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承/文
在以山西太古曹家为原型拍摄的电影《白银帝国》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张铁林扮演的大东家康老爷教自己儿子该如何管“人”时说道：“驭人之道无非‘名’、‘利’、‘威’，以名敬之，以利赏之，以威制之。”
虽然康老爷的“驭人之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在晋商数百年的经验积累中，“名、利、威”真的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成型措施——分权、身股和严苛的号规制度。事实上，在不少人感慨晋商生财有道，守成有方时，却并不了解，晋商先管“人”再管“财”，以“人”生“财”的独特经营理念。
从最初的为官家贩粮、贩盐起家，随着家业越做越大与经商经验的不断积累，晋商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同时发生了演变，从一开始的独资，自己出钱自己做买卖。到后来自有资本不足，出现了借钱做买卖的贷金制，进而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做买卖的朋伙制。此后，才发展出最后在晋商商帮中被普遍采用的伙计制。
伙计制正是晋商版本的股份制，正如明代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所说：“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而商之。”但其特别之处在于，晋商的伙计制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东家只管出钱，专门雇佣伙计进行经营。在这个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大东家自己不直接做买卖，而是雇一个大掌柜，将业务交由大掌柜完全独立经营。“财东不管事”，成了晋商商帮中一条独特的规矩。
“正是职业经理人的队伍撑起了晋商的家业。”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所长刘建生说。在这些拼杀在前的职业经理人背后，正是晋商财东们充分放权的用人机制以及晋商历经百年沉淀出的驭人之道。
财东分权，掌柜行权
晋商普遍采取的是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即“财东”和“掌柜”的分离。财东是所有者，掌柜是经营者。
财东(投资人)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做掌柜，并在有中证人参加的宴请席上，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职工调动权、业务经营权，并签有契约合同，规定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
对于敢于“大胆放权”的晋商财东而言，摆在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选人”。
大胆放权需要冒着赔光血本的风险，这要求财东在选择掌柜、经理时，必须审而慎之。或是由介绍人引见，或是由自己注意察访。在正式聘用大掌柜之前，要对被选对象的祖宗三代、尤其是本人的经历、人品、才能、交往、经验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有的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和试用，才能正式聘用。其中不少人选是从号内学徒中一级一级锻炼提拔的。
一旦确定人选，财东便备礼相聘。在正式聘用之前，财东与被聘的经理还要面谈一次，财东以此作为最后的考察，被聘者也借此考察财东的经营思想和对自己的信任。
按照晋商传统，“登台拜相”可谓大事。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就有乔致庸将乔家复字号在包头的生意托付给新任大掌柜时，当着众分号掌柜、伙计面前，跪地磕头的场景。这一情节真实与否暂且不论，在历史上，乔家对于礼聘掌柜的重视确有记载。其时，一家山西票号的分号掌柜阎维藩认为自己的经营权受到了财东的干预，于是辞职，乔致庸派自己的儿子带了10人抬的大轿在半路上迎候，设宴隆重招待，将阎维藩聘到自己的票号，后来阎维藩当上乔致庸的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他经营有方，业绩十分显著。在他任职26年间，票号分红每股年平均达到1万两银子。
尽管财东在选人环节从不畏繁难、毫不含糊，但在大掌柜正式接任后，则会对自家生意采取完全置身事外的态度——资本、人事全权委托大掌柜负责，一切经营活动不加干预，日常的盈亏也不过问，让大掌柜大胆放手经营，财东只静候账期（三、五年）决算。
在商号之内部，大掌柜同样推行高度的集权制。据史料记载，虽然一起共事的二掌柜、三掌柜有建议权，有身份、有资历的伙计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可以便宜行事，但大事则由大掌柜裁夺。
在人事上，晋商的分权制度也充分规避了财东对于商号经营的影响。比如具体规定了东家的“三爷”即舅爷（小舅子）、姑爷（女婿）、少爷（儿子）不许进入商号、票号。在大德通商号的号规中有这样一条：“各连号不准东家举荐人位，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别号转推。”一些商号甚至约定：东家平常不许到商号、票号里来，来看一看都不行，以示对大掌柜经营权的尊重。
按照晋商的规矩，每到年底，财东会与总号大掌柜一起看各分号掌柜上报的“清抄”，之后会由东家出资，宴请所有掌柜。在这顿名为“贺年饭”的宴席上，东家会依照各号盈亏排定座次，盈利最多的分号掌柜坐首桌首席，依次排下来，亏损最多的分号掌柜坐末桌末席。开宴后，东家率大掌柜从首桌首席开始敬酒，敬到亏损分号时停杯离去。虽然不开口批评半句，但也足以警戒业绩不好的掌柜。
虽然有这样的规矩，但是对于掌柜，晋商财东往往不以一时一事的成败来判断，事实上，一旦选中掌柜，不少东家给予的信任经常会跨越账期的限定。太古曹家就出现过选中的掌柜3次累计亏损21万两白银，东家经过分析后，仍觉得失利原因并不在掌柜身上，第四次拿出本钱，支持其东山再起，最后一战得胜，补足所有亏空的实例。
曾在大德恒票号任职经理的颉尊三曾在《山西票号之构造》中写道“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问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盖以商业赔赚，犹如兵家胜败。”
“晋商财东给予掌柜的信任和放权是非常彻底的，这对掌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软约束，逼得他要全身心地卖力。”陕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百两薪金不如一厘身股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后来被任命为乔家复字号包头大掌柜的马荀，在当跑街伙计时期，曾经萌生过“辞号”的念头，乔致庸意欲挽留，马荀提出条件：“要是能给我顶两厘‘身股’，我就不走了！”
如同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一样，晋商同样拥有一套相当完善的激励机制。学成出徒之后，伙计往往能享受较为优厚的待遇。这种待遇包括两部分。一是供给制，所有员工吃住都在票号内，本地员工节假日可回家，驻外员工，按远近不同有不同的假期。在票号期间，吃、住、用、穿，以及驻外员工的回家旅费都由票号负担。二是收入，又分为两项。一是每年养家用的工资(票号中称为“辛金”)，出徒以后就可享有，通常从每年2两银子开始，最高可以达到100两。第二项，就是晋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身股”。
按照晋商票号推行的股份制，东家所出的资本称为“银股”或“财股”，一家票号由若于个东家组成。拥有银股者作为东家是票号的所有者，他们决定大掌柜的任用，承担经营的全部风险，并参与分红。经营者所拥有的是“身股”或“劳股”。这种股份不用出钱，由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贡献、工作态度等指标综合考虑后给予。
假如商号共盈利100万两，合约规定银股和身股六、四分成，那么，其中60万两为银股，即为东家所得；40万两为身股，由员工按照各顶身股数来分红。
以票号为例，山西票号根据经营者能力和经营业绩形成了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的等级身股制度。大掌柜的身股一般可顶一股(约十厘)，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员工也可顶一、二厘或三、四厘，且每逢账期，可按具体表现酌情增加。从一厘至十厘是十个等级，从一厘半至九厘半是九个等级，两者合计共十九个等级。
据史料显示，在每个账期内，每厘身股高者可达到1700两银子，低者也有200-300两银子，正常情况在1000两银子左右。这样，大掌柜有10厘身股，每4年可分1万两银子，各地分号掌柜及中层管理人员身股在5-6厘，亦可分5000-6000两银子。
“把县官与票号分号掌柜来比较。当时一个七品县官包括养廉银在内的全部收入为每年1050两银子，4年才4200两，票号分号掌柜的收入仅仅分红一项就超过了县官。”高春平说。
此外，总号在每年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分给各分号经理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基金，称为“花红”，这项资金要存在号中，等到分号经理出号时才给付，这样不仅可增强其风险意识，而且一旦出现事故，分号经理也有一定的资金可用以填补损失赔偿之需。
同时，为防止总经理的短期行为，山西票号还规定总经理退休后仍可享受若干年的红利，但如果总经理举荐的接班人不称职，则总经理的身股红利要相应减少。
“身股”的价值，正在于把商号的员工的意识从为东家赚钱转变为替自己赚钱，同时能够在人才竞争激烈的商号竞争中留住人才。以至于在山西各商号间都都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
设“钦差”制，严守“号规”
南至福建沿海，北至俄罗斯，晋商生意的全盛时期，已经超出了遍布全国的概念，商号的掌柜和伙计，往往要千里外派。且生意场上，出入繁华所在，过往银钱不计，对于这些得到了充分授权的职业经理人们，仅靠一个“信”字，难以很好的实现约束、规避风险。精明的晋商财东往往一手放权，另一手则抓“规”，通过严苛的“号规”和制度进行管理。
从进入商号学徒到最终成为掌柜，晋商伙计的从商之路可谓一路苦行。据史料记载，以山西商号中最著名的“大盛魁”为例，只有山西祁县、太古等地、十五六岁，有一定文化、举止正派、聪明机警、而且家族几代人均没有污点的男孩儿，还可以入号，成为学徒。一旦选定，这些学徒需步行到归化分号，换乘骆驼一直到科布多（位于蒙古国西部与我国新疆交界）总号，在那里进行号规和外语的培训，随后分派到全国各分号，跟着老职工学习业务。主要是“三壶”（水壶、茶壶、尿壶）、扫地、抹桌、上下门板等杂活，晚上练习写字、打算盘等。三年学徒期满，方可以做一些具体业务，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逐步升迁。
学徒之苦，仅“站柜台”一项便可窥一斑，按照商号规定，学徒入门，三、五年没有座位，从早上10点开店，到晚上10点闭店，学徒往往要站十四五个钟头，晋商复恒当商号甚至有过“学徒进号十年不设座位”的规定。
即便是三年学成期满，得以出徒，伙计一旦入号做事，就必须严格遵守商号、票号的《号规》，制度的约束也并未有所放松。
以太古曹家为例。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请客时，必须由指定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
掌柜及伙计，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计分坐柜、站柜两种。即便是熬过了“站柜台”一关的伙计，见到掌柜时也必须起身。在曹家，伙计的衣服不缝口袋，可以休假回家之前，必须将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证明并无夹带，才可以动身。
虽然身份高于伙计，但是，面对号规约束，掌柜们同样没有特权，各晋商商号都有这样的规定：从业人员无论掌柜、伙计，外派时都不准携带妻子家眷，更不能在外派地结婚纳妾。只能按照具体号规回家探亲，一般而言，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而且，“下班”都必须先回总号，交代明白，才能回家。
“钦差”巡察制也是东家为管理各层外地分号所设立的制度，按照这一制度规定，从上级商号中选派一些得力成员驻各下级分号担任“钦差”，一般而言，“钦差”一般从上级商号的二掌柜和三掌柜之间选派。当分号的掌柜有贪污、舞弊等违反号规的行为时，“钦差”有调动开补掌柜的权力。其职责为监督，不参与分号的日常经营。
无论是号规还是钦差，晋商的驭人之道，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制度和规矩，来保证其庞大的商业组织“放而不乱、统而不死”，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
（特别感谢刘建生教授、高春平研究员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文章内容主要参考文献包括李留澜、高春平主编的《晋商案例研究》、刘建生编著的《商业与金融：近世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