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伦提问: 在民间商会立法中怎样体现“政府花钱买服务”
张世伦点题：
问题一：民间商会在推动会员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中有哪些创新方法与经验？
问题二：你认为民间商会在党建工作中有哪些难点需要解决，相应的对策是什么？
问题三：请谈谈民间商会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与实践？
应题人：
青海省温州商会会长 温端稿
北京宁夏企业商会秘书长 王平
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 吴绪彬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民间商会往何处去，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组织与协调，社会和谐的建设与实践方面发挥其应有潜力的大讨论。
本期论题由全国晋商联盟首任轮值主席、天津山西商会会长张世伦先生提出，部分商会会长、秘书长和国内第三方机构的嘉宾们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提出了个人见解。
我们的前方记者在访谈中体会到参与讨论的嘉宾们都有一个共识：给予中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商会组织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法律与制度空间，同时也是营造了解决社会就压力和推动社会和谐进程的一个良性管道。
我们也发现，即便在各商会内部，也没有多少人甘愿在各地域商会的小圈子里在商言商地自娱自乐——推动各商会之间、商会与相关组织与行业之间，乃至塑造各商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大家共同的愿景。
有关中国民间商会创新发展模式的讨论，我们下期还将继续展开。民间商会健康持续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仅限于我们提到的这四个方面。我们热列欢迎，也希望更多的会长、秘书长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来。
在投资领域和社会维稳方面，
民间商会将会发挥重要的组织与协调作用
陈功：我想民间商会在创新发展方面还是有很多愿景的，因为实践起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只能说是愿景，而不能说是前景。商会创新发展，跟社会沟通更重要。我想分两个方面谈一谈。一是对上，要有一个合法的接口、有一个制度的接口。比如“两会”就在这种“制度接口”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会”里本身有很多商会组织的成员，他们应该在“两会”中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应该更多地为商会组织拥有一个稳固、有效的社会地位奔走呼吁，争取在政策上、法规上明确、完善民间商会的地位和作用，在官员的心中建立起地位。这个“接口”做得好，商会组织就发展得好，这个“接口”做得不好，商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一定艰难。这其中有很多可以创新的地方，比如商会可以为“两会委员”提供相对固定的工作条件，甚至专门的办公室；商会可以在选举“两会委员”的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提出意见等。
二是对下，通过动员你的会员单位，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做一些积极的讨论，进而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在抗震救灾中、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商会组织成员的表现越突出，商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就会越稳固、说话的分量就会越重，今后可能就会在投资领域扮演组织者的角色，在社会维稳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想要做好以上两个方面，我觉得商会组织应该对会员单位做更多的工作，把他们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如果没有一些共识性的东西，只是一味很机械地要求大家去做一些事情，这是不公平的。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复杂、量也特别大。另外，一些会员单位的疾苦、一些合理的诉求，能不能得到妥善解决，显然中间也是要有人扮演一个“解释者”以及“理性投诉者”的角色，谁去扮演？商会组织是很适合的。
民间商会在社会阶层中有一种超然的地位，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政府做一些事情。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政府，商会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明确的政策和实质化的支持。
抱团取暖，小商会有大会长
王平：目前商会发展还在摸索阶段，企业来到商会主要是想寻求一些帮助。我们商会工作具体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企业对商会组织的贡献，即企业做到一定规模需要为社会、为家乡做一些事情，商会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第二部分是小企业，他们来到商会主要是想得到一些利益和帮助，秘书处在这方面多用点心，不能只一味地满足副会长、理事企业的要求，也要照顾中小企业的感受。就像在一个班集体里，老师总是偏爱好学生，差学生心里就会不舒服。如果小企业受到冷落就会不愿意加入商会。
在这方面我们分两部分去做。商会重点考虑副会长职务以上的会员参加活动，总结他们的经验，希望这些经验可以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小企业会员方面，注意协调他们与银行之间的合作，例如民生银行和担保公司等在小额贷款和商业贷款上给予帮助。此外就是做好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对接，即会长、副会长愿意把一些项目给自己的会员企业去做。例如我们的会长黄怒波主要做地产，可以有一些材料等方面的项目交给会员小企业去做。会长和副会长单位也愿意这样帮助会员企业。
金融危机后，我们总结抱团取暖的好处，向浙商温商学习。比如一个项目，几个人各凑几千万，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宁夏商会只有八十多个会员单位，和其他大商会相比人数较少，但是小有小的好处。我们要树立商会的品牌，小商会做大事情。宁夏商会会长黄怒波连续两年在胡润慈善榜上排名前十位，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在企业做大后，他首先投资家乡，斥资50亿在宁夏做旅游度假村、拿出1000万做学生救助基金、幼儿园等，会长在做慈善的同时也提高了商会的知名度。
宁夏商会有10个会长、副会长在宁夏都有投资项目，秘书处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会把宁夏的一些重点项目向他们推荐，并组织他们参加宁夏的会议，回家乡走走看看，寻找一些项目。宁夏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回族文化、黄河文化、西夏文化很突出，企业家会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同样也是商会的凝聚力之一。我们商会的内刊上有会长黄怒波登上珠穆朗玛峰时高举旗帜的照片，就是让宁夏企业商会的旗帜在顶峰高高飘扬，也用此激励商会的其他会员企业。围绕黄怒波登珠峰，我们为此专门开了“打造宁商品牌、树立宁商精神”的联谊会。黄怒波说自己已经登上了世界7座高峰，回来之后再反思企业，就会有一个更高的高度。
此外，秘书处还会组织一些捐款、联谊等活动。商会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如果出现违法乱纪，不照章纳税的会员，在不听劝告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将他开除。我们是一个和谐的团体，应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在创新方面我们应该向大商会学习，但不能照搬，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比如南方商会的企业家非常精明，生意做得非常好。西北地区相对落后，观念也相对陈旧，我们就思考如何取长补短，在学习他人的同时挖掘自己的特点。宁夏商人诚实、守信，我们宁商还有民族特色、区域特色、小商品特色，使商会会员有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用时也促进了商会内部的和谐。
企业必须改变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
吴绪彬：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已经迫在眉睫。第一，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大部分仍采用传统的比较急功近利的一种模式，主要体现在高能耗、高排放上，对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对生态环境极大破坏；第二，现在已经由短缺经济发展为过剩经济，按照传统发展模式所生产的产品不具备成本优势；第三，国家在政策调控、法律规范等方面也更为健全和严格；第四，国企的强势，国企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在政策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优势；第五，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原材料、用工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多，故而经济效益相对较差。
这种方式的改革，我认为必须要靠企业自身，企业家必须从心里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和转变的必要性，必须对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企业可以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资金投入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以上手段，让企业转向为高投入、低排放、高产值、高附加值的企业。
商会要在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影响企业家的价值观、财富观，主要通过网络、刊物、会议、培训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倡导企业转型、创新；此外，通过实际案例示范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性，比如在商会内部，有运作得比较好的企业，我们可以在刊物上刊登，或者采用发奖牌等方式鼓励先进。我们都知道“老才臣”，一个做酱油、醋的企业，一年有5亿左右的销售量。这个企业很注意转变和创新，经常请北大、清华的教授和跨国公司老总来讲课，今年又分两次各投入500万元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像这种企业能有这种意识，并且做得很好，我们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这样会内的其他企业就会有一个标杆，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另外我们可以去企业实地考察、拜访，对具体问题现场沟通交流，对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对存在的问题婉转地给出建议。商会只能起一个倡导、示范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企业本身。
商会党建工作更要抓
吴绪彬：这方面最大的难点就是分散。商会不像具体的某一个单位，党委书记也好、支部书记也好和党员存在垂直的领导关系，他们可以有效地对党员进行约束、监督、甚至下达命令。商会是民间组织，本身就很分散，不好约束，而且现在组织关系比较乱，比如党费，有的党员已交给商会以外的单位，商会党组织再收取存在难度。
另外，成员组织观念不强。 很多人长期脱离组织，长期不过组织生活。虽然很多商人都是党员，但他们的主要心思是赚钱，加之商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所以组织生活工作很难开展，特别是地域商会。相反，行业商会就会好做一些，比如说茶叶商会，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同一地方忙相同的事，经常碰面打交道的机会多，比较方便管理。
针对此类问题，商会能做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动员、说服。动员企业家把关系转到商会来，说服企业家继续参加商会里组织的党组织活动；第二，动员说服以后，要组织活动。比如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与商会所在地的朝阳区非公经济委员会，或朝阳区党组织联合开展活动，吸引成员参加；第三，只有积极搞好商会活动，把商会办得有声有色，才能吸引更多成员参加。第四，选拔好党建工作负责人。此外还要重视新党员的发展工作，这样对有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是一种吸引，会形成新老党员共处的局面。
回族精神联通国内外
王平：宁夏回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36%，宁夏回族自治区这几年一直是民族团结的典范。我们最近在打造回商精神，提出“重走丝绸之路，重振回族精神”的活动，这个活动本身就是树立宁夏回商的品牌。另外我们还应广泛联系阿拉伯国家，今年的中阿会议论坛就是在宁夏召开的，邀请的都是阿拉伯国家和一些信仰穆斯林的国家做一些商贸互动。商会也可以组织企业去阿拉伯国家，开展文化方面的活动。此外，我们还设想拍一部宁商的专题片、写一首宁商之歌、拍一部宁商电影、开宁商大会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打造宁商品牌，宣传宁商文化，使宁商更有凝聚力。
倡导公益慈善也是商会核心工作
吴绪彬：现在社会存在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现象。衡量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为0.4，我国公开的系数为0.48，实际数字远超0.5。我国是社会分配最不公平的几个国家之一，所以贫富差距过大。
财富分配有三次，第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有分配严重不公的结论。第二就是转移支付，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收入，每年都是20%—30%的增长，而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投入过少。
第三次是公益慈善事业，大家有钱了就会捐款，捐款做公益事业和资助给弱势群体，这属于公益慈善事业。我们的慈善事业起步相对较晚，而且不完善，大家的慈善意识也比较差。对于商会来讲，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好自己的慈善公益事业。我经常和我们成员企业的老板讲，你们赚取的利润，有一部分是靠政策、环境、商机、贵人相助以及政府和金融机构给予的支持赚来的，你应该拿出一部分来回馈社会。
我们始终倡导成员企业，在自己赢得利润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把慈善公益事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业来做。北京福州商会分三年对福建永泰县过岭村贫困山村给予150万元的资助，有些自然村村民长期喝不上自来水，我们启动了引水上山工程，使村民们都能喝上自来水，还修筑了水泥路，使农产品都能及时运出去，帮助这个小山村脱贫；闽西北水灾，我们商会共计捐款280万；汶川地震，我们商会各企业自行捐助和通过商会捐款高达上千万元。2008年，我们商会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评为“公益明星单位”。我们商会每年都资助考入北京的福州地区贫困大学生，每人每学年4000元；还有白血病患者，我们商会部分企业家和北京福清同乡联谊会的领导、理事都献出自己的爱心，给予力所能及的救助。
如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发挥民间商会潜力体现政策水平
陈功：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的问题，它很复杂，“一刀切”的方式加以肯定或否定是不对的。在农村，农机所、种子站等场站所就很多，按说是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但是现在政府在这方面投入的力度不够，有的地方根本不作为。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很多公共品、公共服务其实多是不存在的，属于只闻其名、不见其实的一种状态。但是广大农民确实需要这些服务，因此有人提出雇佣一个中间组织也就是商业性机构，让其代替政府把这些事情做好，我认为这是可以的，毕竟最后的受益者是广大农民。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已经出了这么多钱、养活了这么大一个政府，现在还要再出一笔钱？这不是等于花了两笔钱享受了一次服务吗？
举个例子，有人说化肥价钱很高，但是高低毕竟还是有化肥，如果因为价钱高了就没有化肥了，那你也不用做化肥生意了，价钱高低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让农民最后享受到这种服务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国也有很多有钱的地方政府，他们不需要农民再出钱，就能让农民享受到这种服务。比如神木县由于矿产资源丰富，财政收入很高，它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也就是政府掏钱来买单，达到全民医疗的目的。这当然是好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发展顺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步伐走得快，有的地方步伐走得慢；有的地方自然条件好，有的地方自然条件不好；有的地方老百姓有钱，有的地方老百姓没钱；有的地方老百姓除了没钱之外什么都有，有的地方除了有钱之外什么都没有……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国家不适合搞一刀切，我们习惯于用管理政党的方式去管理国家，这是错误。在不违反法律、制度的情况下，要想高效率、要想少走弯路，必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做到这“两个因”才是政策高手。
民间商会立法无需“政府花钱买服务”
温端稿:我一直呼吁民间商会立法，一方面是民间商会自身规范管理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希望民间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能够为政府分担更多的公共责任，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民间商会为政府招商引资、科学发展、积极参与救灾以及扶贫献爱心等行动都不同程度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奉献。以青海温商会为例，我会于2005年率先成立了全国民间商会中首家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企业维权服务，得到各级政府和工商界人士的好评。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据目前的国情我们在像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党组织对商会的领导，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去教育引导会员群众，通过强强联合、奋发进取、科学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
企业发展了，商会力量壮大了，自然应该饮水思源，感恩党和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回报社会。
所以，从以上例子，我认为只要全国人大对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立法，就能达到“政府不花钱买服务”。同时，尽快实现商会立法，也可以让商会以及行业协会依法实现规范化管理。
政府赋予民间商会、行业协会部分职能，各级政府就可以“减轻负荷”抓大事，为民干实事。像温州在全国异地温州商会已有188家，国外温州商会三百多家，从来就没有政府拨经费办会，每年还向灾区和贫困地区献爱心几亿元人民币，实际上温州又创新了商会发展模式，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新的贡献。
商会不要“婆婆”，要服务
王平: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他们是大社会小政府，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大政府小社会。占用财政和社会资源较多的事情，好多政府办起来吃力，但可能商会办起来相对容易一点。商会其实应该自己选举，用自己的内部章程来约束会员，而不是用政府行政的方法。办事处应该尽量不干涉商会的活动，但是要做好协调工作，多做经济贸易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只有这样，商会才是一个独立的团体。企业家想在一起干点事，政府却担当了“婆婆”的角色，企业的“婆婆”本来已经有很多，包括工商、税务等，来到商会还要受束缚，商会民间团体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我的观点还是要放开手脚，让企业家去做。作为经济联络处处长，我从来都是听取企业家的意见，询问他们喜欢做一些什么样项目，而不是发号施令。在国家大的法律框架下，让企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企业家既然能把企业做到几十亿、几百亿的规模，就一定有智慧自己组织管理好商会。我个人感觉一些大框架下的小框架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商会的活力，只有去掉一些条条框框，商会才会有生命力。政府应该起到帮助企业家的作用。比如企业家想去宁夏投资，商会就应该做好协调关系的工作，推荐一些好的项目，使项目尽快落地，在工商税务手续上减少麻烦。现在商会的规范需要一个明确的立法，既要保护好商会的利益，也要让商会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下活动，不能各自为营，一盘散沙。《中国商人》杂志在这一块做的很好，让一些好的做法得以推广和相互交流。如果一个商会出现问题，就会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其他商会也会受到影响。
商会与政府的角色定位需要在立法中明确
吴绪彬：我觉得政府花钱买服务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给商会注入资金，让商会去服务社会。政府可以淡出某些领域的管理，交给民间商会管理，包括约束合法经营、诚实经营等。商会内部也要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共谋发展，这些也是彼此服务。同时商会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条件，倡导其成员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爱心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和参与，这些都属于为社会服务。
二是民营企业家花钱了，政府要为其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支持等。改革开放30年，在各个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在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提供就业机会层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应该在投资环境、投资政策、土地划拨、税收、子女上学等多方面对民营企业家提供更多服务。政府应该为工商联立法，来规定和明确工商联的地位。
天津山西商会会长 张世伦
民间商会在推动会员企业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的创新做法与经验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涵，是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更是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期中国商人刻不容缓的抉择和需求。商会是由会员企业组成，整合商会的优势资源推动会员企业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使更多的会员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应是商会当前的工作重心和不可推卸的职责。
2004年，我们天津山西商会对所属六百余家会员企业做了深入调研，发现70%以上会员企业从事着传统、粗放、低价竞争的产业，家庭式、自我习惯性的传统经营管理方式司空见惯，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一个缩影。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商会的强大来源于广大会员企业的品牌和实力。为此，我们商会2005年做出了“推动会员企业转型跳产”的战略决策。我们组织了各种类型的专家，对一些企业进行了发展战略论证，列出了企业科学发展的5条路，分别是：向高科技自主创新产业转型跳产；企业产品升级换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内外优势企业联合发展；改进企业经营管理。
在商会的推动下，每家企业都有了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商会与十余家科研院所建立了紧密型合作关系，筛选和向会员发布、对接成熟的高科技项目；利用信息、渠道资源为企业转型协调投资合作伙伴，建立了人才库，为企业“猎头”；利用商会的优势为企业争取最优惠的政策、场地和土地资源，帮助他们宣传产品和拓展市场。为此，商会成立了由各类专家组成的 “转型发展服务中心”和商会会员培训部门。
经过近6年的努力，天津山西商会绝大多数从事黄昏产业、落后经营方式的会员企业实现了跳产、转型，至今商会会员企业从事新兴产业的比例已占会员总数的七成，一大批科技型、品牌型、集团型、战略型企业纷纷涌现，进而使我商会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商会一跃成为全国各省市晋商会中公认的规模最大、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异地晋商会，被全国31个省市晋商商会推选为全国晋商联盟主席单位。今年上半年，还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先进单位”。我商会有了今天的变化应该是加快了会员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结果。
民间商会党建工作的难点与对策
加快商会党的建设，不仅是中央和上级领导对社会组织的要求，也是加强商会规范化和品牌建设的组成部分，更是会员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一两年来，中央对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建立分布广泛、完善严密、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网络体系”的文件一个接着一个，相信明年的建党90周年和后年十八大一定会对社会组织的党建提出新的要求。
我认为，在商会建立党组织，进而推动会员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是大势所趋，是早建早主动。商会已经建立党组织的要发挥党组织作用，首先必须确定党组织在商会中的地位。因此，商会党组织书记必须由会长或执行副会长、秘书长担任，而不是为应付差事由商会一般工作人员担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推动基层会员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权威性，才能列入商会的战略规划，才能保证商会党建工作经费。
当然，在基层民营企业中推动党建有一定的难度，其中有企业投资人忙于抓效益，认为抓党建是“虚的”等不重视党建工作的主观原因，也有基层党员人数不足，支部书记人选素质不高，党员“口袋户口”等各种客观难点。对此，必须首先提高企业投资人对党建工作的认识，商会领导要和企业投资人谈心，讲清楚民企党建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党组织和党员是企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民企建党组织对企业发展是有益而无害的。
对此，我们天津山西商会已经尝到了甜头。我们商会是党委建制，党委书记由会长兼任，我们商会目前已经做到基层会员企业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全部建立了党员责任区和党员示范岗。仅今年下半年，各基层党组织中的党员带领职工为企业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有两千多条，不仅凝聚了职工，还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正由于我们商会5年来在基层党建上下了功夫，推动会员企业实现科学发展，才得到了中央、市、区委的高度评价。去年年底，我商会党建工作的经验由中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办公室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发出了简报；今年6月，在中央部署的“在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又被列为示范单位。
民间商会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与实践
商会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会员企业的诚信自律水平；二是增加就业和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关爱弱势群体，推动会员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天津山西商会已有了有益尝试。
首先，在会员企业诚信经营方面，我们认为目前社会不和谐因素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些企业在经营中的欺诈、假冒伪劣、违反安全生产而造成的事故和生产经营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产品的事件。这些问题尽管国家做出了立法、曝光、查处、问责等一系列举措，但突发事件仍不断发生，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我认为，要从根上解决，使突发恶性事件少发生，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提高广大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法规素质和诚信自律水平，才能有效扼制。我商会5年来，对会员企业投资人做了一百余次各种形式的诚信经营培训、现场观摩会、法律法规讲座等活动，将企业诚信经营化解成二十多条具体内容，开展会员自查、会员之间互查、商会进行重点抽查的诚信经营三查活动。特别是对关乎人民身体健康安全的食品、餐饮、医药、保健品行业的生产单位和经销单位，对高空作业、地下作业和工程性企业、公共场所等安全问题易发单位，由商会组织专家逐个做检查，提出在产品质量问题方面的保证体系整改方案，提出防火、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漏洞及整改要求，再由商会督促进行落实。5年来，全体会员企业未发生大的事故和质量投诉。我想，我们国家有数以万计的商会、协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会员企业，如果商会对所有的会员企业在诚信经营上负起推动责任，那些恶性事件就会减少，对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作用。
二是在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方面，首先要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和谐的企业文化，促进督导企业为职工上“五险一金”，并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等。
三是商会要不断以会员喜闻乐见的方式提高会员企业投资人的社会责任感，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和社会志愿者活动，形成“我发财，也做善事”的良好氛围。
我相信“动锯就掉沫”，只要天下商会都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就一定会对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作用。
在民间商会立法中怎样体现“政府花钱买服务”？
民间商会的立法应该尽快出台，出台前应当广泛征求广大商会的意见，商会立法中应把“政府花钱买服务”作为重要一条列入。因为如果让商会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那是有成本的，比如：培训费、党建推动费用、诚信检查费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费用以及各项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能费用等。许多民间商会经费紧张，无法系统开展各种活动。比如，我前面讲的几种商会的工作，是对国家有利的，是政府无法替代的，如果不给经费，是干不了的，起码是干不好的。因此，把“政府花钱买服务”列入立法，把对民间商会的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对民间商会给予资金上的实际支持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钱是小钱，国家要算大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