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初至清季，晋商上通清廷，下结官绅，走南闯北，商路达万里之遥，票号汇通天下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集团，而会馆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山西商帮集团性。

所谓会馆，是明清时期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学者吕作燮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用更时髦一点的比喻，会馆颇似刻下流行的SNS(社交网络)，只不过它拥有物理场所，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其中，晋商早年长途贩运，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山西会馆多为商人会馆。

“网”遍天下

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认识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相互帮助，商人们模仿设立这种组织，就在于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保护自身的能力。

明朝中后期，各省在京会馆的多寡，反映其在京人数的多寡和政治势力的大小，多为“迁除应朝”、“公车岁贡”所用。与其它地方在京建立的会所不同的是：已知较早建立的五所山西会馆中，潞安会馆、平遥会馆、临汾东馆、山右会馆均为商人所建，只有临汾西馆一所为仕商共建。从创建者的身份可见，山西会馆建立的目的比较单纯，商业性质明显，主要作为商人自己的活动场所。至清代，在北京的山西会馆日益增多。

据统计，现存嘉庆以前会馆碑刻三十二处，其中晋商会馆占十三处。光绪时山西会馆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在全省蔚然成风。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苏州、天津、三原、西安、汉口等全国重要商业城[12.041.52%]镇几乎均有晋商及其会馆。会馆数量的分布，形象说明晋商主要的活动范围，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的刘成虎博士介绍说，“晋商的会馆，在北京的会馆最为集中，其次是河南和内蒙，因为那里是万里茶路必经过的地方，再者在南方和运河两岸也不少。”苏州现已查明的会馆共有47所，其中山西2所；上海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商埠，在39所会馆中山西会馆有2所。

这些工商业重镇的会馆商业色彩鲜明，康雍乾时期的文人杭世骏提及这类会馆时说：“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学者王日根在《中国会馆史》中评价说，“会馆的建设成为晋商形成群体实力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晋商还经常与陕西商人联合建设会馆，即所谓“山陕会馆”。

对此，刘成虎解释说：“历史上，陕西和山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两省在地缘、文化上都比较近，外出经商的时候共性很多，因此两地商人经常共建会馆，有时候还包括甘肃的商人，成为陕山甘会馆。”

会馆之治

山西会馆的兴盛，自然首先离不开晋商雄厚的财力。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的山西会馆，一般都规模宏大，建造考究。据说，日本有个艺术家，曾经造访苏州的晋商会馆，特意观摩了会馆的戏台，结果无论建筑设计还是音响效果，都让他感到非常吃惊。

晋商建会馆笃守山西的地域特色，山西会馆一般都供奉神祗关云长(关羽即山西人)，在各地会馆中为其修殿，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会馆建成“关帝庙”的形式，期望以此表达讲义气、笃乡谊。据刘成虎介绍，很多会馆并非就地取材，从砖瓦、木料直到木匠、砖瓦匠都是取自山西。“在成都就有一个山西会馆，90%以上的建筑材料都从山西运到成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见晋商财力之富、乡情之重。”

商人会馆的兴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商业的发展是其主要方面，有无倡议者，有无呼应者，社会环境的安定与否，自然因素的变迁以及凝聚范围的大小都足以影响会馆的兴衰成败。要使商人会馆得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外，造就有能力的管理队伍，且能前后相继，至为重要。在此方面，晋商也做了成功的实践。

山西会馆通常会推举具有政治或者经济实力的人担任会首，会首名称有董事、柱首等，人数由行业店铺的规模决定。较大的会馆除总管、董事外，还下设若干专职人员协助处理馆内日常事务，如坐办、司事、书记、帐房等，皆受聘于总管或董事，并支取一定的薪水。较小的会馆则由同行轮流充当值月。会首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实力作为担保，以所谓的平均主义原则在组织内部进行分工和权益分配。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成艳萍评述说，会馆的产权为当地的晋商所共有，大型会馆的管理机构类似一个董事会，会首主要由大家推选，再由会首们聘请其他人，同时每1-2年便轮换一次。这种“换届”往往定在祭祀神祗与业祖的日子。

会首一般都有非常明确的职责，包括公共财产与经费管理，应付官差，调解同行纠纷，组织祭祀等，权威很大。不仅有权管理并处置会馆的财产，而且对于本帮商业纠纷、债务纠葛开会进行调处。会首也有义务为会馆众人谋福利，如创办学堂，解决子弟教育，救济同乡中的困难户，发放救济粮，组织演戏等活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晋商会馆还广泛建立了义庄、义冢，表明自身不仅为了生人以及商业，而且体恤至死者。据刘成虎介绍，如果同籍商人不幸遇上，山西会馆就会组织捐款，遇难者往往可通过票号汇款，得到大笔的补偿，“会馆还相当于提供保险的功能”。

一般的，会馆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捐项、厘金、香资、房租、利息、批头等项，支出则包括会馆的修缮费、祭扫费、演戏娱乐费、日常接待费、义馆义冢费等。晋商会馆的管理层会经常将收支情况公开，实行财务透明化，以方便其他人了解会馆的运作情况。据佛山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刻记》，我们看到该会馆详细的收入状况：

“接老首事前存银五百八十五两三钱六分二厘，入厘金银四千五百六十七两二二钱四分六厘，入香资银一千二百三十两零二钱六分，入房租银八千二百八十三两五钱八分，入利息银三千一百三十两零三钱五分，入批头银一百七十七两六钱正，入各号布施银三十一两九钱六分，入余平银四十三两五钱六分八厘，以上八宗入银一万八千零四十九两九钱零八厘。”而支出项则包括“祭神演戏、会馆修补置物与众房客修补、出和尚养廉支银、出周年八音班、出打扫会馆、进乡亲茶仪、砖瓦木料油漆金料人工牌匾勒石”等一应事宜，同样细致到分厘，足见会馆的管理层以诚示人的胸怀。

“准商会”

与此同时，会馆的功能在不断进化。成艳萍评价道，“开始只是一个联乡谊，述乡情的地方，只求老乡在一块相互关照，慢慢地，会馆的经济功能乃至是政治功能越来越多。”

晋商将会馆成功打造成为自定规则，自我约束，调节纠纷的有效场所。一般会馆组织都比较松散，对入会者约束力较弱，但山西会馆大多有明文规定，要求入会商人重视商业信誉，买卖公平，取信于民，违者处罚。例如社旗县山陕会馆内的石碑记称：“源初社旗有买卖行户数家，雍正时开张者20余家，其间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现象，是以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足16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秤戥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

“我们现在经常说晋商守诚信，会馆在晋商的诚信体系里是相当关键的，它会约束成员的商业行为。比如，罚戏三天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调侃式的惩罚，如果商户失信严重被发现，很可能被会馆开除，这意味着其他所有成员和违约的商户断绝一切往来，不光直接冲击生意，往往老家亲戚朋友和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多数人不敢冒这个风险。”成艳萍说道。

取自河南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乾隆五十年(1785年)《公议杂货行规碑记》一段文字，形象说明了当年晋商团结自律的程度：

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合外分伙计，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沿路会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认客投至，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违者罚银五十两；结帐不得私让分文，违者罚银五十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俱有齐备，如有违者不许开行，要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

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同籍的山西会馆，逐渐演变为同籍同行的会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管理运作制度，人们习惯将以行业为纽带而组成的会馆成为“公所”。

行业性公所的发展实际上是会馆趋向新发展的一个体现。晋商的活动日益频繁，会馆往往亦需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商业秩序本身的治理上，行业性会馆纷纷从不区分行业的会馆中分离出来，把主要的业务精力确立为规范行业本身的发展。比如，北京的晋商会馆，明代已有平遥颜料商的颜料会馆，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的临襄会馆，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商的临汾东馆，潞安铜、铁、锡、炭、烟行的潞安会馆；清代又有山西烟商的河东会馆，布商的晋翼会馆等等。

会馆内部运作与外部整合中的“行规”、“条规”、“章程”、“俗例”，往往经同行协定，有的还经过报官立案，得到官府的批准承认，内容涉及入行资格、入行费用、原料取得、生产规模、货物质量、计量标准、罚则及供奉和祭祀神灵等方面，同时在发生纠纷时成为行业内部调处和官方裁判的准则。

晋商客群一地，往往容易与本地商人、其他客居的商帮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官吏的敲诈、牙行(中国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的盘剥又到处可见，然而，彼时市场上缺乏专门组织实施监管，所以晋商通过会馆的组织，加强同乡或者同行的整合力度，联合自救，一致对外。

例如乾隆时，由于“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例”。后来依靠河东烟行会馆与牙行交涉，最终获得胜利；又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 洛阳税收部门提高对潞泽梭布商人所征税率，引起晋商不满，潞泽会馆以商团名义告至官府，历时一年，几经周折，终于胜诉，减免了税收，此事使晋商在洛阳声势大振，逐渐左右了洛阳商业市场。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主持撰写的《山西典商研究》中，将在晋商会馆(公所)的功能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公议行规、调解行业纠纷、道德教化、维护同行商人的利益。后来，大量晋商会馆趋新转型为同业公会、商会，继续履行着这些职能。

(特别感谢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艳萍副教授、刘成虎博士接受采访并提供宝贵资料，文章内容主要参考文献包括王日根著《茶叶之路》、刘建生等编著《回望晋商》、修莹莹著《明清行会规则研究——以山陕会馆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