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小科

  《乔家大院》，一部晋商生意经的缩影；乔致庸，近代晋商成功者的典范。历史上的乔致庸虽不是晋商史上唯一的成功者，但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传奇的一生，其所创造的商业功绩，以一滴水的光辉折射了晋商这一群体的优秀特质，在赞叹其波澜壮阔的一生的同时，我们也学习到了其为人、处事、经商成功的经验。

   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三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他共娶过六个妻子，都诰赠夫人。
   乔致庸生有6子11孙，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中堂”在他执掌期间，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其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乔家大院的三分之二。乔致庸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历史上真正的乔致庸是如何为人、处事、经商的，未曾考证史料，不得而知。从《乔家大院》的剧中来看，乔致庸能从一介秀才到商业翘楚，其所作所为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心怀仁义，以儒治商。

   乔致庸自小就被兄嫂委以仕途成才的重任，十年寒窗苦读，正当其要考取举人之际，兄长病逝，危难中接手家业，在乔家生意即将崩盘之际，扶大厦之将倾，后以此为基础，逐步将生意做强做大。其一生的生意经营中，儒家文化对其影响的痕迹随处可见。他做生意的出发点，都基于其生意产业链上的劳苦大众，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赈灾救人时，能倾己财力而为之，都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心怀天下、仁爱待人。作为一个生意人，书房是他商议决策的重要场所，出差在外则书不离身。而且，在与相与、同僚的交流中，处处都以儒家的思想和理论去规劝、辩论。

   二、先义后利，信以为本。

   乔家店规的核心是“义、信、利”。以义当先，重信轻利，这是乔家之所以成就伟业的基础。自贵发公经商伊始，就定下了“义、信、利”的信条，因此生意日渐昌盛，直至其兄乔致广在包头做霸盘，打破了这一规矩，使得乔家生意频临破产边缘，乔致庸力挽狂澜，扭转败局，虽胜不骄，主动与对手邱家握手言和，
借机再树重信义的商业规范，使得整个商业氛围又回归到诚信、重义的轨道上，奠定了以后繁荣发展的基础。当然，这个“义”字，不仅仅是在生意场上，更有对国家和人民的“义”。乔致庸多次支援朝廷、赈济灾民，甚至以义感化盗匪刘黑七，诠释了儒家之“大义”。

   经商，以诚信为本，才能名利全收。乔致庸从不失信于相与，凡所诺必践。包头整饬店铺、武夷山茶商赊茶、邱东家借百万银票等，都是乔致庸“信”的注解。

   三、慧眼识才，用惟能贤。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离不开人的作为。乔家的生意繁荣，都与各店大掌柜、伙计的努力分不开。事业经营的好坏，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孙茂才，一落魄秀才，为乔家生意起死回生，立下汗马功劳。乔家生意的扩张、繁盛，都离不开孙秀才的出谋划策，其在乔家虽无实职，却倍受尊重；包头复字号大掌柜马荀，虽只有二十八岁，而委以重任，却因其改店规为伙计加身股，可谓重才不惟财；高瑞，一个被店老板路边捡来张大的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乔致庸发现其志，带在身边，终成其得力干将；潘为严，乔致庸虽不是三顾茅庐，也是以重礼、诚心相待，终得其相助，乔家几十年的生意都由其照料，可谓乔家生意的顶梁柱。

   四、大局着眼，勇于实践。

   在这一点上，乔致庸与和他同时代的胡雪岩一样，都重视在战略层面上的决策。胡雪岩有句“做生意顶要紧的是眼光”，乔致庸在生意眼光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因战乱，多年阻隔的茶路，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终于重开，拓展了乔家的生意经营范围，并未雨绸缪，买下茶山，以备后用。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其眼光，也展示了其强大的执行力，敢想敢干，勇于冲破一切阻挠。

   特别是其倾后半生精力的“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更是着眼全局、谋定而动、着力实践的代表。

   作为一位成功人士，乔致庸身上的优点和长处不至于此。

   当然，从乔致庸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其不足之处，前车之鉴，借以提醒。

   乔致庸，为人有点刚愎自用，很少能听进别人的劝告；此外，他在“汇通天下”这件事上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不足，欲以一己之力为天下之任。

   乔致庸，作为清末民初众多商业大亨中的一位，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伟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另，《乔家大院》、《商道》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