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会馆见证运河胸怀
沿着京杭大运河一直往南,西岸有一处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尽管当地的居民已经很少去光顾,但它仍以冠绝历史的芳华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远看琼楼玉宇,璀璨多姿;近看雕梁画栋,金碧辉煌。12日上午,天空还在飘着细雨,来自济南的几位游客还是兴致勃勃地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细听着这段古运河繁盛的见证,不禁啧啧称叹。
山陕会馆古建筑群位于东昌府区东关双街古京杭运河西岸。坐西朝东,沿中轴线对称排列;是山西、陕西商人作为“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合建的一座神庙与会馆结合的建筑群。
据历史记载,这座古建筑群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以后逐年扩修,至嘉庆十四年(1809),方具今之规模,共耗银60465.69两。
如果你没有翻阅历史,你无法想象像这样的建筑群能给曾经的运河两岸带来什么,时隔百年过去,当记者再次踏上这段旅途的时候,仅凭老人们的回忆,就渐渐迷失在这厚重而不失风情的运河畔了。
古代运河成就山陕会馆
如果你在运河对岸远观山陕会馆,它巍峨多姿富丽堂皇的姿态仍在。
闭上双眼静静冥想,运河中桅樯如林、商贾云集、彩舟漕船往来穿梭的景象依稀可见。
在明清时代,陕西、山西两省形成了两大驰名天下的商帮———晋商与秦商;翻阅历史卷宗你可以发现,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着秦晋之好的佳话。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山陕商人结合后,在很多城镇开始建造山陕会馆(也称西商会馆),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
为了维护日常的修缮,山陕会馆如今需要30元的门票才可以进入。
山门、戏楼、南殿、正殿和春秋阁。这几个典型的建筑在左右轴线上有大殿配房和亭台楼阁等附属建筑110多间;近300年的历史,也成为水城运河时期的八大会馆之一。
据生活在运河两岸的老人们讲,明清时期,聊城是一个靠运河而兴盛的商埠,各地商人纷纷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业作坊。长期背井离乡、思乡恋亲之情使商人们萌生出一个愿望,就是建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阔”的场所,于是就建设了山陕会馆。
关于其由来,有传说记载,清朝初年,来自山西和陕西的两个商人是合作关系,一个运煤炭,一个运大枣。某日突起大风,山西商人的货船被风浪打翻在运河里,陕西商人帮山西商人弥补了损失。后来,山西商人挣了钱要还陕西商人,可对方坚持不要,如此他俩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他们把彼此的感情扩展为两省商人间的友情,又由两省商人共同合谋、共同出资建起了这座山陕会馆。
八大会馆书写运河繁荣
老人们说,聊城的文物古迹大都与运河有关;当年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漕运繁盛,运河两岸的商业兴旺,本地与外籍的殷实商业资本多集中在太平街、双街及越河一带,外籍商人的会馆也集中在这里。
江西会馆、苏州会馆、武林会馆等,有20多家会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8家,号称“八大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双街至龙湾船只停泊最多的地方,当年来聊城的山西、陕西商人有千人之多,资本也最雄厚,所以山陕会馆气势也最大。
那时,会馆每年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要演戏娱神,并免费接待群众,每逢演戏总是人山人海。
有人说,聊城人喜欢听戏大概与各个会馆的“奏雅宣和”、“宫商翕奏”有关。
据了解聊城过去曾有戏台十余处,常年不断演戏,其中建筑最好、形体最大的要数山陕会馆的戏台,因而它的利用率也最高,戏台旁有一副对联:“响遏行云,一曲笙簧欣万利;歌翻白雪,八方舞蹈庆升平”,把当时商人的生活状态展现的淋漓尽致。
导游小姐告诉记者,会馆内的几座大碑清晰地记载了多次修缮的费用,可见清乾隆年间,聊城的商业尤为繁盛。
在外地商人中,以山西、陕西两省的为最多,常在千人之上。山陕商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在东昌府区东关双街古京杭运河西岸始建山陕会馆,“祀神明而联桑梓”,作为山西、陕西两省商贾集会、奉祀关帝的处所。维修所用木材多来自陕西终南山,工匠多来自山西汾阳府,初建耗银五万余两,多次重修耗资巨大,如第四次用银49643两,专刻一对石狮就用银592两,可见其财大气粗。
在外地人看来,过去的聊城人“好酒尚武”。“好酒”的遗风尚在,“尚武”则有许多故事流传下来。
传说当年运河繁盛还带来了聊城镖行的兴盛,最有名的镖行是“窦家镖行”。“窦家镖行”有许多声名远扬的事迹,但最扬名的一次是由裹着小脚的窦小妹完成的。当时,窦家男人都护镖在外,只好由窦小妹护送万两黄金进京,路上女扮男装的窦小妹与响马盗黄天狗相遇,经过几番交锋,黄天狗甘拜下风。“窦家镖行”因为窦小妹的事迹更加声名大振,在当地镖行中独领风骚。
时过境迁难觅行商记忆
早在民间就有“八大会馆”的说法,说明“八大会馆”肯定是存在的。
但要想真正探访出曾经的会馆地址还真有些难度。
说到这里就要搬出两处“物证”,分别是“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和“万寿宫平面图”。
有文物专家表示,“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是一个叫李弼臣的山西人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受山西商人邀请而写的。碑文中说“聊摄为漕运通衢,南业商舶络绎不绝,以故我乡之商贩者云集焉,而太汾两府者尤伙”,由于来聊城经商的商人众多,竟致使“侨寓旅社几不能容”,因此,这些商人“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商人们取名叫“太汾公所”。
另一块碑已经断为三截,上面绘制“万寿宫”平面图。“万寿宫”是不是“江西会馆”?文物专家们肯定地表示“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万寿宫确实是商人居住的地方。
由于无法从官方获得准确的记载,记者在走访了十余位生活在古城附近的居民后大致整理出了“八大会馆”历史印记。老人们说,聊城在清朝时曾有闻名全国的会馆,共八处,简称“八大会馆”。目前,有文字可考和碑碣记载的会馆共有六处,即太汾公所、山陕会馆、苏州会馆、江西会馆、赣江会馆和武林会馆。六处会馆中,除山陕会馆现保存完整外,其余均已无存。
苏州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大码头南路西。始建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并由苏州商人陆续扩建。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看楼、大殿、春秋阁等。
赣江会馆,位于聊城旧城东大街路南。始建年代无考,只知由江西商人兴建,并后曾多次扩建。
江西会馆,位于聊城东关闸口北古运河东岸路东。由江西商人集资兴建。主要建筑有山门 、奎星楼、戏楼、看楼、大殿、春秋阁等。另原有碑刻十七处,不知毁坏于何时。
武林会馆,又名浙江会馆、杭州会馆,位于聊城东关闸口南运河西岸双街南头,现山陕会馆南邻。已无资料可考。
太汾公所,位于聊城东关米市街路东。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2年)《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记载,为情康熙年间由山西太原府、汾阳府商人集资兴建。
南来北往彰显运河包容
运河聊城段,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借助漕运之利,运河经济甚为繁荣,聊城走上昌盛发展之路,并成为沿岸九大商都之一,被盛誉为“江北一都会”。
北运河自元朝开通,聊城境内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南方的财富通过这里源源不断运往京城;明王朝定都北京,聊城成为了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财富之地相连接的一个重要枢纽。
明清时期,漕运已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运河东昌府的码头成为鲁西地区一个较大的货物集散地,成熟的江南商业文明迅速传到北方、传到聊城,全国各地的商帮纷纷来此设立会馆。运河段著名的“八大会馆”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尽管雨越下越大,但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不仅是山陕会馆,已无文字记载的其他会馆文化更是体现了运河的包容与集成。
以山陕会馆来看,其建筑风格让儒、释、道三教思想内涵以艺术的表现方式结合在一起,置身其中就像进入了一个经典的文化长廊。而晋商之所以打起儒家的旗号,是为自己树立一种形象。在一个用于商人进行商务、歇息和娱乐的场所,用儒家的中庸思想作包装,告诉世人经商做生意不只是为了谋求利润,更重要的是诚实守信,有仁有义。
在聊城,人们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山西商人欠了另一个山西商人千元现洋,最后还不起,债主非常照顾借债人的脸面,就让借债人象征性地还一把斧头和一个箩筐,寓意此事到此了结,哈哈一笑,情谊还在。
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歇息聊天做着买卖,是大运河把他们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尽管历史已经渐渐褪这里繁华的印记,但大家不妨到这里来走一走转一转,听听老人们讲讲流传在这里的故事,你会发现,一些东西有或者没有已经是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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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严谨的号规
据记载,各商号、票号对可能发生的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外出、擅自开店、投机取巧、私自放货、空买空卖、款借亲友、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都在严禁之列,违者当依规议处,直至开除。以山西太谷乔家为例,祖训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代代传承,无一违反。
在用人制度上,晋商也有规可循。从对学徒的选择培训到选贤任能,奖惩制度极具特色,使全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人人勤奋,杜绝了“因人用事”的弊端。以“大盛魁”为例,学徒进号需经人介绍,审查三代,面试合格,由殷实商户保举,进号后先读《中庸》。乔家复字号大掌柜当年做学徒时就曾私下阅读《史记·货殖列传》。在号学徒除学习业务知识,接受培训外,还要学会俄、蒙、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然后才能到分号做事,直至第四年始享受劳金待遇,以后根据业绩,逐次递增,入号十五年后方允许首次返里探亲,此后每三年可归乡一次。如有违规舞弊者,一经发现,绝不宽容。
独特的“财务公开栏”
据史料记载,聊城山陕会馆从始建到竣工,历时66年。在会馆过墙边有19块碑碣,这些碑碣不仅记载了会馆置地、建设、重修所用的银两开支数目,而且在八块石碑的背面不厌其烦地刻上各商号的捐银数目,这些碑石连成一片就是当时的“财务公开栏”。它不是帝王御笔、文人诗词,而是一本本建造会馆的明细账。细细观看,不难发现古人采用的也是“收支两条线”的财务公开形式。在支出一栏中,打油买酒的几厘银子都有详细记录。就拿山陕会馆关帝大殿前有两只石狮子说吧,雕琢之精美堪称绝世。关于雕造这两只狮子的花费,在会馆南过墙的石碑上就有一段非常明晰的记载:“石料使银一百六十三两六钱一分,石匠路费使银四十一两,石匠工使银四百二十九两八钱八分。”总算下来,这两只狮子共耗白银634两有余,这在当时,耗资之巨一定让人大跌眼镜。账目公开,无人贪污一厘一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