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重利轻别离：走西口的人婚姻难幸福
当时，山西各地的年轻男人往往在新婚不久，便要离家别妻走西口，到口外去谋个营生。几年过后，到了归期，可送回乡里的经常是一口棺材，新婚媳妇哭干了眼泪，只能守着幼儿艰难过日。
当时妇女地位极其低，寡妇再嫁是辱没门庭、没有脸面的一件事情，于是有的女人选择了自杀，有的则忍辱负重，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在《介休志？列女卷》中可以查到这样的真人真事有很多。全是年轻寡妇，守节终生，留有贞节牌坊作她们最后人生的见证。清朝时期这样的记载更多，可见当时年轻人外出讨生活之风有多盛兴，也可见走西口者的婚姻有多不幸。
当年在山西民间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嫁女不嫁走西口汉，一辈子婚姻三年半。”听着都凄惨。
山西人走口外经商，常年漂泊在外，口外的蒙古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地区。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
因此，从十一二岁人号，到六十岁退休，走西口的经商者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于是，在山西，便有许多描述年轻商人外出与妻子分别的民谣，如：半截瓮，栽蒜薹，绿绿生生长上来。
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
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
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又如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的民谣：悔不该嫁给买卖郎，丢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还是庄稼汉，一年四季常做伴。
由于走西口的商人常年在外漂泊，很少回家与老婆团聚，导致其婚姻多有不幸，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
清人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号青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谥文达，直隶河北献县人。学问渊博，长于考证训诂，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任总纂官，并主持写定了《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多例关于晋商常年外出引发的男女之事。在此列举其中记载的三个故事：其一：
晋籍李甲，婚后外出经商，又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踪迹，遂传为死。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携家外出经商，商舶南北，岁无定居，李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妻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以后尚可归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为媒合，遂成其事。结婚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宵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具诟且殴。合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
其二：
又有张一科，携其妻就食塞外，佣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厌薄之，辞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
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爱我，眠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资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刀杀妻，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
其三：
又有一人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五十全。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云：“我与尔妇最相眠，尔不知也。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故里。”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
在山西各地的地方志中也记载了许多晋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经商，苦守一生的悲惨事例：
“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殁，薛闻讣恸，不欲生。弟媳劝慰说，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
“清代山西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一岁，遂日机杼为生。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
“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
“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张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榇来归，朝夕啼哭。孤子三岁而殁，取侄为子，亦殁。苦节终生如一日。
“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昙尝植槐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或问其故：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后抚孤成立，寿八十五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
“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榇既归，贾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
“临汾县刊、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王氏年二十三岁，子仪；岁，家贫无依，王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终。
“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杳然，存亡未卜，程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七十六岁。
“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四十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张氏誓不改适，苦守节四十年。
“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四岁，薛氏抚之。
“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王氏年十九，夫柩归里，王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
“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王氏年二十二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二十九年卒。”
晋商在选择妻子的标准上，以贤德为首，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外出经商。如祁县富商乔氏创始人乔贵发，当年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年已三十多岁。如果他在包头结婚会很容易，包头的姑娘他也可任意挑选。但是他觉得如果在包头结婚后无人能代他常去祖宗坟头祭祀，因此认为仍在原籍找妻子为好。其次，他考虑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个本分、贤惠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乔贵发发迹后，恰巧有个带一小男孩的年轻程寡妇借住在他的旧居。原来此女年轻时曾与乔贵发有些恋情，借住乔氏旧居后便常去乔氏祖坟代为祭祀，算是对借住房主的还报之意。乔贵发见到此女，心想若娶个千金小姐，不仅需雇人侍候，还担心赚回的钱来被她挥霍掉，如果娶了这个小寡妇，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于是便决定与程氏结婚富商娶了个小寡妇。可见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讲实际与精明之处。
当然，富贵如乔贵发者还娶小寡妇的，绝对是个例而已。一般来说，晋商中的富户豪族，其婚姻也要考虑门当户对。就以乔贵发的后代为例，其子弟多与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辈乔景僖妻曹氏为富商女，景俨委妻赵氏为太谷同知之女；映字辈乔映霄妻马氏为富商女，乔映奎妻为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乔映辉续弦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璜妻马氏为富商马氏女，乔映寰妻常氏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庚妻阎氏为“大德通’’票号经理阎维藩之女，乔映南妻曹氏为太谷富商曹氏女。乔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乔是仪之女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俨之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太谷商人书法家赵铁山等。
但是，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并不是有了钱就美满。如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不久杨氏也去世。一次，乔映霞在津偶与刘菊秀邂逅。乔映霞在津因微疾人院，刘菊秀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后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乔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髁骨断裂，终成跛脚。
民国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民国画报》第十七、十八期上，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乔映霞与刘氏的婚姻内情：乔刘二人是1917年经人介绍结识，并于这一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结婚，第二年农历十月三十日生下一子。刘菊秀有个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之间的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菊秀并未嫁林某，而是嫁给了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人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享有财产的人不会用财产呢？”
笔者苟同于这样一种观点：“父母财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
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文章摘自《哭泣的历史》 作者：刘继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