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闻网讯：美国华尔街金融诈骗案的主角麦道夫因设立“庞氏骗局”吞噬600多亿美元，被判150年监禁。麦道夫作为华尔街的代表人物，演绎了电影《华尔街》的现实版，他把“贪婪是好的”的华尔街文化推到极致，最终造成了华尔街和美国的双重悲剧，更使得全球因这场悲剧而深陷金融危机之中。

 

巧合的是，将于8月21日公映的华语巨制《白银帝国》，因主人公康三爷 “仁义行商、毁家纾难”，体现了晋商在19世纪中后期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和态度，以致引起了欧美金融界的高度关注，被美誉为“一本教你如何化解金融危机对人的威胁的‘教科书’”。

 

华尔街，曾经的世界金融膜拜圣地；山西，中国19世纪中期的金融中心。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前者在“契约”的幌子下贪婪欺诈以致全球40多家机构300多万人受害，后者则用“仁义道德”解救民生于水生火热之中。虽然相隔100多年，为什么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当今全球资本信用基础崩溃、金融监管乏力的情境下，我们该守契约还是讲道德？

 

华尔街从来不缺乏丑闻。此次金融危机之前8年的安然公司金融丑闻中，商业机构负责人为了谋财，蓄意陷害股民甚至公司的员工，案情爆发后震惊全球。《白银帝国》导演姚树华有感而发，决定拍摄一部讲述有关金融道德的影片，并决意尝试将这个声音传达出来。

 

《白银帝国》不仅向全世界诠释了晋商纵横中国500年 的商业霸主文化，也向金融界传递了晋商“自成体系的金融监管制度、经营哲学和商道伦理”。晋商最了不起的是其发明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明，这 种文明把中国民族性及文化传统中的优点表现到了极致。晋商无论是制度发明或者商业道德，皆可成世界商界楷模，而令今日之华尔街汗颜。

 

华尔街“庞氏骗局”的核心就是编造一个精巧的投资模型谎言，用后来者的投资去支付前面进入者的收益承诺，直到资金链的倒金字塔最终崩溃，简而言之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一语道破天机：“所有一切看似美好的承诺，都是通过虚假的财务报表、粉饰的业绩和漏洞百出的审计所设置的一个陷阱。”

 

前不久，北大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在《白银帝国》专家座谈会上表示，“在缺乏金融道德甚至基本做人道德的华尔街，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失去有效的监督手段，没有相当的道德自律，必然导致不可避免的漏洞、制裁的缺乏和各种不公平，以致信息、资源和资金的失衡从而越发腐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山西“票号”内，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成为约束晋商行为准则的核心。尽管晋商的制度设计，远不如现代商业社会各种政策、法规以及不同层次的规章制度之完善，却可在“诚信仁义”的基础上，通过“号规”等内部制度和行会纪律而对从业者进行有效约束。

 

导演姚树华认为，晋商的契约是对他们自己的契约，他们会时刻自问“我是谁，我的良知在哪？我必须对自己负责任，我对自己负责任就是对所有人负责任”，这是晋商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中国人的优点，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这种品德。

 

所以说，契约、经济理性、法律只能为现代商业社会提供稳定与繁荣的必要却非充分基础；惟有加上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才能确保社会的繁荣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害最深的机构或国家具有共同的特点：贪污、弄虚作假、官商勾结，资源被严重误用，人性扭曲，商业道德沦丧。正如著名文化评论家王鲁湘所指，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

 

麦道夫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最古老的骗术骗过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无数权贵，无非是利用了人的幼稚和贪婪。正如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再完美的制度也限制不了人性的贪婪。

 

美 国某著名经济学家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对于任何政策或制度，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制度本身对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具有贪污的诱惑，结果反而侵蚀了制度可能 带来的良性效应。所以，不管政府所制定的金融政策多么无懈可击，如果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或社会缺乏商业道德，那么政策的效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

 

《银行家》杂志副主编欧明刚认为，此 次金融危机中是政府去救企业，救银行；而《白银帝国》里是企业去救国家，救百姓，它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白银帝国》和美国华尔街的最大差别在于，晋商 的完善金融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白银帝国最后的崩溃，不是它的制度本身，而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外部冲击，这个外部冲击是国家的危机以 及那段历史的终结。而华尔街的崩溃是由内部的贪婪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提出，在以前的经济危机中，各国都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注入流动资金的方法来解决危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的。

 

“确切了解文化因素与传统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不仅能理清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有助于找出一条化解眼前金融危机的途径。”北京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霍德明教授告诉大家，“虽 然各种金融制度和法律法规是创造良好金融秩序所必须的，可是我们通常没有察觉到，现代金融制度其实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和其核心的道德伦理习惯基石上的。现代 金融制度固然重要，但还不足以构成良好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一套制度要运作顺畅，还必须配合若干传统的社会习惯与伦理道德习惯，道德才是重整世 界金融秩序的主轴。”

 

首都师范大学儒家研究专家、《原道》主编陈明教授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儒家远比佛教或道教更能解释中国社会两千五百年来的社会关系特质。儒家以一套道德原则为核心，很多成功的晋商并不是依靠法律制度，而是以这套道德作为经纬，将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化来规范“票号”的行为。

 

契 约和金融法类似的制度是现在金融系统成型的先决条件，没有人妄称只靠道德或诚信仁义就能取代这些正式的制度；但是在法律制度已然存在的条件下，金融体系内 的商业道德和相互信任作为一个额外的条件，必然会发挥重要的润滑剂作用，降低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经济效率。

 

《白银帝国》作为一部影片，无法也不可能承担拯救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但至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警醒。电影中有救亡有启蒙，我们更多地需要全面反思和审视晋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