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商五百年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
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的汉军，随即溯长江而上，围攻武昌城。未来的明太祖率大军路经长江与汉水交界处时，此地还是一片水口众多、芦苇丛生的江畔荒滩，人迹罕至。
过了整整一百年，明成化初年(1465年到1470年之间)，汉水发生大洪水，汇成一条宽阔的河道流入长江，将汉口(即汉水之口也)与南岸的汉阳切分，武汉三镇显现雏形。
地处华中腹地，依靠汉水、长江和陆上驿道日渐便利的交通，这片荒滩又用了一百年，渐渐变成一处繁盛的商埠。相传早在1521年，有名的嘉靖皇帝是从封地湖北钟祥(武汉西北，汉水中游)取道汉口北上登基的，可见当时这里已是华中通往京师的要道，且生活条件远胜从前。
1573年，嘉靖的孙子万历刚即位，就将湖广产粮区原先在湖南城陵矶交兑的漕粮(国家征收的公粮，先征储于各州府或省的仓库，再从水路转送京师)改由汉口交兑，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更将汉口列为长江中游淮盐(江苏之盐)运销的总口岸。
与因武而昌的武昌不同，汉口因水而兴，成为远近闻名的“船码头”，号称“九省通衢”，汉商的故事亦由此展开。
“要做生意你莫愁，顺着汉水往下走”
话说朱元璋攻下武昌后，第六子朱桢出生，颇受宠爱，后干脆分封在此为楚王。史料记载，汉口商人第一次“聚众闹事”，即在楚端王时期(1512~1534年)。
眼见时属汉阳县下辖的汉口商贸兴旺，居民日多，楚端王以汉口江滩河滩均属楚王府所有为由，勒令定居者缴纳地租，商人廖应魁不服与之理论，遭严刑拷打，激发民怨，集体向湖北及汉阳当局控告。地方官自然惹不起皇族，遂把土地断归楚王府，并派人统计户口，丈量土地房屋，得居民1281户，房屋2130间，每年需缴租银647两。
专制时代商人不敌强权是意料中事，但从这段故事里，一可看到新兴的汉口当年实况，二可感受到新生的汉商个性之强。
漕粮交兑，楚商行盐，万历年间由官府指定，带垄断性质的大额转运业务，使得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贸易中心。汉水沿岸大小码头近30个，各路商人云集，居民已增至万户，总人口不下五万。
最初，迁入汉口做生意的，大多是周边州县农村人，以至于有很多以地方命名的街道流传至今，如黄陂街、沔阳街、咸宁码头、黄孝河路等。较早进入汉口的外省商人，大约是陕商。因汉水发源地正好在陕西，他们顺流而下非常方便，而明代陕西商帮从事中西部边地贸易，正处于急剧勃兴期。那时候，陕商中流传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
据清康熙年间《汉阳府志》记载，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陕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攻下武昌，处死末代楚王朱华奎，自称大西王，短暂建立政权，与明廷及在襄阳称新顺王的李自成分庭抗礼。史籍记载，“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一度还开科取士，安抚民众，武汉三镇秩序井然，生机未断。
但明末清初多年的战乱，显然不利于汉口作为商埠继续繁荣。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1681~1796年)之间，与清代中前期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分不开。据清初知名学者刘献廷(卒于1695年)记录各地风土人情的《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人到武昌心自大，货到汉口自然活”
清朝前期，明末延续下来的淮盐、粮食及竹木等三大宗货物，仍是汉口商业的支柱。如今的江汉桥东侧，有一处房屋整齐、长达200米的小巷，名叫淮盐巷，因靠近清廷征税机构“督销淮盐局”所在地，当年聚集了大量贩卖淮盐的商人在此居住和交易。
据武汉城市史专家皮明庥记述，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汉口每年运销淮盐高达4亿斤，以淮盐巷为中心，形成“十里通津驻盐艘”的盛况。盐业专营获利丰厚，江浙、徽州一带移居汉口的盐商，大多成了资金雄厚的巨贾，如安徽桐城盐商姚小山，每年承运淮盐额竟“逾楚省之半”，出手阔绰，交往的多是四方名士。又如江苏丹徒大盐商包云舫，赚了大钱后着意经营的怡园，声名大噪，人称“汉上圣地”。淮盐巷里的盐商住宅，也越修越豪华，成为清代汉口最好的里弄(即胡同)。
乾隆年间有官员在上疏中称，楚北汉口一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
全国各地的商人、工匠迁徙来汉，人数多时便可结帮。所以清末有按地域分的湖南帮、江浙帮(宁波帮)、山(西)陕(西)帮、广东帮、四川帮、江西福建帮、徽州帮、云贵帮，按行业分的药帮、船帮、钱帮等诸多商帮，汇聚于汉口。
无论省内省外迁入的人口，繁衍生息，久而久之，就成了汉口及整个三镇的城市人口。到了近代，武汉商界最大的商帮就是湖北帮(即本帮)，其实所谓湖北帮，大都是早年陆续来到汉口的外来商人融合而成的。
皮明庥称，清朝中叶前后，汉口市场上已有商品18大类，320余种。除众多河湖出产的本地鲜鱼外，来自湖南与鄂南地区的茶叶和杂粮，汉水流域的棉花和布匹、时鲜果品，吴越的丝绸和海产品，晋陕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云贵的木耳、生漆，两广的洋货及洋药(鸦片)，汉口码头上应有尽有。
商贸繁盛的同时，汉口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如今的棉花街、白布街、花布街、打扣巷，便与纺织业有关，靓行街与印染业有关，砖瓦巷、板子巷、芦席巷与土木建筑业有关，打铜街、剪子街与五金业有关。当然这些手工业大多是一家一户，产品以满足本地居民需要为主的。手工业行业组织应运而生，如康熙年间联合各种铜器作坊而成立的江南京南公所，以及从事木材加工行业的鲁班阁。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汉口镇共有5000多名铁匠，分属13个铁器业行会组织。
乾隆末年到嘉庆后期，汉口镇两度发生大火，前一次“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后一次“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汉口镇火”破坏之重，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当地商业的鼎盛程度。
因此之故，湖北民间尝有谚语云：“人到武昌心自大，货到汉口自然活”。尽管如此，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前，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内河型商业市镇，与国外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汉口及整个武汉三镇，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长江上游之重镇，世界竞争之聚点”
咸丰十一年三月，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因拒绝行跪礼而被清政府扣押，成为点燃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导火索者)，与英国侵华舰队司令贺布乘舰自上海溯江而上到汉口，以测量江水深度为名，停泊汉口，此为“英人立汉口市埠之始”。
英方根据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迫使汉口开埠后，先是法国依照《中英天津条约》，后是美国、丹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以“利益均沾”条款为由，共同享有了在汉经商之便。
而早在汉口开埠之前，北欧的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约在1850年左右，俄商也开始在汉口购茶。
后来，湖北留日学生主办的宣传革命的刊物《湖北学生界》第一期(1903年在东京出版)开篇即说：“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
据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锋统计，汉口开埠二十余年间，外商前来开办的原料加工厂至少有11家，分别是俄、英商人的四家砖茶厂，英商的冶炼厂、压革厂和打包厂共四家，还有德商的三家蛋厂。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促进了汉口的对外贸易。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 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万余担，1877年增长至14.4万余担，1878年一举突破15万担。
汉口开埠后第二年，号称“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该行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口至上海)、汉宜(汉口至宜昌)、申宜(上海至宜昌)、宜渝(宜昌至重庆)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商业格局乃至城市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陈锋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银行的兴办，都促使汉口逐渐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以关税征收为例：汉口开埠当年(1861年)，时任湖广总督官文即奏请设立江汉关，负责督办华洋交涉，经理进出口业务，次年1月开始征收关税。至1899年，该关所收税款，包括往来船只过关税，鸦片厘金(即商业税)等，合计219万两，在全国征税口岸中，仅次于上海(当年关税690万两)。另据江汉关统计，1902年，汉口进出货物共值一亿零三十二万一千两，到1910年增至一亿五千二百一十九万九千两。
但洋商控制外贸，掌握金融，令曾经盛极一时的汉商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
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奏折中称，“湖北、湖南两省茶商颇多亏累……半由商务压磅、退盘、割价，多方刁难，而此项红茶除洋商外，别无销路，以致甘受抑勒。”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汉口大钱庄十年间从40家减少到24家，留下来的钱庄业务量也减少了大约两成。1908年，汉口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胆大钱庄因负债倒闭，鄂湘赣诸省发生恐慌，汉口更出现“银根骤紧，贸易为之停阻”的严重局面。
同一时期，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如汉口的扬子机器厂、既济水电公司，武昌的竟成电灯厂以及阳新炭山湾煤矿等，亦因资金紧缺，势单力薄，不得不以厂矿为抵押，向外国银行或企业借贷，导致要害受人控制，甚至以遭吞并收场。
1899年起，张之洞治鄂18年，力推“湖北新政”，大举兴办国有实业，这又为武汉三镇商业史及汉商发展史，掀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