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历史，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换一个民族、换一个阶级亦或一批人来治理国家，政权相应遵循的治理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后来的政权结构充其量只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增删损益，缀上几朵其他颜色的“补丁”而已。当然，中国历史上亦有很多人厌恶这种“补丁”做法，另裁一套新衣服，穿上之后结果变成了“皇帝的新装”，在历史上出尽了丑。西汉末期的“王莽新政”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从现存的西汉末期史料上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管拥有多高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亦或信奉“三统论”、“五德终始说”、“谶纬学”，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期望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王莽则正是回应这种呼声走上历史前台的。西汉末期，中国知识分子亦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调动了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寻求变革，求变的呐喊声浪能盖过后世所有期望变革的诉求。王莽非常成功地顺应了这种变革的呼声，利用舆论造势、天降祥瑞等和平手段把西汉王朝的最高权力纳入到了自己手中，基本上用自己的人马替代了原西汉政权中的那帮人，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但掌握政权后的王莽为了显示自己建立的是“新朝”，与旧有的西汉王朝没有任何联系就恶性地“托古改制”，甚至变更西汉王朝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政方式或原则。这种恶性变更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与他所标榜的上古“圣治”大相径庭，最后把整个正常的治理秩序搞得一团糟。有知识、有文化的王莽政权最后倒在了文盲式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之下，这不是王莽政权的文明与知识本身有错，而是不切实际的求成心理和“托古改制”让王莽理想得过了头，最终在实践环节上出了错。王莽政权的这种理想主义情结在此后中国封建政治改革史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关于现实政权的兴替革新史上一再重演，给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伤害。

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编著的《全球通史》中，把公元1500年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分期。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文明史充其量是分散的地区文明史，很少有人类整体的文明份量。公元1500年以后，东西方航路在欧洲探险者的脚下变成通途，世界日益缩减成承载文明的小水球，没有任何地区文明可以孤立于整个人类向前发展的潮流之外。对于仅限东亚一地的中华文明来说，遭到世界文明大潮的冲击已成必然之势。对于缺少世界眼光的中国人来讲，这不是撒满鲜花的红地毯，而是血与火映照下文明观念的再次重组与新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公元1500年后的中国明王朝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挣扎，终于在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倒在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之下。随后，满族铁骑越过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王朝。除了在整个官僚机构中加添满洲官员以确保其对朝廷政权的优先控制，并将个别官僚机构的职能加以调整或转移外，大清王朝的各种制度结构基本上承袭了明朝，只是在明朝体制之内打下了有满洲人面孔的“小补丁”。清朝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将相沿于明朝的内阁机构闲置起来，另设军机处和军机大臣决策朝政，或者让内阁学士同时兼职军机大臣，这让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及皇帝控制下的中枢机构。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正统的王朝比起来，满清王朝的文治武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的是，满清王朝所面对的局面特别是外部局面比起唐、宋诸代来更加复杂多变，应对起来也就更加棘手。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大清王朝与大英帝国爆发了鸦片战争，只载有几千兵丁的英国船舰用快枪重炮击败了中国十几万守军，劫掠了从珠江到长江的中国华南、华东沿海数省，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让中国尝到了“切肤之痛”。

鸦片战争，对于任何中国知识分子来讲，都不是可以置之不顾的巨大创伤。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冬季，洪秀全动用中国革命的传统形式，再打上一个巨大的西洋拜上帝教“补丁”，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把南部中国闹翻了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用西洋新式武器武装出来的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变得十分强大，而湘、淮两军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地方武装打上西洋枪炮“补丁”后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及湘、淮两军的建立，都从实践的角度说明了中国传统式的革命思想、政权建设与典章制度加上西洋式“补丁”能够完成革命、平叛以及重建中国社会的重大任务。当太平军与清兵地撕杀得难解难分时，趁火打劫的英、法两国以续订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为名，再次对清政府发难，派万余兵将从天津塘沽登陆，击垮了清王朝最精锐的蒙古马队。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近郊，火烧了皇家园林圆明园。太平天国没有做到的，西洋鬼子轻而异举地做到了，这对大清王朝心理上产生的震撼无异于“剜心之疾”。

与西方列强签订更加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主政于中枢的恭亲王奕忻力图更张，在北京城设立总理万国事务衙门和专译西书的京师同文馆，开始与西方接轨。而致力于将传统文化思想转变为实用技能、提倡“经世致用”的权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力图保持中华忠义正统、维护清王朝地位的同时，公开承认中国的工艺制造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推行“补丁”策略，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与工艺制造技术的“洋务运动”来自强自新，并破天荒地向美国派出留学生，诚心诚意去做西方的学生。在奕忻、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洋务运动”逐渐从军事领域向工商业领域辐射，形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近代工业生产与商业体系。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夏平定太平天国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秋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三十年间，“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把中国带入繁荣昌盛的自强境地，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洋务运动”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使遭受太平天国破坏的社会基础重新恢复到了有序状态，基本保持了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运行环境的相对稳定。

日本是中国近邻，一千多年来都是中华文明的学习者，在学习中国文化时一直抱着“日本精神，中国知识”的理念加以大胆接纳与吸收。室町幕府(公元1338年至1573年)末期，日本中央政权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各藩州的大名(武士集团)各自为主，相互争斗，爆发了长达近百年的军阀混战。武士出身的日本名将织田信长通过长期征战，将大部日本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织田信长被谋杀后，部将丰臣秀吉接过战旗，最终统一了日本本土，并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和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两次派兵入侵朝鲜，旨在进一步深入中国大陆，争夺势力范围。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日本军队在中朝联军的打击全面溃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随后，部将德川家康继承丰臣秀吉的衣钵，成为日本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建立江户幕府。此后，日本政府牢牢被德川家族所控制，德川家族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民与外界交往。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接连叩击日本大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夏，美国舰队入侵江户港(今日本东京湾)，带来了美国总统致日本幕府的信，要求日本开放港口，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自由经商，并享有治外法权。次年春，美国舰队再次叩击日本，日本幕府不得不签定《神奈川条约》，给美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日本跟美国签定《通商条约》，确认美国人在日本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享有刑事治外法权与民事法外法权。随后，日本又跟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类似的屈辱条约。闭关锁国的日本德川幕府无法阻止西方世界的入侵，图谋自强自立，推动日本社会变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而德川幕府的顽固统治又成为日本变革的众矢之敌。自清咸丰八年至清同治七年(公元1858年至1868年)的十年间，日本维新“三杰”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在日本西南部的萨摩、长州、肥前、土佐四藩以“王政复古”为号召，发起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最终击垮了幕府统治，成立了拥戴明治天皇，恢复天皇权威，致力于文明复兴与现代化的新政权，史称“明治维新”。

在维新胜利的庆典上，明治天皇颁布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号召所有国民要用“东方道德，西方技艺”重建强大的日本国家。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借鉴德、法大陆法系模式，日本颁布了东亚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并设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与枢密院。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管辖。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宪法又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言论与结社的自由，公民的财产权与人身权受到法律保护，不经过法律程序，国家公权不得侵凌公民私权。日本宪法的颁布与实施，结束了日本封建时代政由口出、国家公权随意凌架于个人私权之上的黑暗统治。很显然，日本只是通过打“大补丁”的方式就非常好地移植了西方的科学技艺与治理结构，给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明显增强，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国与日本在争夺朝鲜的主导权上发生对抗，甲午战争爆发，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海陆军几乎是一夜之间全败在日军手里。次年四月中旬，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今日本下关)签定了最为屈辱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辽东、台湾及澎湖给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日本自此迅速登上了世界列强的舞台。

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城，俄罗斯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不了解这些西方列强，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欺。而日本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小兄弟，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非常了解。日本竟然在一夜之间成为能够击败堂堂中华的暴发户，这是全体中国人心灵上的莫大耻辱。对日战争的失败，让全体中国人再次感到国败家亡的悲剧命运已再一次降临中国人的头顶。面临亡国前夜，彻底死亡的阵阵寒气吹袭，再也不能四顾茫然、无所事事，成为上至清朝皇帝，下至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一致共识。日本的成功，标示着中国自强自新的“洋务运动”策略完全失败。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国家的未来大计，成为有天下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需要迫切自省的首要目标。

甲午战争期间，全国十八省举子正在北京城参加盛大的科举考试，为出任国家官僚做最后的冲刺。当李鸿章在马关签订投降书的消息传到北京城时，数千名举子极为怨愤，在广东南海举子康有为、梁启超的组织之下，效仿东汉洛阳太学生“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迁都拒和，练兵再战。康有为满腔怒火，一夜写下请求清王朝实行全面变革，重振大清江山的“万言书”，并联系了近两千名举子签名，投递到履行监察职责的都察院。清王朝自立国开始，极力压制“士人干政”，以普通读书人的身份上书朝廷擅议朝政犯的是杀头之罪。康有为敢做这样的壮举，一下子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翘楚，此后，康有为的大旗一挥，四方响应，中国知识界成为康有为的一统天下。丧师辱国、国家将亡的情势之下，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好受，当朝光绪皇帝载湉与各地方主政大臣的日子更难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接连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甚至想花钱买刺客上北京刺杀主持和议之人，张之洞还声称如果因迁都再战误了朝廷大局，请杀他的头“以谢天下”。颇具实力又有极佳政声的张之洞发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相同的呼声，一时之间，成为举国瞩目的国家重臣。

张之洞，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生，河北南皮人，其父张瑛曾任清朝贵州义兴知府。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贵州出现了斋教首领杨凤发动的农民起义，张之洞随父读书期间，亲眼目睹了其父张瑛用极为残酷的手段镇压杨凤起义，并在其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乡试第一的资格参加京城科举考试，并以第一甲第三名的成绩高中探花郎，自此步入仕进之途。进士高中后，张之洞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担任朝廷日常诏令的起草修撰工作。在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同时，张之洞竭力学习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整套政治机构的运行程序。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张之洞升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转为湖北学政。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张之洞转任四川乡试考官、四川学政。张之洞任职湖北学政期间，在武昌建立经心书院，任职四川期间，又创尊经书院，聘请当时的才士缪荃孙、王懿荣(中国早期甲骨文的考证者)、易顺鼎等人到书院讲学，培养了许景澄、袁昶等一批颇为优秀的学者。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张之洞调回京城任翰林院左春坊中允，不久改为太子冼马。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俄罗斯与中国商谈伊犁问题，清朝特使崇厚在俄罗斯的压迫下，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使清朝利益受到很大损失。消息传到北京后，张之洞立即上书朝廷，要求惩治崇厚的擅自妥协之罪，并推荐熟悉洋务的曾纪泽重新跟俄罗斯人谈判，维护清政府的国家利益。自此以后，张之洞以识见高远，敢为大言，成为朝廷清流派的首领之一。张之洞的才干极得慈禧太后赏识，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成为清王朝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就任山西期间，张之洞关注民生疾苦，大兴商业，推动晋商向外扩张，使晋商成为独步一时的最大商人集团。西洋传教士李提摩太游历山西，并把自己所著的《救时要务》一书逞给张之洞，请张之洞参观随身所带的科学机器与仪器，这让张之洞大开眼界，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随后，在李提摩太的指导下，身为巡抚的张之洞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成为清朝封疆大吏中极为少见的“西洋通”。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发生冲突，中国东南沿海遭受法国海军侵袭。清政府认为两广(辖广东、广西两省)是华南重地，需要最为干练的大臣驻守，遂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淮军潘鼎新部在广西前线被法军击败，张之洞奏请广西提督冯子材守镇南关，并召抚在越南抗敌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让刘永福为清军效命。冯子材和刘永福不负所望，在中越边境大败法军，取得了谅山大捷。张之洞积极调集各种力量支援前线，为抗法之战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军惨败，主动与清政府议和，张之洞因功赏花翎。中法之战后，李鸿章与法国谈判，承认越南是法国的附属国，并把中国西南的通商、筑路等权利割让给法国，法国“不胜而胜”。张之洞对中法和议的结局感到极为羞耻，自思要赶超英法等西方强国，富国强兵必须大兴实业、编练军队。此后，张之洞借鉴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洋务经验，在广州设缫丝局、矿务局、创枪炮厂、制铁厂，同时开办广东水师、陆师学堂，疏请大治海军，岁提专款购置军舰。张之洞还组织一批军事测绘人员在广东、广西两省边境和沿海险要地段进行军事工程勘测，取得科学数据后设置炮台哨卡，着力巩固两广之地的边海防。张之洞深知人才的重要地位，又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文武并举，培养他自己的洋务人才。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底，张之洞调任湖广(辖湖北、湖南两省)总督，驻节武昌。有了在广州开办近代工商业的经验后，张之洞利用湖北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实业兴国计划。他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筹集资金，相继开办了汉阳钢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纺织局、缫丝局、制麻局等。汉口自古水患频仍，张之洞考察汉口地势后，在汉口外围修起了一座长达三十余里的拦江大堤“张公堤”，将汉口外围的府河、汉江两大水系隔离，极大地拓宽了汉口的商业地界，使汉口成为名震四方的著名商业重镇。张之洞主政两湖期间，还督建了芦汉(北京芦沟桥至汉口)铁路干线，修建铁路支线到湖北大冶、江西萍乡，将大冶的铁矿石、萍乡的煤拉到汉阳，建成了汉阳钢铁厂这个巨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拥有大小企业十余个，雇用钢铁工人近万人，采矿工人三千人，采煤工人千余人，使湖北的工业规模仅次数于上海和江苏，占据清王朝所辖地域中的第三位。张之洞在两湖一带做出的赫赫政绩，让他成为后起洋务派的著名首领。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张之洞并不支持清政府跟日本闹翻。他不同意很多人轻视日本力量的看法，认为日本正在崛起，其力量不可小看。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八月一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张之洞认为战端一开，就应坚决把战争打到底，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措施，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借“外洋为助”。清北洋水师黄海大战失利后，鉴于“倭势日张，必将深入”，张之洞上奏要求“慎固津沽及盛京(今辽宁沈阳)”。十月底，张之洞直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次向朝廷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十一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又致电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李鸿章因甲午战争处置失当，受到革职处分，朝廷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辽东，并将张之洞调往南京，署理两江事务。次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又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阻止日军进犯威海，并表示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北洋水师兵败后，张之洞又建议将驻扎福建的名将刘永福调到山东抗日，收复威海，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政府同意与日本和谈，有割台湾予日本之意图时，急电朝廷，厉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次年三月底，张之洞致电台湾巡抚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台湾民众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又于四月底向清朝廷上奏，提出“废约乞援，练兵再战”的策略。六月三日，日军攻陷台湾基隆港，五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景崧“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唐景崧退回厦门后，张之洞又支持刘永福领导台湾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十月下旬，刘永福战败，亦退归厦门。此后五十年，台湾一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清政府最有战斗力的淮军、湘军相继败在日军手中，这给张之洞以极大刺激。得知日本军队是以德国军队为模本编练出来的，张之洞立即聘请德国军官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分步、炮两营，进行完全的西方式军事训练。刘坤一在辽东抗日失败，又回任两江总督，张之洞返回武昌，继续出任湖广总督。返回武昌时，张之洞将自己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一部带回湖北，吸收下层知识分子进入军队，开办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以高度自觉的精神编练“湖北新军”，为军事上的自强作进一步努力。

北京城的“公车上书”让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低层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先驱光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打出“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旗号，迅速风靡了整个知识界。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五月，在科举考试中名列二甲进士的康有为任工部主事，康有为决心从北京做起，在全国发动更大声势的维新运动。七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第一份私人报社，称《中外纪闻》，着重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九月，在光绪皇帝近臣文廷式的主导下，康有为组织成立“强学会”，十一月，康有为又亲到上海组织不受清官僚影响的另一强学会，出版发行《强学报》，让梁启超主持上海强学会的日常事务。

受北京强学会的影响，张之洞主动捐款五千两白银以示支持，并让自己的儿子张权加入强学会以示尊崇。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曾专请康有为到南京，两人“隔日一谈，每至深夜。”上海成立强学会后，应康有为之请，张之洞又派自己的幕府参谋汪康年到上海参与《强学报》的组织工作，并鼓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的其他知识分子黄遵宪、章太炎、张謇等人加入《强学报》，宣传维新思想的主阵地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在组织官僚团体、社会团体宣传维新思想的同时，康有为还出版了宣扬变法维新的理论专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宣扬成维新变法的“老祖宗”，号召人们“疑经”、“疑圣”，为自己的维新变法运动作理论上的铺陈。同时，宣传维新思想的另一大将严复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出版，着力介绍英国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宣传“物竞于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警告世人一定要变法维新，否则会亡国灭种。康有为的《两考》与严复的《天演论》像划天而过的一颗颗彗星，横扫了整个思想理论界。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元月，有人告发说文廷式、康有为等人用报纸和会社组织结党营私、破坏稳定，强学会和《强学报》、《中外纪闻》遭查封。有朝廷官员意识到报纸、杂志等社会舆论工具的巨大影响力，上书光绪皇帝加强对报纸、杂志的监察，光绪皇帝为此下了一道上谕，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未犯科条者，未患精神疾病者，可办报。”有了这道上谕作保证，同年八月，汪康年禀承张之洞的意图，自任主编，在上海开办《时务报》，并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用他犀利的笔锋、流畅的语言、充沛的情感陆续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着力宣扬“变法图存”的维新思想，再次在知识分子与各级官僚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时务报》的支持，并称：“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宏纲，无取琐闻，实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张之洞下令两湖大小文武衙门、各官办理学院学堂，按期订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当年底，张之洞还专门写信给只有二十四岁的梁启超，请他到武昌做客，并称梁启超为“卓老”。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元月，梁启超接受邀请到武昌拜见张之洞，张之洞以迎朝廷部阁大臣之礼大开武昌城中门迎接。当时，张之洞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张之洞都撇下不管，亲自设宴相待梁启超，与其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梁启超在张之洞面前不敢怠慢，亦执弟子礼称张之洞为“吾师”。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五月以后，在康有为的主导下，《时务报》宣传的主调从变成法、改科举、选才讲学、兴业练兵等议题转到极为敏感的“开宪政，尊民权”、实行西方议会政治这一主题上。张之洞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学堂未盛，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实行西方的议会政治为时尚早，并让人致书汪康年，要汪康年在“宪政”、“民权”等议题上谨慎行事，切莫让《时务报》的理论宣传与中国实情相脱节。接到张之洞的指令后，汪康年阻止梁启超发表过激的议论，引起了梁启超的强烈抗争。加之汪康年故意引用其他同仁跟梁启超相抗，让梁启超对汪康年极为不满，得知汪康年受到张之洞的暗地指使后，年轻气盛的梁启超认为自己充当了张之洞的奴仆，发誓跟张之洞决裂。在上海受到汪康年的排挤，梁启超受谭嗣同所邀，到湖南长沙兴办《湘学报》、《湘报》。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张之洞依然为梁启超的文笔所倾倒，令衙门中的大小官员关注《湘学报》发表的政论文章。同年底，《湘学报》公然把康有为吹捧成《圣经》里的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中国人)走出埃及，寻找光明。康有为等人打着孔子的招牌，想将儒学宗教化，康有为当新一代的教主。康有为等人的狂妄不智触动了潜藏在张之洞等人心底尊崇名教的痛处，张之洞觉得康有为等人野心太大，对现实政治幼稚得可笑，再不跟康有为等人把该说的话说清楚，闹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倒霉挨贬。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97年)底到次年春末，张之洞搜求中外典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对照维新派的所言所行，将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冯桂芬倡导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极为周密的引证和体系化，细致梳理了 “洋务运动” 三十多年的兴衰成败，并在“百日维新”前夕公布了代表自己一生思想成就以及清政府革新该走向何处的洋洋政纲《劝学篇》。

《劝学篇》序言里，张之洞开宗明义，认为中国面临几千年从未遇见的危急局面，“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在空前的“世变”面前，清政府与士大夫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变”，中国才能生存下去，才可能有前途、有希望，“变”已经成为整个知识阶层的共识。但如何“变”、朝哪个路径上“变”，整个知识阶层包括居于上层的官僚士大夫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张之洞认为，中国知识界再这样下去，会导致“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鉴于目前中国局势，张之洞说自己“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

张之洞将自己的著《论》分内外两篇，明确宣布自己是西学的倡导者，但提倡西学不能丢掉中华传统，朝政革新的根本在于“正人心，开风气。”张之洞指出，忠义传统包括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这是中国的大经大义，革新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些大经大义，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安宁，而不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把整个国家搞得人心散乱，分崩离析，让国家陷入到没有秩序、自相残杀的更大灾难之中。基于这一点，《内九篇》里张之洞着重讲“一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二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三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四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五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六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七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八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九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拼也。”按照张之洞自己的说法，内九篇就是“正人心”的要则，目标是维护整个国家体制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革新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外十五篇里，张之洞仿照西方文明经验，从“开风气”的角度对需要革新的条目进行了详细的分述：“一曰益智(破除迷信)，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二曰游学(留洋学习)，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三曰设学(大兴教育)，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四曰学制(调整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五曰广译(翻译西学)，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六曰阅报(舆论监督)，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七曰变法(体制改革)，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八曰变科举(官制改革)，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九曰农工商学(兴办工商业)，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十曰兵学(武装力量建设)，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十一曰矿学(资源合理利用)，兴地利也；十二曰铁路(改善交通)，通血气也；十三曰会通(加强外交)，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十四曰非弭兵(维护世界和平)，恶教逸欲而自毙也，十五曰非攻教(保持理性，韬光养晦，积极作为，图谋复兴)，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张之洞强调，劝学二十四篇的要义在于“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张之洞期望在这“五知”上求贯通，以期会融新(派)旧(派)，复兴文武。

在《正权篇》里，张之洞对比中国与西洋各国的实际情形，着重分析中国的民权与议会政治问题。他指出，“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阍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西方“必家有中赀者(中产阶级)，乃得学员议(议员)。”而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里的中产阶级，“华商素鲜巨赀，华民又无远志，议与不议等耳。”在这样的国情下，骤兴议会民权，会适得其反。张之洞并不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议会民主，伸张民权，只是时机未到，“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在《变法篇》里，论及变法的问题时，张之洞非常清晰地指出：“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可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者，本也，三纲四维也，若并此而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若守此而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翻译成今天的话语系统是指，变法本应是政府的事情，从政府的角度求变是很容易的，但它要改变广大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的习惯与生活，所以成功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的是否拥护和欢迎。伦纪、圣道和心术就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的正统地位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显然，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执政者，变革绝不会是破坏这些根本性的东西。那么，除此之外，在张之洞的眼睛里，政治体制乃至政府结构、法律体系、道德活动、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工商企业等都是可以变的，而且要大变。所以，只要守住了根本性的东西，其他方面尽管可以去变，哪怕是孔子孟子等人重新来到人世，他们也不会否认变法的意义。在《会通》篇里，张之洞再一次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其心，西学应其世。”对于一贯主张“经世致用”的中国学者来讲，张之洞的主张无疑是在把大本大原的中华经义进行了“务虚化”，而将西方文明进行了“务实化”，这对在中华经义上持顽固立场的知识分子有明显的软化作用，更有利于把革新的努力做下去。《劝学篇》既是“洋务运动”的系统总结，也是中国进行进一步革新的官方宣言。《劝学篇》发表后，风行海内，受到当时光绪皇帝和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佳评。即使是后世，既想寻求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又想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多少都把自己的政策取向往张之洞的想法上靠，或者在与张之洞不谋而合。

日本击败中国后，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再一次上演，俄罗斯占领了中国东北，将旅顺、大连变成了俄罗斯的军港；德国占领中国山东的青岛、胶州；英国占领山东威海；而美国则利益均沾，大举向中国内地渗透。中国危亡之势迫在眉睫，这让光绪皇帝卧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谋求变法强国之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皇帝抱着“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秦子婴投降刘邦)，煤山之续(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既丧师辱国，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全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的积极态度，在勤政殿召集军机大臣及满洲亲贵，颁布《明定国是诏》，要求“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阔之弊。”《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在整个变法维新的一百零三天时间里，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主导下，连续发布几十道诏令，“设立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考试；增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局，提倡商办(民办)企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大规模裁撤中央政府机构，整顿吏治，改革官制，设制度局；改用西法操练新式陆军，筹建海军”等，自上而下地实施康有为等人的全面变法方案。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急于求成的变法过程恰恰在“欲速则不达”这条中国古训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特别是光绪皇帝的行政改革措施将中国传统的六部九卿等中央政府机构大量裁撤，并将清朝皇帝优待满人的政策一概取消，令满人自谋生计等，这让大部分满洲亲贵，还有部分汉族权贵失去了权力与尊荣，导致每天成千上万的旗人和丢了差事没有饭吃的人跑到慈禧太后面前“环跪”、“哭诉”，弄得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极不高兴。做为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强人，在变法全面展开之前，慈禧太后基本持支持态度。变法全面展开后，荣禄、刚毅等满洲重臣竭力反对，慈禧太后亦称变法措施太急，要求光绪皇帝放缓步伐；但光绪皇帝执意加快变革步伐，在变革开始后连发上谕，要求全国进行急进式的革新。变革进行到第五天，维新派的元老重臣翁同龢即被慈禧太后驱逐回老家，以示对光绪皇帝及维新大臣的警告。但犯了犟性的光绪皇帝对眼前的巨大阻力视若于无，启用谭嗣同等人充任军机章京，将军机大臣荣禄等人闲置起来。荣禄等人受到冷落，极为愤恨，奏请慈禧太后杀康有为，阻止变法的进一步扩展。

到了变法后期，整个北京城罩入浓浓的杀气之中，康有为的变法不但没有为清政权带来新生，反而引起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康有为觉得要把变法运动深入推行下去，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让军队介入权力纷争。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少壮派军人，曾积极支持维新运动。康有为与谭嗣同协商后，谭嗣同找到袁世凯，想请袁世凯助一臂之力，不料深蓄奸谋的袁世凯反而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得知维新人物想动用军队搞掉自己，决心重新“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到了中南海瀛台，在北京实行宵禁。清政府未经任何审判，就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维新“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推向菜市口，斩首示众。谭嗣同临死前，仰天长啸：“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康有为得知风声后逃往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后又在两国使馆的庇护下逃往国外。支持维新变法的其他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或下狱、或流放。康有为提议实施的变法措施，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余一概废除。甚至荣禄自己提议的改革武官考试的内容也被废除，清兵军官的晋升提拔依然考察石锁石马和骑马射箭的技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挽救清政权危机，期望通过内部改良获得新生的努力付之流水，病入膏肓的清政权给自己套上了最后的死套。

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认为仅靠资望浅薄的康有为等人操作中枢，力量不够。鉴于张之洞的巨大声望、湖广新政的卓然政绩以及先前支持革新的态度，光绪皇帝调张之洞到北京任军机大臣，想请他主持变法事宜。张之洞接到诏令已经起身，不料湖北沙市发生当地老百姓打杀西洋传教士的事件，引起西洋各国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觉得只有张之洞才能处理好这件事，让他留下处理“沙市教案”。变法开始后，有人提议让张之洞赴京，翁同龢害怕张之洞夺自己的首善之功，加以阻止。翁同龢被慈禧太后免职后，又有人提议请张之洞赴京主政。张之洞以他自己的政治嗅觉觉察到变法触犯了中央实权人物的忌讳，遂称病不行。整个变法期间，张之洞除上奏要改革科举考试、大兴学校以培养人才外，对光绪皇帝下达的其他各项诏令置之不理，既不说赞成话，也不提异议，只按《劝学篇》里的主张，在湖广搞新政。变法失败后，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被罢官免职。有人告发张之洞是维新奸党，慈禧太后认为张之洞公忠体国，跟维新派划清了“界线”，没有追究张之洞的罪，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因《劝学篇》故，得以免。”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维新人士唐才常鼓动两湖会党、部分遭裁撤而抱怨心的绿营清兵组成自立军，以“清君侧”为名发动起义，张之洞调集新军，迅速剿平了唐才常的起义，杀唐才常及维新人士多人。

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北京、天津的义和团宣称“刀枪不入”、“扶清灭洋”，公开打杀洋人洋教。慈禧太后屠杀维新人士的行为受到西方各国的谴责，正恨西方各国干预中国内政，遂产生联合义和团将京城外国大使馆剿灭的想法，下令安抚义和团，并令清兵协助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北京城的大使馆。张之洞认为慈禧太后还有一班满洲亲贵愚顽透顶，不可理喻，强烈要求朝廷不要以一虚弱中国与十余西洋强国为敌，引起更大灾难，慈禧太后不听。张之洞遂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一起丢开慈禧太后的旨令，与西洋各国驻中国东南的领事馆签约，进行“东南互保。”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八国(实有十一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惶外逃西安，这才发觉张之洞等人的早期预警极有见地，后悔莫及，转而下令官兵追杀义和团，将西洋人通辑的“拳匪”人头送出，以求自安。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李鸿章再次对外签订《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中华民族陷入了灭顶之灾。一杀维新士人，再杀义和团众，“腐败无能，顽固守旧，出尔反尔，充当人民公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彻底丧失了它在全国各阶层人士中的权威。至此，清王朝的呼吸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即使在这样的艰难形势下，由于张之洞等人的“东南互保”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经济重心地区的局势，清王朝微弱的心跳还得以保持。

作为清政府培养出来的高级官吏，张之洞绝不期望清政权危亡到如此地步，自己跟着当乱世亡国之臣，受到万世唾骂。嗣后，张之洞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江楚三折》给远在西安的清朝廷，要求从人材培养等基础做起，改革学制，在全国建立小学、中学和大学，为清王朝的再度复兴接续元气。同时，建议按照《劝学篇》所做的设计方案，融合维新时期的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厉行“新政”，以求救国自强之效。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之下，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政”。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在全国改用新学制培养人才。年底，清朝廷正式发布由张之洞拟定的“癸卯学制”。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廷正式废除沿袭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朝廷官员从学校择优录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全国各地的反满排满风潮日甚一日，大批出洋留学的学生甚至认为康有为的维新“保皇”理论已经成为历史垃圾，纷纷聚集到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狂潮。出洋考察外国“宪政”的皇族勋贵载泽给慈禧太后上密奏，要求开设议院，用议院来“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使“君臣一体，呼吸相通，立万年有道之基”，挽回清王朝已经完全丧失的信誉与威严。慈禧太后觉得实行宪政事体重大，征张之洞到北京问对，张之洞认为“立宪实行，越速越妙，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革命)风潮自然平息。”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朝廷发布《立宪大纲》，准备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实行西洋宪政法则。次年，清朝廷同时调张之洞、袁世凯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拜相，兼管学部。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张之洞奉命督修粤汉铁路，并计划在武汉长江上修建铁桥一座，将芦汉、粤汉两大铁路连接起来，构成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在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之下，以外国资本、民间资本和清庭税收为资本支持，很快修筑成功；而修建长江铁桥的愿望则等到五十年后才变成现实。当年秋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光绪皇帝的侄儿溥仪当皇帝，建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无理政能力，其父载沣出任摄政王，张之洞出任顾命大臣，晋升太子太保。载沣掌握大权后，信任满洲亲贵，成立“皇族内阁”，使得满、汉权贵间的矛盾日渐加深，清王朝上层统治的根基也发生了动摇。载沣对袁世凯曾告密陷害光绪皇帝及康有为的行为极为不满，想杀袁世凯，为此事征询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认为汉人大臣中，才干超群者只有袁世凯，杀掉袁世凯会造成更大的满、汉矛盾，就以新皇帝刚立，擅杀大臣于国不利为名，建议将袁世凯削职回老家养“足疾”。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夏末，张之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清政府为张之洞治大丧，谥文襄。两年后，张之洞一手编练的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把清王朝彻底送上了断头台。由此，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亦被推翻，中国由君主专制国家走上了艰难的民主共和之路，也促成中华民族走向了更加痛苦的凤凰涅槃。

对待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思想界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易经·彖辞》上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又讲，“道之本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都讲“本原”问题，《易经》把世界的本原放在万物万事的象数之上，由于万物万事的象数是变化无端、没有定形的，所以，《易经》认为万物万事的作用是变化，变化体现了万物万事存在与发展的原则。董仲舒认为决定万物万事存在与发展的最终力量是“天”，“天”是永恒存在不可变化的，所以，遵循和体现“天意”的“道”从本原上讲，也是不会变化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带哲理性的思维方式，并非进行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的唯一判定标准。作为社会学的政治类分支，中国的政权建设从上古时期开始，一直都有强烈的哲理化趋向，从哲理的角度来谈政治问题，是东方中国政治文明与西方欧美宗教政治学说存在的根本不同之处。哲理化的政治文明与宗教化的政治文明从本原上讲，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由于军事领域、制造领域、发明创造领域的全面落伍，中国与西方对撞过程中，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在了西方手里，这不能不让中国社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产生求变求新，用西方宗教化的政治学说来分解、重建东方中国哲理化政治根基的强烈愿望。从哲理化到宗教化，这个艰难曲折的变化过程，反过来又形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适应能力的巨大挑战。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思想与政治运作形式)的全面变革，一般人都会从《易经》里找“求变”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用主动“求变”来适应新世界、新形势，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能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获得相当好的思想资源，并受到鼓励和支持而求新求变，这是哲理化政治学说最优容、最宽慰知识分子的“仁爱”之处。

但自文明社会产生以来，人群的协调组织与管理结构都是顺应其发展而构建起来的，发展的过程虽有差别，但在发展的流向上最终还是趋同的，而代表发展流向的“天意”显然不会因为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价值取向的不一致而东西殊途、完全对立。从这个角度来讲，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可供后人用以资源支持和思想支撑。也就是说，用西方的宗教化政治学说来解构中华原有的哲理化政治文明，虽有一定的必要，但用完全的宗教化来取代哲理化，则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国社会发展到清朝末期，跟上世界发展变化的形势、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现代化是中国生死悠关、迫在眉睫的问题。现代化的问题，其基础部分仍然是发展民生、实业与经济的问题，做不好这个基础，中国现代化将无从谈起。向前追溯，中国的哲理化政治文明对待经济、实业与民生，向来十分关注，曾经还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继续遵循原有的哲理化路径，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加以重新构建，用西方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提供必要的支撑，打上一个大“补丁”，在变化之中保持原有文明体制的连续性与不变性，中国亦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而在文明体制的演变与调整过程中，用适当的变化，打上一些功能性强大的“补丁”，以“补丁”的弹性机制适应外部世界，把变化控制在可供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方式之内，用一种温和或调和的方式把两者融合起来，显然比一刀两断、人头滚滚的血腥变革更符合“天意”。

“变”与“不变”的取舍，确实需要付出代价，这是无可置疑的；但能不能把代价压缩到最小，这又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补丁”机制能让这种代价最小化，亦可让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更加符合“天意”，这是“生有所足，死有所安”的光明坦途。现代化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益的运动，如果有任何人像谭嗣同那样为现代化运动而“含怨去死”，这种现代化就是换了嘴脸的“白骨精型”现代化。世人应该看穿它的真面目，大可不受“白骨精”的欺骗，导致最终的可悲下场或付出巨大的血腥代价。不能让“变”或“不变”极端化，进而影响经济运行与天下生民的福祉，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的警示。通观中国历史，中国被外国击败、或汉族政权被异族力量击垮的重大历史事件屡屡发生，冷静或者理智地对待战败的问题，把战败这种大坏事转变成知耻而后勇、举国一致求发展、求强大才是最好的决策取向，这对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回顾中国近来史的悲剧，首先是自己先乱了阵脚、失了方寸，才导致外敌有机可乘，让中华民族丧失自己的独立与尊严。阵脚站稳了、方寸坚定了，用举国一致的力量对抗外界的压力与挑战，风险再大、困难再多、亦可过关斩将、一通百通。在这一点认识上，张之洞的《劝学篇》虽不能说是经典的上上之作，但也说得极为明白：中国学术(政权体制建设与政治文明的哲理化倾向)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详备，用中国自己的学术和经世大法团结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然后取西人制造及制度之长以补我之不足，中国是完全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重建民族文化的新体系，成为浴火之凤凰。张之洞说不上是一个理论家，但他抱着这样的态度去身体力行，把西方的长处变成中国实实在在可以拿来使用的事物，让西方的长处成为中国实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又比写空文章、谈空理论的理想家高明了不知多少倍。张之洞督修的京广铁路、建设的武汉钢铁厂，一直起到了经济命脉、产业支柱的巨大作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商业摊子还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手中实现的，从维持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推进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来讲，张之洞等人的功绩要比起维新志士、排满革命家大得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补丁式”理论建构，《劝学篇》提出的稳健与渐进式的革新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讲，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更能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或接受，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不失为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清政府没有把张之洞的理论与实践向全国推广，让张之洞等人成为“新政”的主导者是一种明显的失策。清政权的寿终正寝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但取代清政府的民国军阀们能力之差、经济之糟、统治之恶，与东汉末年的董卓、袁术之流毫无二致，中华民族因此差点走进了真正亡国的深渊。张之洞身后的风风雨雨一再表明，推倒前人所做过的一切，进行盲人骑瞎马式的“西体西用”新探索，几乎没有可能找出新的路径来，到头来还是要把孔子搬上圣人的祭坛，听圣人谈经说法，让后人在轮回流变中不能自拔。

跟光绪皇帝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为人宽大开明，非常期望把大清的江山再次振兴起来。可惜光绪皇帝生错了时代，在慈禧太后的阴影罩盖下，始终只能做一个儿皇帝。其实光绪皇帝是一个并不冷静，也没有政治经验与智慧的皇帝。如果他能用高明的治政手腕，采用缓进重改的沉稳方略，把康有为(或张之洞)的方案当维新的灵魂，让满洲贵族荣禄和汉人重臣张之洞等人做维新的手臂，形成和衷共济、稳步向前的团结局面，维新变法也许真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即使再不济，也不会把一批有志于振兴江山、革新弊政的有志之士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让清王朝仅有的一点元气损耗而尽。

从马关签约到维新变法，相隔的时间仅有三年，康有为虽说进入朝廷中枢当了一名小官员，但比起荣禄、张之洞等历任封疆大吏、朝廷重臣来，人望要浅薄得多。以康有为的聪明才智，弥补起这些东西，建立自己的人望与脉气，当然是能够做到的，但需要时间与工夫。缓进重改的另一大好处是能给康有为等人以回旋的时间，历练治政能力和处理大政的艺术，为日后养血脉、养人才，假以时日，康有为或许能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中国的俾斯麦。然而，康有为的激进维新措施不仅伤害了他自己、伤害了光绪皇帝，也伤害了清王朝，给中华民族的革新史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情清王朝的失败与垮台，但清王朝离这个时代真的很近，它在垮台过程中所做过的一切，对于后世的警醒作用远远高于清王朝以前各代封建王朝，高于清王朝垮台这个事件的本身。一代又一代人向前迈进时，转头看一看前人所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给自己脚上穿帮的旧鞋打上几个好“补丁”，调整一下自己的步履，也许会在前进之路上留下更深的足迹，更多的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