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

明清的山西人，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而经商必须从学徒起步，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苦读是磨炼，可能不知道当学徒、做“相公”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的说法。

　商业厚土

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年龄取15至20岁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学徒的随身家什有“五壶四把”之说。所谓“五壶”是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和夜壶，所谓“四把”是条帚、掸子、毛巾和抹布。伶俐一点的学徒，睡觉也得睁只眼，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这种“全方位”的训练，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

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无客默诵，有客实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己有奔头，双亲得慰。”山西的经商人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青云直上

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由于他后来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所谓宝房就是赌博房，北方人赌博流行押宝。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架式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赌徒们在四周围着，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的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后来，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

 

富可敌国

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这时的商号，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雷履泰借鉴“账局”（同城汇兑机构）的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所以，在日升昌开业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

西裕成改为日升昌，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全国。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各省到处设置分号，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盛京、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有种说法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即使有所夸张，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

 

制定标准

实际上，同它的营业额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但是，规模化的经营，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最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作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分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

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

 

票号样板

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

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他的弟弟冀体和，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在晋商群体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他的弟弟觉得不妥，劝说无效，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父亲令他尽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过得蛮舒服。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报告总号。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拒绝他进门，宣布断绝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勉强度日。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杀。冀体谦人财两失，鸡飞蛋打，彻底沦落。有这样的前鉴，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

在当时，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