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何以取得成功，在明清时期的13到17世纪中，纵横商场500年？这除了他们“与命抗争，敢与天搏”的进取精神外，还有着怎样的秘诀——

纵观历史，山西人走西口的第一步，都充满了责任感。

他们的出走不廉价，不是为躲债，也不简单的是为了逃避灾荒，而是一份高贵的创业精神和改变家庭、亲人生活质量的可贵使命感。当他们贫困时，不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进而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而在他们富有时，也依旧不会丢掉那份使命感，依旧“重情重义”；而且最初的情义被放大，最终成为对行业、对公众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乔贵发娶寡妇

在山西祁县，有着因著名导演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的乔家大院。随着近年荧屏“晋商热”的传播，大院的建筑形态与特点已经为人熟知；但当身临其境时，人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时隔几百年，在大院中依旧可以切切实实感觉到晋商当年的富有。建筑是财富的艺术，没有财力支撑，无法盖起如此恢弘而精美的大院。

乔家大院的第一块基石，由其第一代主人乔贵发奠定。1736年，清乾隆元年，十几岁的乔贵发踏上走西口之路，在包头西脑包，一个当时还是荒无人烟的小村落，靠拉骆驼、卖草料、种蔬菜、磨豆腐创业，奋斗近二十年后衣锦还乡。以乔贵发当时的财力，堪称今日的“钻石王老五”，他几乎可以在当地挑选任何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做老婆。可回乡后年已四十的乔贵发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娶了个带着两个男孩的寡妇做自己的结发妻子。

以义制利重情义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研究员为我们讲述了其中的秘密。

乔贵发最初走西口并不是单纯因为贫穷。乔贵发幼年失怙，父母双亡，寄养在舅舅家。势利的舅母冷眼看待，对他十分苛刻，缺吃少穿的乔贵发从小饱尝了世态的炎凉。十几岁后，他为着自立回到本村乔家堡，靠给周围村民打短工换口饭吃。一次乔贵发的一位远方堂兄结婚，在举办认亲仪式时，主家嫌弃没有社会地位的乔贵发，不愿意让他坐酒席参加仪式，周围的邻里也起哄嘲笑他至今仍光棍一条。此时一位正义的小媳妇却打抱不平地说：“不要门缝里瞧人，说不定乔贵发以后会挣大钱、有大出息呢！”这句不经意的话在乔贵发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所以当他创业致富，有了社会地位之后，毫不犹豫地同这位给过他“温暖和激励”的人走到了一起。

乔贵发的这一举动，折射了他什么样的情感逻辑，又与乔家乃至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财富是尊严与情义的衍生品——尤其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乔贵发“贫时不丧失尊严，富时不丢掉情义”，是其道德价值和内心情感底蕴的体现；这也是整个晋商群体成功的核心因素。梳理“走西口”成功的山西商人的经历，人们不难会发现其中的共性：走出去的原动力是追求尊严，走得好的恒动力是能“以义制利”——重情重义，绝不见利忘义。

成功的文化底蕴

走西口之行绵延数千里，当年的山西人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不得不面对土匪、狼群、地痞的掠诈欺压，夏顶烈日，冬冒风雪，异常艰辛。而晋商正是在这样布满风险的路上，实现了生存之路到致富之路的伟大跨越。“走西口”真实地诠释了山西人不认命，不妥协，重情谊，敢担当的精神风貌与传统商业文化底蕴。

资料记载：1912年，梁启超先生在海外生活十几年，游历各国后回到北京，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他在会上演讲说道：“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在海外生活十几年，游历各国，一生都在追求中国富强之道，他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其财富的层面上，而是以当时的眼光，去衡量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商业文明对于整个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

“走西口”，不仅走出了五百年晋商的奋斗史，走出了晋商“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和传统的商业道德；也昭示出了一代民族商人应有的传统商业道德，为我们昭示出了“做人为事”应有的理念和信仰。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和信仰，使“走西口”不再是三个简单的汉字，而成为一个巨大商帮把握机遇，改变生计，创造人间商业奇迹的壮举。

晋商成功的背后更透视出一种看似无形而实则有形的东西——值当今经济、科技全球化时代，文化堪比坚船利炮——文化渗透、文化扩张、文化攻略覆盖全球，文化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领域，文明的对抗与融合，文化的创新与坚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在全球经济危机下，挖掘出属于中国式的商业文化内涵，其意义与价值不可估量，也必将释放出巨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