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下旬，全国晋商合作发展联盟主席、天津市山西商会会长、党总支书记张世伦就新兴民间商会需要得到的法律、政策支持，以及商会自身规范运作等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
　 　

    张世伦认为，据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商会则应担负起引导民营企业科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但是要更好地发挥民间商会的功能和作用，在法律层面，应加快推动《商会法》的出台，同时也需要相关的政策扶持才能进一步提高民间商会发展的档次和水平。此外，商会内部也应以广大会员企业的需求为核心作好服务工作，总之只要敢于创新，中国民间商会大有可为。

　 引导民营企业科学发展，是民间商会的历史任务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民间商会的会长，你如何看待其在我国民营经济乃至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有可能发挥的作用？
　  张世伦:今年年初，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权威人士发布的消息可以获知：我国民营企业已占全国内资企业总数的70%以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有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是民营企业的固有特点，对如此庞大的队伍，如果引导他们科学发展，为促进国家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历史责任，应该是由民间商会肩负起来。我国有数以万计的民间商会，有数以百万计商会的民营会员企业，而这些会员大多是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因此，商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将发挥着培育会员素质、反映企业诉求、协调政府关系、提供商业机会、解决企业难题、提供市场信息、推动会员企业健康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等重要的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商人:你认为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还应该有哪些措施保证商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张世伦:要保证商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必须为商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从法律上，《商会法》应该尽快出台，出台前应广泛征求基层民间商会的意见和建议。对商会的发展应有扶持性政策，如根据会员的人数，给予商会适当的经费或补贴；商会收入的免税政策；专业部门免费为商会提出的会员培训服务。特别是彻底根除政府部门对民间商会的控制和隶属，对此，中央和国家已有了国家公务人员不再担任商会领导的规定。但目前还有相当一批人大的、政协的、工商联的、政府派出机构等吃公务饭的领导兼任着民间商会的会长，还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暗中由政府部门变通控制或隶属民间商会的，这些都要彻底解决。
　   再有一条，全国的民间商会的章程、任务，大多都是照搬照抄“商会章程范本”而来的，最近的范本也是2004年以前的或更早的，章程的宗旨、商会的任务都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求。比如全国的章程中，没有商会党的建设，没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没有规范监督会员的诚信自律，没有引导会员企业走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等促进国家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需求的内容。在一些商会中，谁的企业大，谁当会长；谁交钱多，谁当副会长。有的商会成为了几个企业的利益平台，还有的商会仍处于联谊交友、增加关系网的传统运营观念，没有发挥出商会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在法律和政策上为商会提供宽松发展环境的同时，还要规定、规范商会的发展职能作用。

　 民间商会“不归党管”的想法，是天真的，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商人: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商会和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你对商会的日常管理中是否推行过这方面的工作？
　  张世伦:我们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借鉴国际民间商会的经验和做法的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那就是党的领导无处不在，任何一个商会领导如果认为“我是民间的，不归党管，建立党组织没必要”，那是天真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党中央需要商会的党组织向民营企业发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职能，引导和监督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商会健康发展的党的政治核心作用。随着国退民进，国有企业改制，下海经商，多少年来一大批机关的、国企的、学校的党员进入了民营企业。民间企业大多数没有党组织，这些党员长期脱离党的组织生活，就无法发挥党员应有的作用。如果商会没有党组织，一方面无法引导商会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也无法向基层民营会员企业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并明确指出，在新社会组织（包括商会）和新经济组织（包括民营企业）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因此，在商会和会员企业中不是探讨应不应该建组织，而是探讨怎样在商会尽快建立党组织和怎样发挥商会党组织的作用。
　  我们天津山西商会，2007年建立了党组织，由商会党支部发展到党总支，目前正在申报商会党委。我们商会基层凡是有党员的民营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100 多位党员全部纳入了党的组织管理，在全国新社会组织中率先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全覆盖。我们商会确立了“商会的重大方向决策，要经商会党组织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做出决定；商会重大举措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制度。这几年，我们以商会党建为抓手，以商会推动民营企业科学发展做了几件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举措，无一不是商会党组织的作用。

　 商会对行业的规范，与政府职能转变进程有关

　  中国商人：目前有不少商会成立了带有投资和合作经营性质的财团，你认为这是否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定位？
　  张世伦：我认为商会可以成立带有投资和合作经营性质的企业，但要看是什么性质。比如成立商会的担保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为会员企业服务的企业，是可以的，不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定位。假如商会成立了公司，是把全部精力或重心都放在某企业和某项目上，置广大会员的服务于不顾，置商会的职能作用于不顾，或成立的公司只为几位会长、副会长谋利益了，这就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意义了。
　  中国商人：你认为商会应如何发挥其对会员所属行业的规范作用？目前它是否有足够的权限？
　   张世伦：目前，商会对其会员企业的行业规范作用有两种。一种是某些商会承接的政府职能转变后的权利性职能，比如制定标准、职称评定、评比验收等等；另一种是商会自行制定规范性公约或制度，主要看不同的商会的演变过程和历史渊源。我认为，目前政府的职能转变还远远没到位，政府喊着职能转变，但权利握在手中舍不得撒手，这需要有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但眼前，应把“政府买服务”这一职能落在实处。
　  中国商人：你是否推动所在商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张世伦：我们商会中也有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的，多年来我们注重于对会员外经外贸、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法律、国际贸易经营素质、决策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使我们商会中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的企业家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较大的国际贸易纠纷，我们商会有维权服务专设部门，部门中有经验丰富的国际贸易法律专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提供了国际律师的保障。

　  民间商会应强化华商的观念，而不是强调商帮的概念

  　中国商人:商会应如何获得自己的日常运行资金？你所在的商会，这些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张世伦:我们商会日常运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会费，由于我们商会对会员的企业服务基本到位，虽然会费标准中等，但收缴率较高，能够保障商会的日常运行。再加上广大会员参加支持商会的热情较高，不少会员也愿意在会费之外，另外出资承办一些商会的活动，因此，商会的资金能有所积累。
　  中国商人:就目前国内的兄弟商会来看，你认为哪些商会运作比较成功？他们的经验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没有直接关系？
　  张世伦:我认为一个商会运作成功与否，与区域或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绝对的关系。当然，发展快的省份，企业多、规模大，成立的商会会员也就多，会费就充足，对商会发展有先天的优势，也就容易出经验。但经济落后地区的商会，如果会运作商会，也一样出经验，事在人为。
　  中国商人:民间商会是否应强调商帮的概念？为什么？
　   张世伦:民间商会没有必要强调商帮的概念。目前，各省市强调商帮，实际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当然，就中国目前的发展过程，以乡缘商帮为纽带，自发地成立联合性的商会是一个必然过程，但任何一个省商帮不仅是自己商帮内部的联合，应是与各省商人乃至世界商人的联合。我在天津山西商会的会员大会上多次强调“你们不是山西商人，你们是中国商人，是世界商人”。我们这二年也把一些不是山西商人的企业家发展为天津山西商会的会员，就是要淡化商帮的概念，强化华商的观念。

　我们彻底改变了商会的传统模式，中国的民间商会大有可为！

  　中国商人:在你的任期内，哪些工作是你认为所创新而且取得实效的，哪些工作你想推行，却受到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张世伦:我在天津山西商会已任期五年。这五年，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商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首先，我们彻底改变了商会的传统模式，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把商会工作重点放在“以人为本，培育会员现代企业家素质，让更多的民营会员企业成为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企业”上，并产生了显著成效，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异地晋商商会，有人称我们商会是“民间商会草根时代的终结者”是恰当的。
　  再有，我们在商会实现了党组织的基层全覆盖，我们商会一半以上的领导和一批骨干会员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我们在商会和会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上级党组织和下级党组织的强有力的纽带，为在商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三就是商会几年来成功探索实践了商会和会员之间的诚信经营管理机制，深入基层，切实提高了会员诚信自律的水平。600余会员几年来没有出现一例被查处曝光和当被告的，而是涌现出一批获省级、国家级诚信大奖的企业，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并为全国商会提供了成熟的商会诚信自律机制的模式。
　  当然，全国各地的商会有许多好经验、好作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们天津山西商会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还有许多不适应和需要提高改进的地方。对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至于商会工作还有哪些困难，当然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敢于创新，敢于探索，中国的民间商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