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处在转型跨越的山西人民来说，东征，使我们又一次打破相对封闭的生存格局，它开启了山西人又一次“走出去”的历程。

★如果说东征是一个“发现山西”的过程；那么此后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故事则是山西“影响全国”的历史。　　

由省委宣传部、吕梁市委市政府、石楼县委县政府、山西电视台等联合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红军东征》正在央视一套第一晚间剧场热播。这部电视剧，是一段再现红军命运历史抉择的真情回忆，一阕讴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辉煌序曲，一幅描绘群英逐鹿晋西高原的宏伟画卷，一部塑造中华民族风流人物的壮美诗篇。它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了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革命情怀。这部电视剧唤起了观众了解那段革命历史的热情，也激发了人们对东征精神的重新思考。

东征精神是什么？站在不同角度、不同高度，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的人们定当有不同的理解。这部片子的首席编剧孙国强认为，东征是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拐点，是红军在万里长征之后，挟百战余威主动实施绝地反击的英明之举。在东征前夕，中共领袖们又一次面临错综复杂、岌岌可危的政治格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蒋介石政府和地方实力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以及国际局势的瞬息万变，面对这一切，共产党人再次展现了他们的开阔胸襟、高风亮节及政治智慧。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挨打，到长征初期的惨重牺牲，再到遵义会议之后扭转形势，共产党人越来越成熟，在东征战斗中更显得游刃有余。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欲与天公试比高”真正底气之所在。

而对于广大的山西人民来说，红军东征，给世代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期待，这也是阎锡山和蒋介石最担心的一件事——赤化。因为这种政治理想和社会期待一旦被人民所认同，则必将爆发出巨大无比，足以撼动整个中国社会的能量。毛泽东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那看似力排众议、孤注一掷的战略冒险，竟成为挽救中国革命和民族危亡的最佳抉择。

这部片子的总导演，山西人张绍林在媒体见面会上称，自己是从山西这块土地上走出来的，对山西充满感情，这次拍摄《红军东征》，终于能够了一个心愿，就是把山西老百姓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展现出来，把真正山西的精神展示出来。

那么“山西的精神”是什么？今年1月11日，在山西“两会”，省长王君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深入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山西在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的同时，还将锻造锤炼传承优良传统、体现时代风貌的“山西精神”。此后，省委宣传部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山西精神”。这正是一种契合。

对于今天处在转型跨越的山西人民来说，东征，使我们又一次打破相对封闭的生存格局，它开启了山西人又一次 “走出去”的历程。

山西人第一次走西口发生在明代中期到民国的四百年间，它被学者们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其他两次是下南洋和闯关东)，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走西口”将山西的文明带到了口外，同时，也为山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晋商文化。南北之间，有从两湖到蒙古甚至俄罗斯的万里茶道，茶道两边，则默默伫立着印证这段历史的晋商大院。

第二次“走出去”就发生在红军东征之后，不同的是，这一次西行，山西人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着一种政治理想，在东征之后，共产党成为吸引山西青年的一面旗帜，渡过黄河，远赴延安的青年络绎不绝，而在山西本土，抗战后八路军队伍的空前壮大，牺盟会和决死纵队成立，解放战争中大批山西干部南下……如果说东征是一个“发现山西”的过程；那么此后的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故事则是山西“影响全国”的历史。这一切，都是从1936年毛泽东下令红军渡过黄河开始。

今天，这一思路，可能对于山西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就是说，山西人、山西文化，必须融入到全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潮中，它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历史悠悠，如白驹过隙，东方大白之时，古老的太行巍巍耸立，它以千年不变的姿态向我们讲述一个不朽的传说，那就是“东征”。

红军东征史回顾

东征背景：1931年9月，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不但要侵吞我华北五省，而且妄想把整个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之不抵抗政策，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陕甘宁苏区。就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实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部署兵力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于1936年2月开始了具有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战略性东征。

初到陕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历时一年之久的战略转移，从而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定在了大西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迅速纠正了陕甘宁苏区党内的 “肃反”错误，将蒙冤的刘志丹同志释放，由于中央红军是初到陕北，军备物资都很紧缺，已经在陕北立足的红十五军团徐海东慷慨解囊，借给中央红军5000银元救急，鉴于红军的经济困境和未知的战略走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召集各军团首长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共商大计。

四面受敌：红军会师陕北后，蒋介石立刻召集阎锡山、张学良赴南京共商军政要事，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夹击红军，让红军在陕北无法立足。

面对四面受敌的处境，红军将领们在瓦窑堡会议上对红军下一步发展方向各抒己见。大家各有建议，很难统一思想。关键时刻，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不是流寇，要担当起救亡图存的重任，要向抗日前沿华北挺进。这一主张起初多数人不同意，后经多方工作才统一了思想。

与此同时，阎锡山召开沿黄二十一县县长的防红防共会议，调兵遣将加强黄河防线，他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又依靠着黄河天险，觉得红军东渡黄河毫无胜算。

东渡黄河：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从绥德县沟口和清涧县河口强渡黄河，突击队员在夜色的掩护下，乘着羊皮筏子，冒着枪林弹雨，经过激战首先突破了石楼县贺家洼渡口，打破了阎锡山“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21日晨，毛泽东率领东征红军总部人员由陕西省房儿沟过河，在石楼县东辛关登岸。这是毛泽东首次踏上山西的土地。

地方工作：东征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随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地方工作。李富春任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蔡畅和胡耀邦同志首先在石楼全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发动，许多老百姓的子女纷纷报名参加。资料显示，红军东征中新增子弟兵8000余人，胡耀邦同志所在石楼二区的地方工作组就招募1000余人。5月5日在延川召开的东征总结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据胡耀邦的女儿讲，这是她父亲首次与毛泽东直接对话。

达成共识：1936年3月中旬，李克农过黄河来到石楼向中央汇报与东北军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听取李克农洛川之行的汇报后，决定委派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高层会谈。

在华北剿共军事会议上，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几乎公开化，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有了深入了解，与阎锡山在抗战上达成默契。蒋介石亲自督战，在军事会议上重申国民党 “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训示阎锡山和陈诚务必将红军歼灭在山西境内。与此同时，周恩来携李克农到达肤施 (即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在一所教堂秘密谈判，双方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达成一致，中共也将“反蒋抗日”的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

停战收兵：红军在一边与阎锡山枪炮对峙的同时，一边不断地与阎锡山沟通，启迪他的抗日意识，消除他的反共观念。阎锡山始终在反共、防蒋、抗日这三者之间动摇。过去一直无视红军的他，现在感慨自己是在红军、蒋介石和日本人这三枚鸡蛋上跳舞，踩碎哪个都不行。东征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红军决定西渡黄河回陕北。历时75天的东征宣告结束。

东征战果：红军东征的伟大壮举，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力的契机和政治条件。从此，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奋起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民族的序曲……

东征期间，抗日先锋军击溃晋军30多个团，在山西转战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余万元。

抉择：东征 东征

★这是一个新版的《隆中对》，他们在纷繁的历史中抓住一条清晰的脉络，在此之后，华北形成了全新的战略格局。

★在复杂的局势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再次展现了纵横捭阖，这一点，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陕北新版《隆中对》

东汉末年发生在南阳山中那个著名的《隆中对》，竟在1600多年后在陕北的瓦窑堡又上演了极为相似的一幕。于是，有人把瓦窑堡会议比做上世纪新版的《隆中对》。

1936年农历正月初三，在电视剧《红军东征》中，毛泽东等人刚刚吃过饺子。几天之后，他就到了陕西延长县。历史上的红军东征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东面是正在消融的黄河，一块块破碎的寒冰正随着黄河的滔滔流水南下。红军战士们凝望着对岸的山西。对岸情形则复杂得多，阎军已然严阵以待。诡诈多变的阎锡山还相信“红军不过是虚张声势”。对山西虎视眈眈的蒋介石一面对阎赔着笑脸，而他的长袖之中，拳头也已握紧。还有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特务则居心叵测地在山西活动，木村一郎甚至借着经商的名义跑到了偏远的石楼县。在石楼县的民间，有被关在土牢中的枣花，在婚姻和理想之间苦苦挣扎的姜玉涵，在进步与保守之间徘徊的姜校长和经历着由盛而衰的晋商世家钱耀祖家族……大人物和小人物的人生竟然如此奇妙地交叉在一起。他们可能都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一个历史事件就会上演，而它会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在电视剧里，这些不过是一条条线索，能将这些线索理清并能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就要算一部好作品。而在现实中，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抓住事物发展的要害的人物，却是少之又少。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伟大的领导能力要求有一个伟大的远见，这种远见能激励领袖，又使他尽全力去鼓舞全国人民。”而在东征的问题上，共产党人就体现了非凡的远见。

在电视剧里，毛泽东对整装待发的红军和渴望拯救枣花的河娃做了动员讲话：“我们看看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漠和草原，缺乏生存的条件；再看西面，我们刚刚从那里走过来，也是地广人稀，不适合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南面是蒋介石的重镇，屯积着重兵，只有看东面了。”他的这种认识，其实是瓦窑堡会议的通俗版，许多年之后，聂荣臻也是如此回忆的：“只有向东——向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

上海业余小说家吕白看完这一幕后在微博上说，“我这个历史通对那段历史也确实不了解，东征发生在红军到达陕北后至西安事变之前，红军到陕北后，在北上、南下、东征三条战略路线上，毛泽东力排众议，通过了东征决议，眼光确实很高明。”

这其实就是一个新版的《隆中对》，在东汉末年南阳的一间草庐里，诸葛亮对流浪的汉朝宗室刘备说，往北走，是强大的曹操，往东走，是团结的孙权，只有荆州是衰老的刘表。“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对毛泽东和红军来说，山西的战略地位好比当年的荆州。与当年不同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还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抗日。红军东征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山西绥远，打通抗日的通道，在《红军东征》这部电视剧中，不时会出现有关抗日的对白。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是一个大胆而非凡的预言，东征前的瓦窑堡会议，不仅预言了抗日的必然，“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而且预言了和国民党抗日的可能，毛泽东说：“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它甚至预言，“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这一切都在以后的几年间相继发生。仅仅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足令孔明先生叹为观止。

再读《沁园春·雪》

在1936年红军东征的博弈中，山西是棋盘的中心。参加这场博弈的分别是：毛泽东、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和企图浑水摸鱼的日本人。

东征之役斩获颇丰，通常的战绩描述是：“从3月中旬到4月底，短短一个多月即筹款40万元，扩红7000余人，组织地方游击队20多支，创立了2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影响力，当年3月3日《大公报》说：“毛泽东等在三交镇，(共军)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国民党中央社太原3月9日电称：“阎军在晋西与共匪激战，我方伤七八千名，亡五千余名，实为空前未有之激战。”这意味着，红军又一次回归了全国的政治视野，长征路上毛泽东和张国焘北上和南下的争论，在此时也有了答案：红军不曾南下，从而避免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高瞻远瞩。

蒋介石是火中取栗者，电视剧里的蒋介石，先是坐山观虎斗，接着在阎锡山告急时让陈诚率10万大军开进山西，达到了削弱阎锡山染指山西的目的。

张学良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观望，当红军东征的时候，已经与张学良达成协议，红军与张学良联合后，有了稳定的陕北根据地，红军才敢于过黄河。当毛泽东在石楼附近活动的时候，张学良正和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喝茶，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红军不通过宁夏前往绥远抗日。李克农则诚恳地回答道：“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同时，到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张也最终表示了谅解。我们无法知道隔河相望的张学良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但可以断定的是，他对抗日确实是真诚的，他没有趁红军后方空虚之际趁人之危，对阎锡山，他也极尽劝说之能事，1936年4月29日，他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解释红军东征实为抗日。也是在红军的东征中，张学良看到了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的真诚，才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到底。

在这一次复杂的博弈中，毛泽东展现了他纵横捭阖的能力。东征前后，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式的联合。对阎锡山，他则是先败其军，后收其心，当蒋军开进山西时，他很快意识到红军的不利局面，也想到了阎蒋之间的矛盾，他给阎锡山写信道：“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醒的一日。”阎锡山虽无答复，但在日记中却感叹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对蒋介石，他一开始主张反蒋抗日，当意识到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时，便又提出逼蒋抗日。他在黄河岸边还抽空写了首词——《沁园春·雪》，如果说在长征中他还说：“而今迈步从头越。”那么，现在他可以在黄河之畔指点北国风光了。本报记者 平瑞方／文

历史在这里回望山西

★1936年的中国，北方局势变幻莫测，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许多人都敏锐地看到了山西的战略地位，而真正发现山西战略价值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对即将到来的抗战而言，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那些山西人背井离乡，在异乡默默战斗着、奉献着，他们的精神，是这个国家一座无形的丰碑。

山西吸引了哪些目光

1936年，各方都发现了山西的价值。这是1931年阎锡山从大连回来后不曾有过的局面。

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跑到大连蛰伏起来，一年之后东山再起，在1932年-1936年间，山西又一次回到了中原大战前的状态。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美国《时代》周刊说：“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阎锡山在山西的政策，好比美国的门罗主义，你们不干涉山西的事情，山西也不管你们的事情。尽管随着实力的膨胀，他一度产生了逐鹿之心，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阎锡山都在研究生存和自保的问题。

但在1936年左右，这种封闭被打破了，第一个打破这种平静的是日本人，日本侵略者从1935年就开始谋划“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因山西重要的战略地位，阎锡山遂成为日本人笼络的对象。在《红军东征》里，阎锡山的老同学土肥原贤二正是日方的说客，阎锡山所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敷衍他。

对张学良来说，1936年的山西是他重点争取的对象，《阎锡山全传》记述：“从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直接接触达6次之多。尤其是张学良，在此期间曾四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在几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中，来自陕北、西安和南京的使者络绎不绝，阎锡山左右逢源，也同样为各方重视。

而共产党也发现了山西的地位，红军到达山西后，发现山西竟然出奇的富庶，程子华回忆说：“(山西)拥有数以亿计的雄厚资本和相当可观的军事工业。其经济条件远较西北各省优裕。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筹集了40万元的抗日经费，而且都是银元。加上物资合计约有50万元左右。”而毛泽东则想到了群山环绕的山西在未来对日战争中的作用。东征期间，毛泽东就说：“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他还讲：“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抗战初期，他在一封给阎锡山的信中讲到了自己对游击战的构思，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还应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以及太行山脉、太岳山脉地区部署与准备。这一思路，基本上就是抗战中八路军的布局，它的提出，跟东征中毛泽东对山西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

1936年的中国，北方局势变幻莫测，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许多人都敏锐地看到了山西的战略地位，而真正发现山西战略价值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对即将到来的抗战而言，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山西人的追求

在整个东征的过程中，一些细节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在我们的史料中，常常能够看到扩红8000的说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在东征之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只有6000余人，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也只有1.3万人，而进军山西，一下子就扩大了8000人。

吕梁人韩宝义在今年做了一件事情，他于2月25日在微博上写道：“昨天，我亲兄弟几人一起为两位‘没有血缘的’亲人预订了两块墓碑，计划在今年清明节为他俩‘树碑立传’。其中的一位叫韩福，他1936年在红军东征时参加红军，后成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1979年因病去世……”更加深远的历史，恐怕就存在于这群走出去的山西人中。这无疑是山西历史上又一次走西口，先是八千子弟当红军，紧接着是一批又一批的山西学生进入延安，之后就是南下的山西部队和干部，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山西各解放区南下的区级以上干部达1万余名，连同随军南下的干部，及后来由部队转业到各地的干部在内，山西支援各地的干部在两万名以上。这些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创造着历史，而历史似乎也总在忽略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日后的战争中回到了山西战斗，还有更多的人，为了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汗水和鲜血洒在了陌生的土地上，有的甚至魂留异域，连名字都不曾留下来。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在《红军东征》中，河娃率先跑到黄河对岸投奔了红军，另一个主人公，美丽的女学生姜玉涵也很快献身革命，他们的故事就是这一大群山西人历程的浓缩。

有一位作家叫马烽，他回忆红军东征时的见闻时说：“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红军倒是把村里一些地主们的存粮拿出来，分给农民度荒。红军撤走的时候，许多人都哭了。据高我们一届的同学说，学校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校园中、教室里那些辱骂共产党的标语，都撕毁涂抹了。”到了1938年，他刚满16岁，就报名参加了新军。

电视剧说到的石楼，有一处红军东征纪念馆，里面有一份东征期间参加红军的部分石楼籍人员名单，这些人可能更接近电视剧的原型，王三武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在群众大会上，我们参加斗争了石家坪的村长、劣绅韦丕富和劣绅刘丕韦，当场把他们抓起来，没收了他们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后来，他跟随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又回山西抗战，1950年南下四川，1955年到四川省公安劳改局任副局长、顾问。

韦明胜，他在西安事变时曾随周恩来担任警卫战士，是见证了西安事变的人物。1946年在解放战争中负伤，伤愈后因身体状况不适，退伍返乡。

还有曾任浙江省地质局顾问、省政协委员的白乙明。

……

这是一份难以完全统计的名单。这也是一次全新的“走西口”，那些山西人背井离乡，在异乡默默战斗着、奉献着，他们的精神，是这个国家一座无形的丰碑。

为什么要重温红军东征

★有人说，东征是伟大的胜利。很多人理解这句话的时候，都仅仅局限于政治或者军事的成功。但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这场战争时，会感觉到它对山西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电视剧背后老红军高富有：曾任毛泽东的警卫员

今年95岁高龄的高富有，曾任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是石楼籍参与红军东征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之一。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入晋作战以前，他就是石楼县义牒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负责共产党地下工作。他有一身的好武艺，在几次战斗中，他对党绝对忠诚的信念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被毛主席亲点为自己的警卫员。直到解放，他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进城时，他曾担任便衣队队长，直接负责主席的安全。

对于《红军东征》这部在石楼拍摄的电视剧，高老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不错，石楼也能拍出这样的电视剧，是石楼的骄傲！”“这部电视剧对外界了解石楼将起到很大的作用。”“红军东征的时候，我们的几场战斗就是在数九寒天进行的。”“电视剧的农村场景和战斗场面和我们那时非常相似。”康海鹏 田文华/文

《红军东征》剧组：俺们也是石楼人

“本来昨天我就准备去日本的，可前天晚上接到石楼县县政府副县长闫玉萍女士的电话后，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程安排了，这是石楼的事，也是我的事，我和石楼是分不开的。”3月3日在北京《红军东征》首播新闻发布会上，在剧中扮演毛泽东的张铁林对首都80多家媒体如是说。

九十多个日日夜夜的交往，在1808平方公里的山山洼洼、沟沟壑壑间的穿梭，小米粥、红薯、南瓜建立起的友谊牢牢地锁住了他们与石楼的交情。

张绍林——中国电视剧的金字招牌。在谈到《红军东征》与石楼时，他有说不完的描述与情感：“黄河、黄土特有的那种美，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因为经济落后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包括那种现在很少见的朴实的乡情。那是一块拍摄晋西北影视剧的圣地。在《红军东征》拍摄结束后，我又‘偷偷’地往那里跑了好多次，拍了很多空镜头，因为怕社会发展得太快而把那份美景给破坏了。我介绍了几位圈内的朋友去那里观光，建议他们在那里投资建影视基地，这样既能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又能保护好那份资源，对这块土地的发展我感觉自己应该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以成功塑造反派人物而渐红荧屏的姚刚在剧中扮演我军团长洪光一角色，性格直爽的他接过“荣誉市民”证书后说：“从今往后，俺也是石楼人了，今后石楼有什么事，俺当义不容辞。”

首次扮演影视剧中的周总理形象的梁春书，此次无疑是成功的，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石楼就没有梁春书版的周副主席形象，是石楼给了他这次机会，更是石楼人给了他这份自信与自豪。他说：“当一名石楼人是我的愿望，也是石楼人民对我演技的肯定，这会让我以后的特型之路走得更踏实。”康海鹏 王泽焱/文

重温东征精神

这些年，山西突围是一个极其响亮的名词。它最早的来源可能是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在这篇文章里，余秋雨以感伤的语调写到晋商的辉煌和衰落，“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之邦的更广阔的天地。”也是这个作家，让晋商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让晋中那些经历着 “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晋商大院又一次为世人所知。我们甚至可以尴尬地说，是这个外来的作家，唤起了山西的文化自觉。在余秋雨之后，《立秋》《一把酸枣》《乔家大院》这些文化作品对山西这个文化大省自信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晋商的精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重新挖掘，有意思的是，《红军东征》这部电视剧里，也有一段关于晋商精神的表示：“钱要善用之，可以发身发智发仁；不善用之，可以灭身灭智灭仁！”这句话放在今天，有着太多的启迪意义了。

现在，山西突围已经是一个陈旧但却时常被唤起的话题，用这个名词在百度搜索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约176万个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百度这个强大的搜索网站，它的创建人是山西人李彦宏。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落后像一口沉重的大钟，罩在山西人头上，外面有人在敲，里面也有人在敲，于是声声紧促而又失去了节奏，致使人心乱如麻。”

山西人的困境，来源于辉煌灿烂的文明与现在在全国相对落后地位的一种反差；也来源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煤炭产业所造成的困惑。

从这个角度来说，《红军东征》确实是一部很好的电视剧，当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看时，我们或许能够得到很多的启迪。

这两年，山西正在进行转型跨越，正在进行结构调整，据媒体报道称：“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山西用数字证明了 ‘转型跨越’的成就。”也有报道说：“希望国家在转型项目上给予 (山西)支持。比如：通过煤矸石发电制造新型墙体材料等途径，煤矸石可以变废为宝。如果‘十二五’期间建设3000万千瓦煤矸石发电装机，就会将每年新增的煤矸石一半以上给予转化，并节约煤炭5000万吨左右。”

76年前，是来自陕西的红军，为山西带来一次自觉，在这之后，山西才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为这个民族的新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76年后，当我们回顾红军东征，突然发现，现在山西的转型，跟红军当年的突围一样，是何其相似。在当前，全世界都在思索转型这个话题，只是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更加急迫。我们是否有红军当年一样的战略眼光和气魄来寻找一个未知领域，我们是否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对能够成功转型是非常重要的。山西的转型，可能急需一篇全新的《隆中对》。

有人说，东征是伟大的胜利。很多人理解这句话的时候，都仅仅局限于政治或者军事的成功。但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这场红军东征时，会感觉到它对山西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外界对山西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山西人的封闭保守，其实这是一个很片面的理解。在历史上，山西的几次大移民，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进程，而红军东征，再次将山西卷入历史的大潮中，山西人又一次选择了 “走出去”，从八千山西子弟参加红军，到两万山西干部南下……山西人的脚步是现代历史的印记。

一位网友感叹，春节从青岛回太原的时候，发现很难买到票，而从太原到青岛时，却发现买票容易多了。他感叹这是不对称的移民潮。

是这样的，“走出去”这个词语，同样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