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金融：难解的融资困局 小贷晋商公司在纠结中前行
小额贷款公司推行五年以来，数量越来越多，但运营资金愈加匮乏。晋商后人能否重铸“汇通天下”的辉煌——
2005年12月27日，平遥县煤焦老板韩士恭、王治信等人，分别出资1600万元和1700万元，成立晋源泰和日升隆2家小额贷款公司，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全国最早的小贷公司试点。
按照最初设计，是想通过平遥的试验，探索一条引导民间资本流回农村、服务“三农”的金融模式。而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的，除了合法放贷带来的可观利润，更重要之处在于，在平遥这一晋商票号的发祥地进行小贷公司的尝试，很容易让这些民营企业家产生一种期待——有一天转型为 “银行家”，重铸百年前先辈们创造的“汇通天下”的辉煌。
但5年实践显示，事情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小贷公司后续运营资金缺乏，“只贷不存”铁幕一时难破，转型村镇银行成为“鸡肋”，自身定位难以清晰……春节前夕，本报记者前往晋中进行了采访。
难解的融资困局
孟保德曾在晋中市某金融机构任职。回想当年数亿资金在手、却放不出贷款的情景，他想不到在自己担任晋中市榆次宝瑞通小贷公司总经理后，会遇上此种情形 ——贷款者踩破门槛，账面上却只剩下两三万元。这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2008年11月成立至今，资本已积累到7000万元。新年前夕，随着最后一笔610万元贷款放出，孟保德只好暂时歇着了。
这样的情形，晋中几乎每家小贷公司都经常面对。
国泰阳光是晋中市实力最强、运营最好的小贷公司之一，注册资本金1.23亿元，目前运营资金超过2亿元。但其面临的困难一点不比其他公司小。“账面上经常没钱，一个月用来放款的时间最多一周。”董事长郭小平非常无奈。
在晋中，大量中小企业、工商经营户融资需求巨大。小贷公司放款快、期限短、额度小、方式灵活的特点，吸引了这部分客户，有限的放贷资金自然供不应求。
截至2010年年底，晋中市已有36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金总额达24.1亿元。然而，后续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的问题，自试点启动以来，一直如影随形，成为制约小贷公司拓展市场的最大瓶颈。
资金短缺，主要来自“只贷不存”的制度设计和融资渠道狭窄的挤压。
按照 2008年5月银监会、央行推出的23号文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23号文件”）规定，小贷公司不能吸引存款，其运营资金的来源，主要是资本金、利润，以及从不超过2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并且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自身资本金的50%。这样的融资比例，显然无法满足小贷公司随着市场拓展变得越来越大的“胃口”。
为了缓解小贷公司的资金困难，晋中市金融办等监管部门在23号文件规定的框架下，做了一些积极尝试。2010年，与晋中市商业银行沟通，为国泰阳光等3家小贷公司融资1.2亿元；与兴业银行协商，推动后者在晋中市开创了向小贷公司融资试点；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框架协议，就小贷公司融资、员工培训等展开全面合作，预计将为全市小贷公司融入13亿元左右资金。
但上述举措仍无法破解小贷公司的融资困局。以国泰阳光小贷公司为例，2010年向晋中市商业银行融资7500万元，向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1800万元，资金到位没多久，公司账面便再次告急。
“在‘只贷不存’和融资限额为资本金50%的制度设计下，融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破解。”郭小平说。
服务为何“偏轨”
老板们喊“穷”，呼吁打通小贷公司的融资通道，另一部分人却发出不同的声音。
榆次华晋小贷公司总经理毛惠明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制度设计所限外，造成众多小贷公司账上无钱可贷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
“放款的额度太大了。小贷公司资本金有限，一次就放几千万元，当然钱不够贷了。”他说，小贷公司当初试点的目的，是为“三农”提供金融支持，所以其设计特色便是“小”，公司规模“小”，贷款额度“小”。“如果向农户贷款，一次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又怎么会资金短缺呢？”
如今，小贷公司正偏离当初设计的道路。支持“三农”越来越少，青睐中型企业的越来越多。在寿阳、昔阳、和顺、左权、灵石、介休等县，小贷公司的客户主要来自煤焦产销运链条；在榆次区、太谷、平遥，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和流通领域客户。只有为数不多的公司，兼顾涉农种养殖业、农户和小商小贩。
受市场定位决定，小贷公司贷款集中度高的问题逐渐显现。按照晋中市有关规定，小贷公司单户贷款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10%，前十大户贷款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0%。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动辄投放上千万甚至两三千万元的情况并不鲜见。
小贷公司为什么会“偏轨”？
“取利性是资本运作的规律。”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孔祥毅说，小贷公司不是农民的金融互助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以逐利为目的。5000万元贷给企业，可能两三笔做完业务，相比几万元一笔贷给农民，肯定节约不少成本，效率也高得多。这是小贷公司愿意选择大额企业客户的重要原因。
在晋中市小贷组织监管办公室主任韩建防看来，小贷公司以煤焦、房地产等领域为主的股东构成，也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发展相关领域的客户。他将此总结为“人缘、地缘、血缘”。 “人缘”“血缘”即股东们熟悉的企业圈子、客户、行业，“地缘”是指股东们熟悉的当地经济环境。相比不熟悉的农业、农户，在圈子里更容易发展优质贷款客户，更容易控制风险。即使出现风险，还可通过股权转让来抵债。此外，农业生产周期长、利润率低等现实，决定了他们难以承受小贷公司最高4倍于基准利率的利息。
转型还是继续等待
经营数年，小贷公司的老板们忽然发现，他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政策希望其发挥“小”的特色，服务于“三农”，实际上业务越做越大；希望像银行一样吸收存款，却面临政策设限，想长大难上加难。
它该走向何方？一时间，争议重重。
目前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转型为村镇银行，另一条是向服务“三农”回归，兼顾中小企业。
老板们最初投资小贷公司，或多或少都怀着“银行家”情结。向村镇银行转型，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但是，面对转型的条件，众多老板都说了“不”。原因很简单，银监会规定，要改造为村镇银行，必须引进商业银行做大股东。
“自家的孩子不送给别人！”榆次诚汇小贷公司总经理李喜峻的回答很坚决。
不想失去控制地位的老板们，只能等待政策松绑。
短期来看，小贷公司吸储的口子不会放开。“这条红线绝不可逾越，”韩建防说，“一松开小贷公司的性质就变了。”他表示，老板们用自己的钱做小贷公司，会比银行更加谨慎，一旦允许吸收存款，玩起别人的钱，风险会骤然加大，监管稍有不慎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晋中市金融办主任吴裕华认为，金融市场细分是一个趋势，只要有恰当的政策，小贷公司不转银行，同样能有好的发展前景。在坚守“只贷不存”红线的前提下，可以在小贷公司融资尺度上作一些放宽。比如，可尝试与法人机构合作，短暂性地引进实体经济法人机构的闲置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长期来看，小贷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倍数，可视公司资质，在目前资本金0.5倍的基础上放大至1倍、2倍甚至更多。这样走下来，既符合市场规律，又符合游戏规则。
一些小贷公司负责人设想，全市小贷公司可探讨合作模式，在联合放贷、机构合作等方面进行尝试。
孔祥毅则提醒，要从省级层面加强对小贷公司的管理，尤其是在放贷额度上，不能任其一味做“大”。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小贷公司回归服务“三农”的轨道。
“毕竟，相比中小企业，农村金融更为寂寞。”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