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某一年，一个穷困潦倒的山东人来到山西晋南猗氏(今临猗县)境内，在听从范蠡“子欲速富，当畜五？(zì，四声，雌性牲畜)”的一番话后，在10年之间成为当时的巨富。

似乎是一个戏剧性的开始，一个山东人拉开了晋商历史的序幕。历史上形成晋商这一商帮群体的，应该是明清历史的500年。研究晋商的历史也要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真正让大众知晓晋商辉煌历史的，与两个人的一篇文章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山西省委书记密切相关。这一年是1991年，两位学者是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张正明，省委书记是王茂林。张正明将1991年称为晋商研究走出学术界划时代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晋商真正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1  明清晋商称雄天下

近日，在政协委员报到的宾馆里，记者见到了准备参加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委员张正明。因为是刚刚报到，张正明能抽出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

张正明研究晋商有很多年了，目前还是山西晋商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解释了晋商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什么最受关注的却是明清的500年历史。

张正明说，明清时期的晋商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一是因为明清时期的晋商不再是以前的单个做买卖，而是第一次出现了以商帮为基础的松散性组织。这些商人以会馆为基地，以地域为纽带；二是商人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股份制、联号制和人身股等一系列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联号制正如今天的连锁制一样，由位于山西的总号控制全国各地的分号；三是票号的出现，这是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产物。所有这些都是新的经济因素，也是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原因，这一点才让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笔。

晋商是当时中国商帮中力量最大的一个商人团体，票号、股份制等都是其独有的东西。张正明说这一点也是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原因之一。

孔祥毅说，明清时期的晋商可以用称雄来形容，而之所以称雄则是因为明清晋商不仅货通天下，而且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山西商人不但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味，都有山西人在叫卖。“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等民谚，无不说明晋商的活动足迹之广和影响之大。

汇通天下的晋商不仅创造当、钱、印、票、账五大类金融机构，而且金融上的创新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甚至可以与英国、意大利金钱商人相媲美，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商人。比如晋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造了许多信用工具：凭帖(本票)、兑帖(支票)、上帖(银行汇票)、上票(商业汇票)等。在金融制度上也创造了股权融资、人力资本、“本平”制度等；金融风险控制方面有薪酬社保激励、宗法与担保约束、银行密押等。人力资本制度比美国期权制度早四百年，管理制度比国际新定标准早三百多年。

2  研究近百年 风靡二十载

回忆自己的晋商研究历程，孔祥毅还能记起1963年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收集山西票号史料的经历。他在山西省图书馆泡了三个月，翻阅了四十多部府、州、县志，还有上世纪初中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1974年12月被借调到山西省金融史编写组之后，孔祥毅对散落在民间的和山西省图书馆、档案馆与国家第二档案馆，以及南京、上海、山西各县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整理，到1977年基本完成了《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史料收集。

最让孔祥毅感到震惊的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出版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对山西商人的了解比山西人还清楚。不仅如此，老一代日本学者左伯富，新一代学者滨下武志、松浦章等人都是研究山西商人的专家。

孔祥毅将国内对晋商的研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20至30年代抗战爆发。卫聚贤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是目前看到的最完整、最早的关于山西票号的系统史料，部分原始资料存在日本。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山西财经大学成立了山西票号课题研究组，收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整理出100多万字的《山西票号史料》初稿。第三个阶段是从1974年末开始的山西省银行研究和票号研究的再次启动，直至1990年《山西票号史料》的正式出版。孔祥毅的看法和张正明一样，都将时任省委书记王茂林对他和张正明所写的 《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的批示作为研究的第四个阶段，从此晋商研究走出了书院，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院长孙长青讲了当时写《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的背景，他说当时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山西人观念保守，不愿走出家门离开乡土。此文的发表证明了历史上的山西商人是很开放和积极进取的，可以说是对山西人的一个正本清源。

而孔祥毅关于晋商研究的第五个阶段则是从1995年晋中邀请中国商业史学会专家到榆次开会研究关于晋中晋商大院文化旅游走廊，带动晋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始，晋商研究从此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张正明认为晋商研究的高峰阶段是2005年召开的一次关于晋商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都参与了研讨会。

3  结合现实 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张正明说，晋商研究在走出学术界之后，近年来出现一些新现象。一是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二是对社会文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大院文化的盛行，还有就是一些关于晋商文学、影视和戏曲作品的不断出现，反过来将晋商研究推上一个高潮。三是推动新晋商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重现明清商帮的集团优势。四是随着晋商的领军人物和大的晋商企业不断出现，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张正明以潞城一家丝绸企业为例，这家企业不久前召开了一次潞绸如何走出去的讨论会。他说潞绸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在小说《金瓶梅》中提到潞绸的语句有17处，可见潞绸的历史是非常早的。现在关键是如何根据不同层次的需求推出符合市场的潞绸产品。

此外，关于晋商历史上的人身股等制度，张正明说不是要现在的企业照搬前人的管理制度，而是应该通过学习和了解晋商的管理制度，对现实的企业起到借鉴作用。他认为只有将晋商研究与现实发展结合起来，才能让研究更具有生命力。

孙长青则以时下的欧债危机和金融危机为例，晋商在金融创新中更多的是注重制度的建设和风险控制，而西方之所以出现危机则是因为其所谓的创新是注重技巧和交易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些伪技术。

4  走出误区 研究形式要多样

孔祥毅指出当前研究中有两个缺陷需要引起注意，一是研究力量非常散乱，缺乏应有的组织；二是出版书籍很多，但史料挖掘不够。

张正明则将时下的晋商出书热形容为“炒旧饭”。他说好多作者对史料掌握不够，经常拿别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来推出所谓的晋商书籍。他认为今后的研究除了收集国内的资料外，还要去国外收集资料，如日本和俄罗斯。孙长青解释了日本和俄罗斯保存晋商资料的原因。他说日本所保存的资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中国带出去的。1937年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出钱让燕京大学陈其田来山西研究票号历史，他据此写出了《山西票庄考略》一书。近代学者卫聚贤收集了很多关于晋商票号的资料，但大多在战乱中被日本人带走了。至于俄罗斯，则主要是因为当时晋商的贸易在俄罗斯恰克图，因为交易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现在已有一些学者从日本和俄罗斯拿回了关于晋商的电子资料。

孙长青说，现在关于晋商的研究出现一些方法上的新突破，比如引进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方法等。除此之外，还要在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甚至是超越和升华，看看晋商研究对现代商业文明和核心价值起多大作用。

张正明则强调，今后晋商的研究形式要多种多样，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文学艺术性研究，这有利于让普通百姓了解晋商历史。

孔祥毅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晋商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也得到山西学者的共识。他心目中的晋商学是从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商人及其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战略、管理制度、商业伦理、哲学思想，研究晋商教育、科学研究、戏剧、武术、建筑等各方面的创新与特点，是探讨中国金融贸易与社会文化活动规律性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科学。除研究晋商企业制度、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会计财务等外，还要研究商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商人精神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