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掌合约制度、人身顶股制度、抽疲转快制度、汇兑密押制度、花红准备制度和巡视监管制度，晋商创新的这六大机制，为其后来称雄中国五百年，从体制机制上建立了基础。

“山西商帮”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有一套相当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尤其体现在票号的管理上，主要有六大机制。

东掌合约制度

可以说，这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鼻祖。具体来说，就是票号的掌柜(也叫经理)由东家聘请，东家和掌柜之间是一种资本家与经理的合约关系。通过合约的形式明确界定了出资者与经营者的权责。这种合约关系，是一种以信义为基础的制度，即聘请经理办事，凭信义进行合作。这也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雏形。

人身顶股制度

就是现在所说的激励机制。顶身股制度是晋商商号中最有特色、也最具有创造性的管理机制，并在其管理实践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晋商票号里边的股份有两种称呼:一种叫银股，就是东家给雇员出的钱，出的资本，叫做银股，每届账期结束后要参与红利分配。一种叫做身股，掌柜和部分伙计才有,就是以个人劳动顶身股（人力股）的形式出现，与银股一样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

顶身股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份数的多少，体现着贤者多、差者少的原则。身股有起点和上限之分，起点为1厘，上限为10厘即1股。顶股的数量最多者也顶1股，基本上是商号的大掌柜等高级管理层。商号员工顶身股，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一个账期一般是3年或4年。如果工作勤奋，没有任何差错，经掌柜向东家推荐认可后，就可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账簿，这样才算正式顶上身股。每届账期结束后，根据赢利多寡，与银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若商号亏损，顶身股者不负亏损的责任。商号对顶身股人员，每个账期结算时还要进行一次奖罚。工作较好的酌加顶身股1厘，优秀者加2厘；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降职处置。“身股”能够同银股一起参与分红，标志着人力资本的形成，极大地调动了身股持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据史料载，清代知县一年的全部薪俸是1040两银子左右，只和晋商一般票号的一名三厘身股的小伙计大体相当。所以，在山西民间流传这样的谚语：“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这个谚语也反映了山西商人对经商情有独钟。

抽疲转快制度

这是一种调度资金头寸的方法，就是在不运送现银的状况下，同一总号的票号在两地开展汇兑业务，以解决现银盈绌问题。这一方法一方面限制了各票号画地为牢，各自为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金，通过支持生产和商品流通，赚取了高额利润，这在票号经营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的金融经营仍在借鉴。

汇兑密押制度

这是晋商在异地汇兑业务中的一大创举。在票号产生以前，虽然我国早已汇票流通，但因其没有一套完整制度而不能被广泛使用。平遥票号的产生，才开始了我国比较成熟完善的汇兑制度。

晋商的汇兑密押制度可概括以下特点：一是由专人书写汇票，其笔迹要通报各分号，并让各分号都能熟悉辨别。二是创造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12个月和每月30天的代码。这种代码各票号都各自编设，而且要不断变更，可以说严密有序，安全可靠。具体来说，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天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银两的10个数目分别是：“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或“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万千百两”的数字单位由“国宝流通”4个字分别代替。假如票号在8月20日为某号汇银5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忘人壁宝通。”这些密码既有一定的含义，容易上口，便于记忆，又有很强的保密性，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经营蕴藏着很大的聪明才智。三是为保证商家汇款不至遗失，票号按商家的要求，还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讨保。

花红准备制度

这项制度是票号为了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从红利中预提的一定比例的资金。具体来说就是总号在每次账期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按预定比例、对应各分号掌柜计提的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金，行业术语为“花红”，或称为“倍本”，类似现在的风险拨备。

建立花红制，是山西票号的一个创新。它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保障商号正常经营，防范意外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能够激励分号掌柜，因为分号利润越多，计提的准备金就越多，在未发生风险的条件下所获得的收益也多。

巡视监管制度

为了了解各地分号的运行状况，分号必须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通过汇报，总号考察各分号的工作，除了分号向总号汇报工作外，还要不定期委派“钦差”巡视。委派“钦差”巡视是晋商监控外地商号的有效管理方法。派往各地巡视的“钦差”，通常不干预商号业务，各地商号的掌柜如有重大问题提出与“钦差”相商，“钦差”只讲个人观点，供掌柜参考，不做硬性决定。因为各地商号都是自负盈亏，万一经营出现亏损，“钦差”是不会给他们以推卸责任的借口。总号委派的“钦差”还要考察各分号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如果发现分号管理人员有贪污、舞弊、道德败坏或不团结，工作扯皮，使东家利益蒙受重大损失，“钦差”则有处分、调动、更换管理人员的权力。

晋商的信条：

经商必诚、诚则必赢

晋商的最大特点是“诚信为本”。说话办事讲究的是一个“信”字，与朋友相交讲的是个“信”“字。讲到“信”字，不能不提到武圣关公。众所周知，关公是山西解州人，以“忠义”出名，所谓“忠”和“义”，就是讲忠诚、讲信义。关公的忠义能到不为美色所动、不为重金所动、不为高官所动，甚至献出生命。关公的“忠义“，把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山西商人议事，许多时候集聚关帝庙，其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圣人的神威，增强商人的自我约束力和诚信意识，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和“独网其利”等不讲诚信的邪恶动机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一些商帮对关公的崇拜五体投地，诚信经营也蔚然成风。所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信条：经商必诚、诚则必赢。晋商言而有信，童叟无欺，具有传统，“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就是这个“信”字的真实写照。晋商做生意更是如此，不搞背“信”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