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村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将“七沟八梁一面坡”变成高产稳产的“海绵田”。大寨成为中国集体生产劳动的标杆。

从1964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至今，已过去五十多个年头，那段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的历史也成为远去的记忆。

近年来，山西一批学者将学术视野聚焦于那个时代，多方抢救搜集散落在民间的珍贵史料，开展相关研究，以期鉴古知今。

“集体化时代是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不能淡化，更不能全盘否定，对那段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说。

2003年年底，行龙从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意外地买到了一批清徐县孟封等村庄从１９４９年前到“包产到户”时候的档案文书，包括房契、地契、买卖文书等，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走向田野与社会进行史料的抢救搜集。

行龙认为，所谓“集体化时代”，是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农民走向集体化、实践集体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直到全国“农业学大寨”这段“集体化时代”中，不断涌现出全国的典型。

行龙等人面向山西本土，开展相关研究。侧重于集体化时代乡村、工程、学校、林场等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包括文字材料、田野口述资料、图像资料以及实物资料。

“在搜集的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随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类资料的流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必须进行‘抢救式的挖掘’，才能尽可能去保护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郝平说。

由于社会急速变迁和农民留存史料意识薄弱，很多农村的资料已经没有了。为了尽快抢救这些史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发动同学们到自己的家乡进行搜集，如今，已经抢救、整理了山西200余村庄的上千万件资料，包括农村账本、文件、计划、总结、通知、请示等。还有阶级成分、斗争会、匿名信、告状信、决心书等各种档案资料。

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陆续发表、出版了几十篇（部）建立在集体化时代乡村资料基础上的论文和著作，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2008年，美国一杂志专门刊文详细介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情况，英、美、日、港台等地学者频频到此参观访问。日本宇都宫大学国际学部特任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内山雅生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收藏的山西省各地的村级文献资料，在理解现代中国方面显得极为宝贵。

“搜集整理这些文献，有助于再现历史，客观地看待中国农村走过的道路，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行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