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孙铮做客新浪EMBA频道《商学院院长系列访谈》，就商学院的本质在于分清商业与事业、义与利之间的取舍、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根基、中国资本走向国际市场、商学院经营的是精神产品等话题发表看法。

本期嘉宾孙铮简介：

孙铮，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会计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刚才谈到教育的问题，您说无论是高校也好，商学院也好，都要回归到教育本质，在您看来，商学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孙铮：商学院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培养功利性的学校。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商学院的毕业生都在商界。我这里讲的“商界”概念比较大一些，金融界、财经界、企业界都包括在里面。在商界要生存的话，面临的现实就是竞争，因此，如果没有一种竞争意识，没有一种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意识，没有用一种理性的心态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求生存，那任谁恐怕在商界都呆不长。这样，商人们就容易在大众心目中变成无论在处事还是在价值观的判断上都带有一定功利性的人。但其实，当我们真正回过头来看商界时会发现，但凡成大器者，都是把商业作为一种事业来看，而不是单纯的把它作为一个挣钱、谋生的手段。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然后走到现在，大家最近都在回忆这段历史。“五四”运动引进了两位先生，“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和科学，这是在北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的另一段历史，同样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引进了另外一位先生，叫“贝先生”(Business)，他们的理念是，中国除了在政治体制上面、文化意识上面要有一种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建立现代的商业制度，建设现代的商业环境。

当时国家缺少这种人才，这批有识之士就要组建现代商学院，于是他们默默无闻来到南方，南方哪里呢？就是上海。那么，在哪一个环境里开展现代商业人才的培养呢？就选择了当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恐怕是师范学校中第一个办商科的学校。第一任商科主任就是杨杏佛，杨杏佛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批民主人士，而考察他的背景后发现，恐怕他是中国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学位的人，他回到中国来，就是要办商科，培养商业人才。然后，中国就开始办现代意义上的商学院，办了上海商科大学，就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上海商科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最早的商学院。

当我们回忆我们的先辈时，不难发现，革命需要有牺牲精神，办企业创业亦需要创业精神。商学院的先辈们，如杨杏佛、郭秉文、马寅初，他们要组建一个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商学院，要举办商科，要培养商业人才，谈何容易，而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伟大的事业去做，这是需要献身精神和一种牺牲精神作为支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回忆这个学校、这个学院的过去，再来看看我们的今天，对于怎样为我们商学院的人才培养做出一个明确的方向，都是很有启发的。

主持人：所以，您认为应该是商业报国这个思路对么？

孙铮：对。其实中国人学物、学器、学技术都不成问题，东方人的智慧天然在“吸收”这方面的功能很强。但是物也好、器也好、术也好，它的背后还有道德的问题，就是商道。商业有它自己的商业规律，有它自己的行道，一旦破坏了这些规律，将会受到惩罚。从现代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规律，毫无疑问，就必然会带来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在商界人才培养上，怎么样更多的从道德培养方面去考虑，是现在商学院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前一段时间引进了国外商学院的一些课程和方法，包括他们培养人才的方式，但很多都是形式上的，并没有挖掘出他们内在的东西。反而现在外国人很关注商业里面和中国元素有关的一些东西，比如金融危机发生了，《纽约时报》说“我们还得像中国古时候的商人去学习，古时候的商人叫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里面用了一个英文单词，叫accountability。我们古时候的山西晋商，有大掌柜、二掌柜，大掌柜其实就是今天的CEO，二掌柜就相当于CFO，他们都是被雇用的，都是被钱庄或者是银行的出资者雇用来的，他们担负着那么多的资金运转和资本运行的重任，他们怎么受人之托，怎么去忠人之事，用今天的话说，怎么保护他的出资者资本的保值、增值，他承担着重任，而这个问题是要问责的。Accountability从法律上来说就是问责，讲的就是追究责任。

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重大的问题，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就有人说中国人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值得学习。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商传统中有关商道、伦理方面的精神遗产很多很多，中国人说，危机危机，有了危险，机会就来了，那么，究竟怎么样在我们商学院的建设、商学人才的培养的过程中，既接受好、吸收好国外的那些术和器物，同时又体现出我们传统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商学院应该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我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在提国际化这个话题，很多商学院也都在提国际化，这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趋势。在大家纷纷提出国际化的同时，您给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可能是别人目前还没有看到的或者是没有专门重点提出来讲的，就是这个“中国根基”的概念，这一点跟您刚才讲的中国商业历史也有很大关联。

孙铮：现在办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它会强调自己的利益，而后来它的利益就会放大，它的利益从原来的只包含一个家族，扩大到包含着社会。即使是国有企业，也更应该强调它的社会责任。在当下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所说的“利益相关者”，其概念完全不是原来狭隘的那种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或者是简单的出资者、资金借贷者的概念，它已经把整个社会容纳到一个企业的范畴里面去了。最近《哈佛商业评论》里的波特写了一篇文章讲“创造共享价值”，他其实主要就是在讨论一个企业在社会当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创造了价值，不仅仅是为出资者创造了价值，更是为社会的方方面面创造了价值，这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是有的，并且这样的理念也一直渗透在整个中国商人群体的意识当中。

也就是说，在全球商界都在讨论“创造共享价值”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机地融入一些我们中国传统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理念，这个很重要，需要挖掘。我想光靠上海财经大学一所学校也不行，大学的优势是什么呢？除了商科以外，还有其他学科。比如说，很多综合性大学它的文科特别强，文史哲特别强，他在挖掘中国根基这方面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对来说，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思想史、哲学、中文等学科最近也发展很快，我们也发现这些学科为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中国的商业发展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定是有关系的，而这里面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在商业活动中“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该以什么为重？商人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但是它所处的环境很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两者之间该怎样取舍？我们时时刻刻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去辨别这些问题。怎样做是促进我们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怎样做是目前得到了利益但是将来会阻碍你的发展的。我觉得这也都是我们商学教育需要考虑的，因为在这方面，国际、国内都有太多的教训，是需要我们的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团队和高管团队都要思考的问题。

9月份就要开学了，上财商学院即将实行我们不久前推出的新版MBA教学课程体系，6个模块里面有1个模块就涉及到了中国根基的问题。当然其中的课程，我们也是采用边研发边教学的办法。我们希望学生经过这方面课程的训练后，将来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是在当他手中拥有一定管理权力的时候，或者他自己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阶段的时候，能够在我们中国根基的这种知识、这种元素的影响下去思考他将来的战略发展问题。我想这个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将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给世界创造什么？不是光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有责任去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回顾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发展史，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能够那么源远流长，是和我们很多很好的根基有关系的。我们要教会学生养成一种习惯，在将来的发展当中，怎样从我们的根基中吸收营养和优势，使自己可持续发展。我们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要强调他们有国际化竞争力，恐怕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有中国根基的东西在支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