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阎锡山近40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内陆省份保持了相对富庶和平静，可谓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史上的一丝微弱亮色知春客。


　　100 年前，伴随着武昌城内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由此建立。但与诞生盛况不相匹配的是，中华民国在大陆仅仅维持了38年，即告灰飞烟灭。其初发时的一呼百应，其亡逃时的一击即溃让人感叹。回溯那个年代，其政治、军事、文教人才如恒河之沙数不胜数，但隳败消亡如此之迅速，可知经济问题方是贯穿整个民国历史的关键因素。如同一位美国总统竞选人的口号“笨蛋，问题是在于经济”，民国领导人缺乏经济才识而导致货币体系的紊乱而不能提供政军体制支撑时，接踵而至的兵败如山倒也就不问可知了。

　　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却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40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毫无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保持相对的富庶、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丝微弱的亮色。

　　“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出自美国《时代》杂志，从侧面证实了阎锡山经济建设的实绩的确为外界所公认。统计显示，阎在全面抗战前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在内的西北实业公司，并整顿山西省银行，新设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蒋介石曾感慨：“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记录阎锡山38年治晋心得的《阎锡山日记》，是当前仅见的能完整展现阎经济见解与观点的出版物，能够为探求阎锡山的财经之道提供可靠的依据。以此中所记载阎锡山之言行为根据，我们可以窥探其经济理念的的数个面向。

　　行“常人制度”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再割地赔款，民穷国困，欲与以炮舰政策的列强做经济上的竞争，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可惜绝大多数晚清民国当权政要并无此认识，整个民国时代的经济财政状况每下愈况，不断恶性循环最后拖垮政权。阎锡山作为具有此种卓识之政坛元老，曾说过：“各取所需是圣人制度。各取所值是贤人制度。劳资合一是常人制度。私产生息是盗贼制度。常人多只好行常人制度，贤人多可行贤人制度，圣人多始可行圣人制度。”推敲阎的原意，圣人、贤人制度显然比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常人制度在分配层面颇相类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制度，而从投资、建设角度而言，则与时下定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差无几。

　　针对公营事业里容易出现的人浮于事、无人负责的弊端，阎锡山亦有考虑：“热心的为自己赚钱，平常人均能为之，热心的为公家赚钱，少数之热心公益者始能为之。欲公营事业之发达，且继续恒久的不坏，非有适当之组织监察及奖励办法不为功。”双管齐下，既从监督角度着眼，又从激励机制入手，颇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精义。

　　减与赈

　　书中可见，阎锡山特别重视货币政策与财税征收，尽管从日记里可以看到阎在修身持家方面严格地遵循儒家传统的行为准则，而在这一方面却并不受儒家经济思想的束缚，可见其为人经世权变的一面。

　　当时，曾有赴任县长向阎锡山请益亲民是不是减赋税施赈济的问题，他的回答极其耐人寻味：“需要减，需要赈，减之赈之，是亲。不需要减，不需要赈时，减之赈之，不只不是亲，反足以纵民欲而害政事。因民情喜惠，赋税重不如轻，轻不如无，赈济无不如有，少不如多。人民之赋税，即是国家之富强文明，亦即发达人民财富智识及保障安全幸福之资本，减轻负担即是减低发达人民财富知识及保障安全幸福之资本。”

　　在阎眼里，征税与减税是辩证的，并不存在绝对的正误，减税不代表绝对的善政，征税也有其合理之处，关键是税收的流向，是否能够增强国家能力与人民福祉，而非政府公务机关的靡费。80年前的阎锡山能有这样的远见，在其时代少有人及，后人亦评价其“以治国之策治山西”。但在民国初期的权力纷争之下，阎锡山的经济长才只能囿于晋省地盘之内。虽在1949年国民政府仓皇南窜之际成为中华民国末代阁揆，但彼时国事已不可为，雄霸一方的“山西王”也只能随着民国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须办实业”

　　对于货币问题，阎锡山同样不乏识见，他借用马克思主义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反对资产私有、生息，主张资由公给，按劳分配。在整顿金融业过程中，他注意保持纸币币值的平衡，使得山西在民国内外交迫的窘境里，得以保持基本经济环境的稳定。

　　对于实业与金融、地产等之间的关系，阎锡山相信，“钱欲愈花愈多，须办实业。”他认为，过于发达的金融市场会对实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损失，这大概源于近代晋商因为对外贸易不振而将资金集中于钱庄过度投机最后导致全省性萧条有关。阎对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极为警惕，他曾经忧心忡忡道：“一元钱月息二分年结账，一百年之本利和为二十二万万一千一百零六万八千四百八十四元，其数目之大，实堪惊人。说到社会，可知资产生息之弊害，说到身家，当知贷人银钱之惊惧。”而阎的担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得到了验证：金融市场的过度发达及监管不当，确会带来令亿万生灵惊惧的严重后果。阎对于地产过于繁荣同样不以为然，他在大约75年前就断言“一宅一工厂，工厂比宅强，今后要提倡，少宅多工厂。”这多少会使如今被涨个不停的地产价格弄得筋疲力尽的房奴们苦涩一笑——“真被这个土老冒阎老西儿给说中了！”

　　《阎锡山日记》对于其人在修养伦理、军事政治各方面所思所得均有所展示，但在笔者看来，最具价值的部分还是有关阎锡山经济理念的部分。在以往单向度的历史叙述中，阎锡山已固化为修窄轨铁路、肥水怕流外人田的“土皇帝”与守财奴形象，而《阎锡山日记》则提供了重新认识这位“山西王”真实面相的一个机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阎锡山日记：1931-1950》

　　作者：阎锡山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7月

　　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军政之余，勤于著述，这本1931~1950年间的日记，多由阎本人于每日晨起洗漱时口述、秘书笔录而成。本书是节选本，但保留了很多有趣的内容，做人、处事、为学、为教、为政的所思所得均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