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1884年)晋商富豪乔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在乔家商业 200余年历史中，财资积累白银一度达到1000万余两的“在中堂”发展到景字辈开始衰败。1926年后，由于官商银行的出现，票号受到沉重打击，大德 通、大德恒的业务每况愈下。1940年，又改组为银号——如果说，从1823年日升昌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票号业的开始，那么，“大德通”、“大德恒”的改 组，则意味着中国票号业的结束。

　　“大德恒”于1947年由乔映霞长子乔健接管，并于解放后倒闭。

　　范英年，于乔家没落时期进入“大德恒”，作为票号“一线工作人员”，陪伴并见证了乔家商业的最后时光。

　　说起“上街的”这段经历，范英年非常激动，拿出珍藏至今的牛黄色真皮公文包，给我们做了一个夹着包上街的动作。

　　1949年5月，范英年和闫彩霞结婚，婚后“大德恒”给他们分了一间房子，他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结婚照。

　　1950年9月，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4号。

　　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德恒”票号门前，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带着一个20多岁小伙子，黯然行走在瑟瑟的秋风中。也许，不会有人想到他们就是乔家最后的大掌柜乔殿蛟和伙计范英年。

　　随着他们的离开，那个有着200余年辉煌历史的乔家彻底没落了。

　　2007年9月15日，在朋友的带领下，我来到省农业厅家属院，见到了范英年老人。84岁高龄的范英年虽然耳背牙脱身体欠佳，但说起“大德恒”，精神状态却出奇地好，戴着假牙、助听器，兴致勃勃地聊了三个小时。

　　练习生要站着接待客人

　　记者:您是哪一年进入“大德恒”票号的？

　　范英年:1947年9月，经同乡介绍，我进入“大德恒”票号北京总号。

　　记者:当年，您在“大德恒”票号主要做什么？

　　范英年:刚进去的时候，作为“练习生”，我被安排在柜台前“点票”，负责柜台接待业务。通常情况下，别人都要点一两年，甚至三年五年的也有。我因为表现好，半年之后，便被调去记账了。

　　和点票相比，记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坐下来干活。

　　记者:点票的时候不能够坐吗？

　　范英年:是的，点票的时候，不允许坐的，要站着接待客人。

　　记者:记了多长时间的账？

　　范英年:记了一年左右的账后，我就升为“上街的”了，“上街的”相当于现在银行里负责信贷的工作人员，票号给我发了一个牛皮黄的真皮公文包，阔气极了!

　　在票号里，“上街的”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差事，这个差事轻松自由，每天可以上街，而且能够结识很多朋友。当时的北京城，有许多山西商人，有开粮店的、有开颜料行的、还有开干果店的，因为“大德恒”已经衰落，业务很少，每天我都有大块的时间和同乡们在一起喝酒品茶。

　　(说起“上街的”这段经历，范英年非常激动，拿出珍藏至今的牛黄色真皮公文包，给我们做了一个夹着包上街的动作。)

　　报酬是一月一袋面钱

　　记者:在“大德恒”票号，你们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是按年发放，还是按月？

　　范英年:按月发放的。

　　记者:每个月多少钱？

　 　范英年:每个月按一袋面的价格给我们发工资。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用的是国民党的货币，先是法币，后是金圆券。记得当时金圆券贬值很厉害，比如，早上20 万金圆券可以买一袋面。到了下午，20万金圆券连半袋面也买不下。所以，当时，我们的工资以“以物折价的方式”，每个月给我们发能够买一袋面的工资。

　　记者: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的北京城是高的，低的，还是一般？

　　范英年:算是比较低的。当时别的银行每个月发两袋面，还有三袋面的。

　　(1926年后，由于官商银行的出现，票号受到沉重打击，大德通、大德恒的业务每况愈下。)

　　记者:当时你们有上下班时间吗？

　　范英年:有。我们上午8点上班，12点下班。下午2点上班，6点下班。很准时的，和现在的银行一模一样。

　　记者:有节假日吗？

　　范英年:刚去的时候没有，1949年解放以后，有了星期天，有五一、国庆等法定节日。(采访过程中，范英年不止一次地说，“和现在的银行一模一样”，每每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都会露出一种由衷的自豪来。)

　　每天都有肉吃

　　记者:你们当时吃的好吗？

　　范英年:好，每顿有四个菜，每天都有肉吃。当时票号有二十六七号人，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分三拨吃。大掌柜、二掌柜、会计等地位高的人第一拨吃，老的员工第二拨吃，我们这些年轻人则第三拨吃。

　　在乔家，吃饭的规矩特别多，比如一桌子10个人，一看位置，你就知道在座各位的职务是什么。通常情况下，一进门，正对门的位置上肯定是掌柜。而门口坐着的肯定是职位最低的。

　　记者:除了吃饭的顺序和位置不同，还有别规矩吗？

　 　范英年:有。在饭桌上，掌柜吃一口放一下筷子，别的人也必须吃一口放一下筷子。如果掌柜不动筷子，别的人是不能够随便动筷子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 喜欢和掌柜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大德恒”的规矩很多，任何人不准酗酒赌博，但随着票号的衰退，管理也越来越松散，到了后来，有的年轻人吃饭的时候，开始偷 偷带酒喝了。

　　“大德恒”从来没有欠过员工工钱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离开票号的？

　　范英年:我是1950年9月离开票号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那边就来人告诉我们，“谁愿意走可以走”，但由于对新政府不了解，我们二十几号人没一个离开“大德恒”。

　　记者:你们二十几号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离开的？

　　范英年:大多数人是从1950年春末夏初开始陆续离开的。由于“大德恒”的名声比较大，当时的工友们有的去了中国人民银行上班，有的去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本来我也想走的，由于我看病借了票号的钱还不了，掌柜不让我走。

　　记者:留下来的你在票号做什么？

　　范英年:清理债权债务或者变卖票号里的东西。有一次，我把票号里的三辆自行车和二两黄金变卖给了一家五金店。

　　记者:因为你欠票号里的钱，掌柜不让你走。那么，票号欠你们伙计们的工资吗？

　　范英年:不拖欠，“大德恒”从来都没有拖欠过我们的工钱。直到最后关门，“大德恒”也没有欠过任何一个工友的钱。

　　我和大掌柜乔殿蛟一起离开“大德恒”

　　记者:1950年9月你离开“大德恒”的时候，票号里还有别的工友吗？

　　范英年:我是和大掌柜乔殿蛟一起离开的。离开的时候留下两三个看门的人。

　　记者:离开“大德恒”以后，您去了哪里？

　　范英年:我先回到祁县老家，刚回来两三天，北京那边的朋友托人捎话说，有银行在招人，于是，我又返回北京。可到北京后，银行的人已经招满了。

　　这时的“大德恒”大门紧锁，门匾已经被摘除，彻底人走楼空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寄宿在一个开五金店的朋友家里，一边帮朋友店里干点活，一边找工作。就在我为工作而发愁的情况下，有几个同乡找过来说，不如大家一起开个小百货店。

　　五金店的朋友说他可以借给我进10匹白布的钱。当时一匹白布24元，朋友借给我240元钱。1951年1月，我和另外几个同乡合作开了一家小百货店。

　　记者:小百货店开了多长时间？

　　范英年:开了有半年时间，1951年7月，太原方面传来消息，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山西分公司招人。于是，我关掉小百货店回到太原。招聘的人听说我在“大德恒”干过，只让我写了几个字，打了一下算盘，就录用我了。

　　记者:还记得您写了哪几个字吗？

　　范英年:我只写了自己的名字“范英年”3个字。

　　进入保险公司后，范英年先做会计，后做监察员，1979年调入山西省农林水利局(现农业厅)，1987年退休。

　　3年的票号伙计生涯，在范英年80多年的人生中，只是很短的一个片段，但晋商最后的岁月也就埋藏在那里。范英年未曾经历过晋商的辉煌，只看见了一个长长的、落寞的背影。现在，晋商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省重要的一个文化品牌，所以，即使是一个背影，也是有价值的，足以让人回味嘘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