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晋商抓住了这个机遇；促进晋商盐业发展的是另一项政策：政府退出盐业生产。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作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需要相互帮助，形成了“纲”(浙直、宣大、泽潞、平阳、浦洲），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说得“晋商”。

  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晋商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而且经营范围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控制了史上多个行业如盐、铁、茶、丝绸等，清代的票号经营更将晋商推向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在世界金融史上也据有浓墨重彩的记录。晋商创造的财富，徐珂在《清类钞》中列举山西富户十四家，加起来“三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晋商超越于其他商帮的突出地体现在股份制、身股制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义制利、诚信经商、乐善好施的商业伦理道德也成就了晋商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

 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出现了第一批富裕的山西商人，于宋元年间长足发展，为明清晋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即运城的河东盐池。山西主要是由于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同时春秋时期，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因此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出现了第一批商人。

 制度变化也为晋商带了历史机遇，北宋时期实行“折中制”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折中制：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由政府给予“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制度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山西固有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一定程度辅助成就了晋商的逐步崛起和兴盛。自明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北方的政治中心重新确立起来了，这对于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晋商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兴起的。山西历史悠久，人口比较稠密，耕地相对不足，剩余劳动力多；山西地区处在北京和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同时具备陆路、水路的便利交通条件，有这样好的地理条件，同时存在现实的就业压力，造成了很多人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