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从明朝中期起就因善于经营而崛起，他们在中国北方以及俄罗斯等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控制了绸缎、茶叶贸易和钱庄生意。而他们最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发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遥县，一个叫雷履泰的人发明了“通汇通兑”的票号模式。在当年的贸易往来中，商人们遇到的最头痛的难题是异地汇兑，10万两白银的重量就有2.5吨，往来搬运，不但费用高而且风险很大。这一直是千百年来商业贸易最棘手的难题，因此催生了两大生生不息的“衍生行业”，一是押钱的镖局，二是各地的劫匪。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颜料行的掌柜，他发明了“汇银于此，取银于彼”的汇兑模式。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汇票防伪办法，能够保证异地兑换的安全性。他将颜料行改成了票号，起名为“日升昌”，挂出的牌匾就是四个字“汇通天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日升昌在国内主要城市开出35家分号，形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汇兑金融网络。受其启发，山西商人纷纷涉足票号业，有清一代，全国共有知名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开，仅平遥、太谷、祁县三地就占了41家。日升昌所在的平遥县城西大街上，一度比肩林立了10多家票号总部，其显赫尊贵，堪比后来的纽约华尔街。因为汇兑灵活，诚信可靠，连朝廷的官银和王公贵族的存款也大多托付于山西票号。可以说，晋商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他们也因此成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经过山西时，山西票商盛情接待，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销，日升昌因此还得了一块“急公好义”的御匾。然而，战乱给票商造成了惨重损失，京城一带的山西票号分号被抢劫一空，账本被烧。王公官吏们带着存折或银票逃到山西，要求兑现银钱，票号东家们挖出自己窖藏的银子，咬牙兑付。20世纪最初的10年，帝国摇摇欲坠，与之关系密切的票号也病入膏肓。时局稳定时，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战乱，票号首先遭殃。1911年武昌起义，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仅日升昌在北京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和财物就达15万多两。天下更易后，清政府所欠的巨额债务无人承揽，票号遭到灭顶之灾。据计算，晋商因中央财政破产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200万两白银。更致命的是，票号模式受到了新兴商业银行的挑战。一些先觉的票号掌柜曾经商议将票号改组为银行，但是，乱局之下重组无术。1913年，在袁世凯政府财政部的牵线下，山西票号提出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作为本金，以重组票号体系，但终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绝借款。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各地军阀更是催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

　　就在日升昌破产8个月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8号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简称上海银行)，资本7万银元，职工只有8人，总经理是34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陈光甫(1881~1976)。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说：“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办的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但却是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在此之前，所有的票号、银行均将揽资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陈光甫却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一元账户”，只要有1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里开户，上海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一元银行”，但是，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他将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逐步引入中国金融业，先后开创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储蓄种类。他很善于从国人的消费中发现外资银行无法看到的商机。中国人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有送礼的习惯，上海银行因此发行了红色、素色两种礼券，专门用于馈赠。此外，与传统的钱庄所不同的是，陈光甫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前途。上海银行积极向民营棉纱厂、面粉厂放贷，甚至还吸引工厂主成为银行股东，这让它在随即到来的工业化浪潮中大获其利。在此后20多年里，陈光甫先后在国内开了80多个分行，还在美国、英国设立分支机构，俨然成为最重要的民资银行家。

　　从晋商雷履泰到银行家陈光甫，中国金融业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