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山西故事纪实
楔子
嘉(庆)道(光)以来，清廷逐渐腐败，眼见又到了王朝更替之时了。可是此时的世界已然不同于旧时了，自法国革命以来，民权四播、王冠坠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方兴未艾。于是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天朝国门自此被打开，欧风美雨无时无刻不侵蚀着这个腐败的王朝。洋务运动、立宪运动踵时而起，但满人自囿于识见，颟顸不化，有孙文从中崛起，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相号召，自是中国进入革命时代。
我山西地处腹地，清末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洪杨革命，遍地兵燹，中国四亿人口，受此重创，人口减少几乎一半。唯独山西尚算完整，但由此各种捐税纷纷派加在山西人的头上，此是另一种祸害。光绪初年，山西三年几乎滴雨不下，山西一千万人口，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自此元气大伤，直到清末也未得恢复。然自山西大学堂初创，留日学生运动勃兴，山西面貌为之一变，同盟会组织在山西省城成立，《新民丛报》、《民报》等启蒙刊物在地下传播，由此，山西人开始知道所谓民族者何，国家者何，利权者何，共和者何。于是乎，三晋民众争利权，收回英国福公司之矿产权，设立保晋公司；创建同蒲铁路公司，以保卫山西人之利益。之后清政府开始新政，组建新军，留日学生纷纷加入，山西新军成为革命者之大本营。于是辛亥十月，武昌枪声，促成太原起义。燕晋联军，威胁京畿，清帝腹心由此动摇。最终南北和谈，二千年帝制终被废除。民国建立，山西起义与有力焉！民国初肇，孙中山先生即来山西视察，他在太原海子边劝业楼上演讲，对山西辛亥之役大加赞赏，以为民国之创造，与山西起义同志在北方对清廷的打击，大有关系。
此一段故事专门谈及山西辛亥革命有关事件，取材都为有确切证明的史料。传说轶闻，若无证明，概不澜入。
毓贤泄愤灭洋教 西林设学传新知
1898年前后，华北平原出现了一种名曰“义和拳”的组织，专门与西方基督教为敌。一个重要人物的介入，使得这种组织滋生壮大，最终遍布中国北方，几乎造成亡国之险。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
当时，慈禧对英法公使公开干涉内政，气愤难当，“义和团”公开打着的“扶清灭洋”旗号，正中慈禧下怀。这大概就是毓贤支持“义和团”的重要原因。但毓贤的马屁拍的有些过于早了。1899年的西太后还一直拿不定主意与洋人撕破脸皮，但山东“义和团”的形势可是如星火燎原，英法公使发飙，要求革退毓贤。毓贤被调回北京，不久就改任山西巡抚。
改任山西的毓贤对洋人可谓 “国恨家仇”一并图报了，山西“义和团”的兴起爆发与毓贤的扶持有很大关系。毓贤扶持“义和团”为的是灭洋，于是各县凡有教堂的地方，大多浓烟滚滚、杀声震天，终于引发了“庚子拳变”。总计“庚子拳变”，山西杀死外国传教士四十余人，杀死本土籍的教徒数百人，焚毁教堂数十座，成为“义和团”运动各行省中，损失最严重的省份。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匆忙 “西狩”。毓贤在战战兢兢中将“两宫”迎入太原，在勉强过了中秋节后，两宫再复西逃，驻跸西安。山西因为杀伤洋人太重，联军扬言要入晋屠戮，以示报复。九月初，就有少量联军入娘子关、天镇县，山西民众惴惴不安。
山西问题是中外和谈的一个重要内容。被洋人吓破了胆的慈禧，此时真个是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清廷任命“晚清三屠”之一的岑春煊为山西巡抚，负责办理山西教案(岑为广西西林人，当时人呼之为“岑西林”。所谓三屠，一是钱屠张之洞，一是人屠袁世凯，一是官屠岑春煊。意谓岑为人强梁，对晚清政风深恶痛绝，动辄弹劾官僚)。因为山西义和团杀伤教民确实太过严重，岑西林也是一筹莫展。有幕僚建议岑联系与山西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山西“丁戊奇荒”时，曾来山西办理赈济，与当时的山西巡抚张之洞关系密切。在李鸿章的牵线搭桥下，李提摩太与山西当局建立起了关系。
李提摩太是一个中国通，在晚清政坛中，李提摩太折冲樽俎、影响巨大。李提摩太认为与其用罚款和杀戮来报复山西人，不如建立一所大学堂，用“新知来启蒙山西人”，使山西民众民智渐开。于是在岑春煊和李提摩太主持下，双方函电往驰，最终达成一项协议：用50万两的赔款，建立一座大学堂，每年投入5万，投入十年，然后将大学堂归还山西当局。岑春煊为防止教育权利被外人把持，且担心学生西化，建议在大学堂另外设立中斋，教授中国传统儒学。相对于中斋的就是西斋，西斋主要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这就是山西大学堂初创时中西斋并立的情况。
山西大学堂西斋建立以后，所聘教师几乎都是外国人，尤其以英国人居多，课本都用英国原版教材，授课都用英文。各种学科如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世界历史等次第设立，物理化学实验室逐渐建立。总而言之，山西大学堂的成立，意味着现代科学教育体制第一次在山西的土地上创建。当时有瑞典人新常富，将英式足球带入山西大学堂，大学堂学生对此项运动非常着迷。因此看来，足球是进入山西最早的现代体育项目。另外，山西大学堂理化实验室的仪器，如电石气灯、发电机、电灯、蒸汽机、机床等，使得僻处的山西人大开眼界，求知欲因此大增，清末民初的山西工程师大多毕业自大学堂西斋。
另外有太谷人孔祥熙，在“庚子拳变”中救济过传教士。孔祥熙之后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游说大学当局，在太谷建立了铭贤纪念学校，用西方科学教授学生。铭贤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大学，为山西农业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山西大学堂校址在太原的侯家巷，至今主楼巍然耸立。而现在山西农业大学占用的就是当时铭贤学校的旧址，其中亭台楼阁，依然保存完整。
山西大学堂、铭贤学校以及其他新式学堂的建立，为山西输入了新知，并为山西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辛亥山西一役，参与者多是新学堂的学生。简言之，山西大学堂以及其他新式学堂的建立，客观上为山西辛亥革命做了组织、舆论的准备。
三晋学子留日潮 革命同志建同盟
在“庚子拳变”受重创之后，清廷被迫实行“新政”——— 编练新军、普及教育、兴办警政、倡导留学。训练新军必须有新式军官，于是全国各行省纷纷建立新式军事学堂，比较著名者有保定陆军学堂——— 与日本士官学校、黄埔军校并称为民国军官系统三大系，云南讲武堂——— 蔡锷、唐继尧、朱德毕业于此，西南军事人才多半出自该校，山西武备学堂亦在此时应时而起。当时国人仍受传统重文轻武之影响，报考武备学堂者寥寥无几。所谓时势造英雄也，有人乘机从中崛起，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山西政治。
山西五台山高林密、气候寒冷，向来为苦寒之地。但五台与定襄接壤处，却是另一番风采，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可以资滹沱河水灌溉良田，俗语“县不如镇，镇不如村”，说的是五台县不如东冶镇，东冶镇不如河边村。阎锡山就出生在河边村，不过当时他叫万喜子。万喜子的父亲阎书堂以买卖银钱为业，结果因为一次投资失败，父子为躲债被迫逃亡太原。恰好武备学堂招生，阎氏父子走投无路，万喜子改名阎锡山，考入武备学堂。1903年山西武备学堂送阎锡山等一批学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培养近代新式的军事人才。前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山西留学生还有姚以价、张维清、黄国樑、张瑜、乔煦、温寿泉等，他们几乎都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另外一批留日学生，则多来自山西大学堂。山西地方政府为推动新政、普及教育，1904年派遣大批山西大学堂学生留日，著名者有景耀月、李镜蓉、荣福桐、谷思慎、徐一清、冯司直等人，其中景耀月、谷思慎、荣福桐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李镜蓉在日本入章太炎门下问学，学问冠绝一时，与黄侃并称为“南黄北李”。其他人民国时多供职于山西教育、实业各届，多有建树。
其中对山西同盟会建立成绩最大者为谷思慎。谷思慎是山西神池人，其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其叔谷如庸晚清任户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司长)，其父曾任教谕(一个县的教育长官)。谷思慎从小便落拓不羁，曾任晋北哥老会龙头老大，“两宫西狩”时曾策划刺杀西太后的计划，意欲推翻满清统治。山西大学堂建立后，谷如墉任大学堂监督，谷思慎因缘入大学堂读书。留学日本后，早就有光复思想的谷思慎马上与东京的革命派一拍即合，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谷思慎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后，谷思慎介绍了一大批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其中著名者如阎锡山、荣福桐、景梅九、景耀月、黄国樑等人。最有意思者为阎锡山，曾加同盟会之后的阎锡山对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不大了解，曾经当面质疑孙总理，孙中山谆谆善诱，最终使阎锡山了解了“民生主义”的核心。阎锡山曾参加过黄兴领导的刺杀组织“铁血丈夫团”，回国时身携炸弹，和赵戴文面不改色地穿越清政府的海关。而谷思慎、景梅九、王用宾等人成为东京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他们在东京编辑《晋报》、《第一白话报》，宣传革命，吸收山西留学生参加同盟会，并伺机将《民报》、《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宣传片带回山西大学堂，启蒙山西的莘莘学子。谷思慎、景梅九等人在东京的革命活动非常积极，当时梁启超仍然标榜“立宪保皇”，在日本各地开展演讲巧舌蛊惑青年学子。谷思慎、景梅九等积极分子，在同盟会授意下，突然在梁启超的演讲会上发难，将梁启超赶出会场。
斯时的山西大学堂，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成为全省青年学子的圣地。在留日学长的影响下，大学堂的学生日趋激烈，追求革命。山西大学堂中斋的续西峰便是其中的代表。续西峰，号桐溪，山西崞县人(今原平县)，少年时代便怀有推翻满清统治的决心。续西峰为人机变，喜欢和下层社会、会党分子打交道。当留学生潮泛起时，续西峰积极为同学联络留日事宜，而自己坚持留在国内团结下层民众。他以为革命需要两种力量，一种就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一种就是底层社会的力量。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以后，积极和续西峰联络，介绍续西峰加入同盟会，并要求他在山西开展活动。续西峰在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在宁武创建中学堂，在家乡创建川路学堂，表面上为地方政府兴办教育，其实为训练革命骨干的基地。学堂除了学习现代文化知识，还教授军事知识，操练器械，为日后的反清革命培养军事人才。
总之，参加同盟会的山西留日学生成为“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山西。山西的青年学生，或者建立同盟会组织，或者培养军事人才，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军事和培养骨干的准备。
“文交惨案”流蜚语 拔丁去夏夺兵权
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西方向中国走私鸦片合法化，鸦片毒瘤像吸血鬼一样，吸附在中国人身上，成为近代中国的噩梦——— 白银大量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民间道德败坏，近代日本人呼中国人曰“东亚病夫”者，盖因国人大量吸食鸦片之故也。在西方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清政府为防止白银进一步外流，对土烟种植采取默许态度，因此，鸦片在中国迅速泛滥。到19世纪60年代，山西很多地区因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适宜罂粟生长，如代县、文水、交城等地，成为全国著名的鸦片产地。每到春夏之际，罂粟花开，文水交城交界的开栅镇盆地，无论山坳还是梯田，都是一片花的海洋，莽莽苍苍、馥香四溢。山西鸦片多自种自吸，晋商的中心祁县、太谷、平遥成为鸦片消费的大户，太谷出产的烟灯“太谷灯”，因制作精良，还曾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1880年，富有理想的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他描述山西人吸食鸦片说：城市里吸食者十之八九，乡村吸食者十之五六，形容省城太原为一座“死城”。虽然不乏夸张，但由此可窥见山西烟祸之烈！20世纪初，毒品泛滥日益成为全世界的问题，英美等列强开始强力打击毒品走私，并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向清政府承诺不向中国走私鸦片，同时要求清政府尽快禁烟。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发出上谕，要求各行省给出禁烟时间表，严厉禁止罂粟种植。当时山西巡抚为宝，宝在满人中以开明著称，宝手下有一员干吏，就是当时的山西布政使丁宝铨。在丁宝铨的力主之下，宝承诺一年时间内禁绝鸦片。于是，宝在全省范围内发布公文，严格禁烟功令，要求各地方官在1908年一年内禁绝罂粟种植。1909年，宝向清政府上奏，山西全省鸦片种植一律禁绝。很快，宝调任河南巡抚。丁宝铨因在禁烟运动中表现出色，升任山西巡抚。
清政府为验证各省禁烟实情，1910年派员到各省巡视。丁宝铨对此颇有压力，其实禁烟不是如此轻易之举。尤其在文水、交城一带，近五十年来此地农民依靠种植罂粟为生，鸦片收入成为他们的支柱产业。朝廷功令，一夜之间要求拔尽所有罂粟苗，文、交之间的开栅镇烟民敲钟聚集，要求山西巡抚放宽禁烟功令。群众愈聚愈多，声势汹汹。地方官无法弹压，山西巡抚派管带夏学津前往开栅镇。结果夏学津所率新军与群众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镇压抗禁民众，开栅民众死伤惨重。这就是“文交惨案”的大概经过。
山西同盟会中的新军将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夺取军队指挥权，并借机驱除丁宝铨。
前面讲到清政府实施新政，练新军是其中重中之重。山西拟编练一镇(师)，因为财政困窘，最后编成一个协(旅)，下设两个步兵标(团)，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队(连)，一个辎重队，全部新军大概有六千余人。当时山西混成协协统是姚鸿法，两个标统是齐允和马龙标。夏学津为三营管带，夏学津与丁宝铨、姚鸿法关系密切，很快，夏学津就代替马龙标任二标标统。
前文提到，丁宝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能审时度势，顺应山西民众日益发酵的民族心理，刊印明末清初山西大思想家傅山的著作《霜红龛集》；在政治上，团结山西谘议局众议员，推进新政，消弭潜在的革命因素。越是干吏，越对山西的革命不利，所谓敌人支持的就反对，敌人反对的就支持，山西同盟会众深得其髓，禁烟运动本身不错，不过是你丁宝铨干的，那就对不起了。另外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是，夏学津等人把持军权，那将山西籍的同盟会员置于何地？“文交惨案”给了山西同盟会最好的机会。
在此之前，同盟会中坚分子王用宾主笔《晋阳公报》，使之成为革命派的宣传阵地。为配合山西新军的夺权工作，王用宾散布言论说：夏学津的小妾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暧昧，夏学津本来平庸，靠其老婆上位。并在太原各地散发传单，以引起公愤——桃色新闻永远是打击政敌最好的工具。在“文交惨案”发生后，王用宾派出记者张树帜、王虎臣往交城、文水调查，将“文交惨案”的事实添油加醋、无限夸大，然后在《晋阳公报》、《国闻报》上大肆宣传，攻击丁宝铨纵容夏学津枪毙良民、强奸民妇、抢劫财产。山西同盟会员狄楼海正在京师大学堂工作，鼓动御史上奏折弹劾丁宝铨纵容士兵枪杀良民。经过这一番折腾，夏学津被迫去职，山西同盟会重要成员黄国樑、阎锡山于1910年12月间，先后接任山西陆军混成协第一、第二两标的标统，大批的同盟会员借此机缘进入新军队伍。经此事件后，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丁宝铨萌生退意，终于在1911年年初辞职回乡。
“文交惨案”的发生和处理，使得山西新军重新洗牌，同盟会员牢牢把持新军，为革命的最终爆发作了武装上的准备。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干练的丁宝铨去职，此为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搬掉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并州举义旗 三晋庆光复
1911年，清王朝的统治局势急转直下。先有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入两广总督府；后有因清政府颟顸政策导致的四川“保路运动”。前面讲过，为了应付时局，清政府一度搞新政，希望能敉平内外纷乱的局面，其中一项就是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之间修筑铁路干线，如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 汉口)、川汉铁路(成都——— 汉口)、粤汉铁路(广州———汉口)等重要铁路线。此前，这些铁路线大都被地方政府出卖给西人，经过各地绅士、学生的斗争，到1905年前后，这些铁路都被收回，各省地方成立铁路有限公司，召集民间股份，修筑铁路。之后近代著名洋务运动领袖盛宣怀入主邮传部，他大力提倡铁路干线国有，将上文提到的三个重要干线收归国有，形成了一场巨大的“国进民退”的风潮。其中川汉铁路情况最为复杂，清政府对四川民众最为苛刻，最终导致“成都血案”，四川同盟会同志联合“保路同志会”乘机在四川成都各地纷纷独立。清政府派端方由湖北进入四川镇压“川路”事变，结果造成武汉三镇兵力空虚，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一声枪响，夺取武昌，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此时山西的主政者为陆钟琦，此君刚刚由北京到并州上任，不过四十余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使得陆巡抚颇为紧张，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义，并有攻入山西夺取解州盐池以作军费的打算。陆钟琦大惊失色，首先他感到太原城中六千余新军的威胁，其次他害怕陕军入晋引起山西革命。再三思忖，陆钟琦决定调一部分新军(一标的两个营)往河东沿风陵渡一带布防：一是防止陕军入晋，一是将新军拆散，防止“祸起萧墙”。
消息传出后，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如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诸人开会，决定“将计就计”，等待山西巡抚将弹药发给新军后，伺机起义。原来清政府对新军一直心存疑虑，新军士兵有枪无弹，以防新军暴动。
10月28日新军一营离开省城太原，当夜驻扎在太原南门外狄村。10月29日即为农历重阳节前一天，重阳是民间登高赏菊花的好日子，很多太原的文人士子早早歇息了，他们要养精蓄锐应付后天的诗酒之会。10月29日凌晨，狄村操场上人影绰绰，新军革命派士兵正在调集军队，准备起义。新军一营营官为姚以价，姚以价也是留日学生，但他没有参加同盟会。新军士兵拿不准姚的意见，他们几个人持枪去见姚以价，如果姚不同意起义，只能干掉姚以价重新选出领袖。出乎意料的是，姚以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也是汉人，满人压迫我们很久了，应该种族革命了。虽然我不是同盟会，但我同情革命。”于是新军一营集合在狄村操场，左胳膊上缠白布，以防误伤同志。姚以价在操场上发布檄文，要求革命同志：“光复太原，建立革命政府。”黎明时分，一营革命同志悄悄地埋伏在太原城迎泽门外的壕沟里，静静地等待城门的打开。凌晨五点多钟后，守门人打着哈欠将城门大开，太原城还笼罩在一片晨雾中——— 突然，埋伏的士兵发出一声喊，冲入迎泽门——— 民国成立后，迎泽门改名为“首义门”，即取义于此。
新军士兵冲入太原城后，分三路进攻：一路占领子弹库，以夺取军事物资；一路攻打满城，满城是太原旗人聚居的地方，原来在太原的柳巷一带，后来因为水淹，迁居到城东小五台一带。满城中的满人是清政府统治的坚决拥护者，因此攻打满城是当时革命党首要任务之一。但此时的满人已经不能和刚入关时相比了，当年的金戈铁马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八旗子弟”——— 肩不能挑、手不能拿，没有谋生手段的寄生人群了。在革命军将大炮调过来，开过几炮之后，这群乌合之众就举起了白旗，投降了。新军最重要的进攻对象是山西巡抚衙门，当新军冲进巡抚衙门时，天刚蒙蒙亮。前几天，陆巡抚的儿子陆光煦由京赴晋，希望化解日渐紧张的局势，据说陆光煦本人亦是同盟会员。父子相对几次后，也只有等待时局发展，见招拆招了。陆巡抚听到枪声后，草草起床，派出的哈什戈还没有回来禀告信息时，新军士兵就闯了进来，为首的是同盟会员张树帜。陆钟琦见到新军后大怒：“我刚刚来你们山西不到两个月，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山西人的！你们要干什么？”话音刚落，几声枪响，陆巡抚为大清殉职。陆光煦还没有起床，也被乱枪打死，陆家几口都死于战乱。每到朝代更替时，总有忠臣遗老为先朝殉葬，如文天祥、陆秀夫之于宋；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之于明。而每每翻阅《清史稿》，辛亥革命一役，少有为这个腐败王朝殉葬者，若有，则就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了。其实，辛亥革命不是简单的王朝更替，她被革命党人赋予了种族革命的含义，亦是共和革命。陆钟琦为此腐败王朝殉葬，不值甚耶！
革命成功以后，山西同盟会重要领袖、参加太原辛亥起义的重要人物和谘议局的议员，在山西谘议局召开会议，商讨成立山西军政府。当时山西谘议局议长为梁善济，梁善济动员议员，要通过投票决定山西军政府都督。革命派士兵张树帜、张汉杰掏出手枪，厉声喝道：“选阎锡山为都督，同意的举手。”在武力逼迫之下，全体会员都举手通过，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宣布山西独立。山西巡抚衙门成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府，都督府外飘扬着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卦旗，经历了数千年帝制的山西由此摆脱了皇权专制的胁迫，由此走上民主共和的路子。
太原辛亥起义，是黄河以北第一个起义的省份。太原起义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首都北京，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由此有力地支援了武昌革命军，打乱了北洋军对武昌的围攻，为辛亥革命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