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主宰，而是一种神圣的超越理念，对这个超越理念的执著使他们能够摆脱一切世俗的困苦或诱惑，在精神世界里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庸》里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把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归结为宇宙神秘的生命力，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展现这种生命力。

      由于儒家思想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它对宇宙生命力的理解不能不有明显的家庭伦理和帝王社会的经验印记，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确立个人的理想追求、砥砺社会风气和促进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到黄宗熹的“经世致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国商人的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西方人受到上帝的召唤，要求他完成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而儒家要求中国人不断地释放其生命力，以达成自身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以人心来联通天命，是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从这些古训到联想的“责任心、上进心、事业心”，表述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其次，老话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是非常的精到。从人类种族的历史来看，犹太人在历史长河中备受苦难，一次又一次流离失所，一次又一次被屠杀、被奴役，但又一次又一次凭借顽强的精神和独特的思想把握世界的经济命脉。强烈危机感使犹太籍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战略家层出不穷，从马克思到佛洛依德，从爱因斯坦到李浦曼，从格林斯潘到索罗斯，再从迪斯尼到巴尔默（微软CEO）。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以泱泱大国自居，自明代中期之后，由于长期缺乏挑战，明朝的统治者开始实施收敛的财政政策，采取非竞争性的策略闭关锁国，僻守一隅陶醉于天下第一的美梦之中。在这段时间中，舒适的生活使得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下降了，无论是意识还是实力都开始落后于外面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100多年的屈辱历史则使我们的民族重新焕发了生机，五四运动、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出现了过去几百年都少见的大批的思想家、战略家和艺术家，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鲁迅……，他们胸怀强烈的使命感带领我们的民族走出了危亡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环境的复苏，中国企业界的企业家们开始大展身手，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强势企业正在稳步成型。从任正非到柳传志，从张瑞敏到马明哲……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的中华大地从来就不缺乏出产“使命感”和“企业家”的土壤，只要有一定的湿度和温度，能人志士必会层出不穷。
   
      仅有使命感是不够的，因为企业不但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还需要拼管理，拼效率，至少不能比竞争对手差，这也是生存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如果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手段，既使再有强烈的愿望，也无法获得“长寿基因”。取得短暂的成功不难，难的是始终在市场的疾风骤雨中屹立不倒。这个竞争是最纯粹的竞争，它遵照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对企业进行遴选，无法适应环境或者不能胜过竞争对手的企业会面临残酷的命运。

      那么如何才能长久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呢？笔者的答案是好的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

      晋商之所以成功，与长期以来的良性商业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山西巡抚刘与义给雍正的奏折说到“山右（即山西）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自诩为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到“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谋入营伍，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入仕，……”。山西的重商主义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当地的有一句顺口溜“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人才是组织能力的根本保障。

      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关帝崇拜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佛、儒、道三家共同认可，共同供奉的神诋只有关羽一个。关羽最早是儒家的圣人，被儒教徒尊为关圣，由于民间的力量，佛、道两教也不约而同地与关羽拉上了关系，在三教的共同努力下，也由于关圣崇拜符合老百姓的需求，自明以降，关圣崇拜的规模和深度发展到了超越其他一切神诋崇拜。据1928年的寺庙登记记载，仅北京的关帝庙就有267座之多。

      关帝崇拜源于儒家，又不同于儒家，儒家虽有教主孔丘，亚圣孟轲等圣人在前，但这些圣人都是人，而非神，既使是神，也是读书人的神而不是老百姓心目中可以呼风唤雨、洒豆成兵、除暴安良的神仙，关帝崇拜则提供了一个面如重枣、颌下长髯，胯下马手中刀的英雄形象，其感染力远大于文绉绉的书生圣人。

      可以说，关帝崇拜的发展源于中国社会的需要。民间讲关帝，讲得最多的是他的“忠”和“义”。儒家的核心思想中其实原本是没有“忠”这一点的，“忠”是组织（国家是最大的组织，企业是组织的一种）的要求，它要求员工要对组织，要对老板忠诚，这有利于组织的稳定和发展。“义”即为公认的道德准则，“以义治利”，就能形成比较好的商业环境。在对关帝共同崇拜的宗教环境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超血缘关系的各种组织（比较有名的是一些帮会和老字号商家），同时将儒家“入世”和“忠义”的信条传播开来。

      关羽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在山西解州关帝庙中可以找到许多由山西商人敬献的匾额，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主要的建筑都是供奉关羽的殿堂。在乡情的基础上对于共同道德的尊崇使游贾四方的山西商人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山西商人王现经商致富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
     
      这种“诚信”和“以义治利”的文化，使企业组织能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管理文化同样重要。我认为晋商的管理文化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利益共享”，其次是“认真”，第三是“以诚相待”。文化的外在体现是制度，晋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创造，一是顶身股制，就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店铺以后，你除了挣自己正常的工资，还根据你的工龄和职务，再给你一个干股，就是说你不用掏钱，就有了你的股份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店铺里做的贡献越大，待的时间越长，你的股份就越多。二是掌柜负责制，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没有彻底的以诚相待，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认真则是晋商管理的一大特色，从小处说，现存票据上那一笔端秀的小楷非一日之功；从大处讲，山西票号每年过手数亿两白银，据说从来没有过错票和冒领。许多人口中的“山西人精于算计”不是褒义，但是，在商业文化中，“以此为生，精于此道”绝对是事关成败的重要环节。山西诸多大院，院墙上看似普普通通的砖每一块都经过手工打磨，据说即使是最好的工匠一天砌砖的速度也不能超过五十块，也正是由于点点滴滴的严谨，在每个细节上的慎重，使这些深宅大院能经历几百年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的考验。

      晋商的重商主义、以义治利的商业文化和利益共享、认真、以诚相待的企业文化使晋商能够从容地发育组织能力，从而可以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的需求，进行业务创新，不断地取得竞争优势。

      但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中国人固有的非理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对商业竞争的阻碍。西方商业讲究“契约”，东方商业讲究“情理”。一个企业总经理开车撞伤了人，会叫企业的司机来顶缸，这在西方社会是极为少见的。而在中国社会中因为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惜违反法律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因为这样作符合“情理”，甚至值得称道。于是西方发展出逻辑严密的法律和市场体系，中国则不然，“中国历来的政府都缺少一个‘数目化管理’的基础――没有清晰的产权结构、没有高度的信用、没有大的资源的流通（那种繁荣的商业贸易是单向流动的）。”

      梁启超有着同样的焦虑，他从道德的角度入手，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以“独善其身为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为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对私德泛滥之害，梁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即“利己”而不“利群”，“享权利而不尽义务”。“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岂非私德之高尚者耶？虽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

      从内部环境来看，基于私德的信任造成了山头和帮派，有时提拔一个人首先看的不是这个人能否适岗，能否做出好成绩，而是看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信得过”。其结果是企业管理层逐渐被一个又一个小团体所分割，员工要“站队”，总经理不得不平衡几个小团体之间的关系，使公司在内耗和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现实情况下，凡是崭露头角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有家族式企业的痕迹，家族企业凭借血缘的强大凝聚力使商业规则的公德和中国式的私德合而为一，在有限人力资源（家族企业虽有空降兵，但比例很低）的条件下，创造出了许多辉煌业绩，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充分提高群体效率的潜力是很强的。

      中国人的“诚信”和“忠义”的内涵，也可以理解为将个人所恪守的私德转变为人和人之间不约而同的契约，就是由人格操守变成公众契约。也就是说，只有当私德转变为公德，最终成为商业运作的平台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才能得以发展。
     
      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主义”使西方世界从泰勒（FrederickTaylor）和法约尔（HenriFayolru）开始，管理开始作为一种科学，其后的德鲁克（PeterF.Drucker）、钱德勒（AlfredChandler）、波特（MichaelE．Porter）等等，这些伟大的管理学家为完善管理这门学科，注入了无数的心血，使企业竞争从自然王国走向了必然王国。理性造就了西方的商业文化，也造就了象IBM、可口可乐这样伟大的企业。

      中国人的非理性传统迫使中国人，不完全遵循西方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在加强自身核心能力的漫长求索中，中国的企业家们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但又不唯西方马首是瞻，创造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式的企业发展模式，无论是在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市场销售还是电子商务方面，都有很多独特的经验和方法。

      比如说柳传志的“因人设事”，西方当代的管理思想是“作业设计必须以工作为中心”，“或者说工作是客观的，但职位是由人来担任的。”而柳传志“因人设事”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他是根据现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资源状况，来设计相应的部门，以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对此我们可以作一些分析，如果企业的绩效是短期考核，这个思想是不适合企业发展的，应该被淘汰。但如果从长期或中期的观点来看企业的绩效，因人设事会带来组织的和谐，会使员工更加忠诚，当企业出现危机时，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会很强。日本人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后就是终身雇佣制，不但是管理层因人设事，对普通员工也是如此。因为不能淘汰员工，只能根据这个人的特点给其安排工作，从而换来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

      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模式和方法是否能够长期适用，我们的政治气候、公德状况和市场体系是否能够支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都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中国的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有着非常悠久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从结果论的角度看，近400年，山西、安徽、中国全境都不乏百年老店，有些店历经风雨，至今尚存。在全球化竞争的大环境下，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中国企业家在寻找着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长寿之方，基业常青的梦想促使着一代代人不断上下求索。

      使命基因促使我们扬帆远航，而长寿基因促使我们注重文化、提升能力，联想系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产业报国”，一个是“夯实基础”。什么是产业报国不用多说。那什么是“夯实基础”呢？“夯”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华北地区，一个轧地用的碌碡或叫石磙子，四根胳膊粗的杠子，用绳子往上横竖一绑，八个棒小伙子才能抬得起，随着一声声的号子，碌碡被一次次举起又一次次夯下去。打夯用于夯实盖房的土基，只有土基结实，盖起的房子才会经风历雨而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