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义制利、德通天下的理念文化；二是劳资共创、汇通天下的制度文化；三是产业链竞争、货通天下的物质文化。

　　在晋商故里，一个深刻感悟晋商文化历史文脉与精神价值的“文化复兴”已经悄然而至！

　　在全球市场经济300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一支著名的商业劲旅。他们扎根山西、驰骋华夏、纵横亚欧大陆，创造了“百年票号”、“万里茶路”和持续500年的商业文明史！

　　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是中国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一个富甲一方、称雄天下、享誉世界的晋商群体！

　　在晋商故里的山西晋中，以煤炭资源大整合为契机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制度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晋商文化复兴地、转型发展先导区、绿色现代生态市”的区域战略定位和时空布局已然拉开大幕。今天的晋中大地，不仅仅是煤炭企业在层层叠叠的体制“围城”中寻求突破，相关产业领域的“草根”企业家们，也在经受资源集约化、产业集群化、企业集团化、管理集成化的制度性洗礼。在企业转型发展的潮流中，有些企业产权纠纷频发、劳资矛盾尖锐，道德风险丛生；有些企业战略导向模糊，人才资源匮乏，团队建设陷入盲区。多数尚处在传统理念束缚和落后经营模式困惑中的企业，无不在博弈、淘洗和生存历练中，承受着企业制度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和管理范式整体转移的“涅槃”之痛！

　　后危机时代无法回避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毫无例外地与转型中的“新晋商”们不期而遇。煤炭企业资本投资主体在大范围的“腾笼换鸟”艰难而坚定地一步一步的推进；“煤老板办矿”的畸形机制在博弈与妥协中一步一步地嬗变；以资源配置集约化、产业整合集群化、企业经营集团化和行业管理集成化为基本特征的煤炭先进生产力，正在一步一步地集聚、极化和强力扩散。伴随着煤炭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优进劣退、强进弱退、大进小退，区域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是产业规模、企业结构的大跨度整合重组及GDP增幅的波动、回落和艰难反转，甚至某些领域物质利益的跌幅超出人们的预期；而看不见的无形收获，则是后危机时代人们对传统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彻底反思。在晋商故里，一个深刻感悟晋商文化历史文脉与精神价值的“文化复兴”已经悄然而至！

　　实践证明，晋商以“劳资共创”为特质的人力资本制度的伟大创举，比之美国的“期权”制度早了近400年。

　　在晋商故里，一批乡土理论家、经济实务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开始从晋商“万里茶路”与“百年票号”的历史辉煌中，探寻晋商文化精神遗产的“富矿”-对晋商文化主流价值与时代精神的发掘。在他们看来，晋商文化的主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义制利、德通天下的理念文化；二是劳资共创、汇通天下的制度文化；三是产业链竞争、货通天下的物质文化。

　　晋商理念文化的深邃内涵，体现了前辈们商儒并重、义利谐调、育诚治信、进德修业的精神境界与思想光辉，让义“本”商“魂”成为晋商做人做事的根本依归！

　　晋商制度文化的历史壮举，开创了专兼结合、两权分离、劳资一体、激励兼容的制度体系与运行规则，让“劳资共创”成为近现代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与创新的一代先河！

　　晋商物质文化的社会价值，彰显了人本立企、竞争兴企、产业链接、集群发展的创业之道与创富之魂，让“产业链竞争”成为重建市场机制与商业伦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那些以“劳合”为主体的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和骨干员工。如同贾继英、闫维藩、高钰、李宏龄等出类拔萃的高级职业人才那样，他们纵横天下、叱咤风云，对外开疆拓土，把生意扩展到亚欧；对内义利谐调，将“劳合”与“资合”经营到极致。他们超强的经营能力、管理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至今还让新晋商们望尘莫及。

　　虽然，晋商当年创造的商业文明已演化成晋商故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但他们所创造的晋商制度文化和理念文化的不朽之魂，仍然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值得继承的伟大精神遗产。毋容讳言，在晋商文化中也有杂质和糟粕，也需要在继承中加以鉴别和扬弃。但瑕不掩瑜，晋商文化的主流价值和时代精神，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晋商“义利谐调、劳资共创”的丰富实践，在马克思《资本论》诞生前的一百余年，就有了自己的企业制度体系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逻辑。他们创造的以“顶身股”为标志的人力资本制度，在“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找到了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途径。他们以“剩余价值”再还原于劳动者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劳动”与“资本”共进、共创的企业“共同体”建设，孕育了晋商称雄500年的制度传承基因。实践证明，晋商以“劳资共创”为特质的人力资本制度的伟大创举，比之美国的“期权”制度早了近400年。

　　晋中本土企业在晋商故里首创了以产权制度（P）、工程经济（E）、企业文化（C）为核心的《三维战略管理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晋中本土企业借鉴了晋商文化中“义利谐调、劳资共创、产业链竞争”的思想精髓，以其“三通天下”的文化架构，搭建起当代企业“社会责任主体建设工程”的体制结构与机制流程。在晋商故里首创了以产权制度（P）、工程经济（E）、企业文化（C）为核心的《三维战略管理模型》。在企业既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通过产权制度的动力机制、工程经济的能力机制和企业文化的活力机制间交互激发与同频共振，让企业管理场源中元素、系统、环境间的结构与功能实现有机整合。站在企业战略与全局的高度，建立起全新的循环思维、立体结构与输出反馈机制，从根本上推动了企业的管理变革与制度创新。

　　PEC管理模型的起点在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它用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看待转型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时空定位，把以资本、成本、人本为核心的要素配置，整合成产权制度、工程经济、企业文化三大管理系统，并由此将管理半径分别延伸和覆盖到企业管理的三个基础领域：所有制形式与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在三个管理维度之间，他们既是互为支撑的环境，又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其有机配置与高效整合，构筑起一条相对完整的“思维—行为链”，即：感觉—感知—记忆—思维—观念—态度—行为。这种思维变革的方向清晰，路径具体，目标明确，价值取向的穿透力很强。作为晋商故里企管园地中的“土特产”，在PEC管理模型的内涵中，无不浸透和传承着晋商理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精神价值。

　　PEC管理模型的重点在于型构方法的突破。他的核心是通过三个整合步骤对企业管理秩序实施型构、维护和创新：一是战略创新，在管理模式的转移方向上求突破。在当代企业的战略思维中，借鉴晋商“儒商并重、义利谐调，修诚至信、进德修业”的理念价值，以超陈越腐的胆魄与境界，应对纷纭复杂的文化竞争；二是体制创新，在管理结构的组合方式上求突破。在当代企业转型中发展，吸纳晋商“专兼结合、两权分离，劳资一体、激励兼容”的制度基因，以脱胎换骨的勇气与决心，再造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机制创新，在管理流程的驱动方法上求突破。在当代企业的商业伦理重建中，植入晋商“人本立企、竞争兴企、产业链接、集群发展”的扩张机制，以敢为天下先的胸襟与气度，迎接后危机时代的机遇、挑战与变革、创新。上述三个方面的突破与创新所形成的合力向量，对企业旧制度下形成的既成体制与既得利益，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冲击。新旧体制的摩擦与碰撞，物质能量的极化与扩散，人文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让企业制度转型的实践如同浴火凤凰般承受着巨大的“涅槃”之痛；而这种“浴火重生”的阵痛，恰恰闪现着晋商文化精神价值的复兴之光。

　　PEC管理模型的难点在于调节机制的把控。企业制度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和管理范式的整体性转移，既是转型期企业创新的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企业成长无法回避的一个发展课题，还应当是必须耗费巨大精力与智慧才能攻克的一个体制难题。因此，PEC管理模型站在企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秉持生产要素性质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先进理念，把晋商“义利谐调、劳资共创”的历史文脉贯穿在企业制度转型的七大调节机制之中：一是抓住“三个核心要素”，建立起思维变革的目标导向机制；二是调控“三个基础领域”，建立起变革创新的生态优化机制；三是链接“三个管理维度”，建立起同频共振的力量集成机制；四是理顺“三个基本关系”，建立起转型发展的全局统摄机制；五是强化“三个制度责任”，建立起秩序型构的刚性约束机制；六是打造“三个执行力体系”，建立起高绩高效的组织行为机制；七是完善“三个创新目标体系”，建立起永续推进的战略激励机制。围绕“三维”管理建立起来的七个调节机制，其要害在于把人作为一种特殊资源，把企业作为一个饱满鲜活的有机体，把“劳资共创”作为企业劳合与资合并重的一种体制特征和文化内涵，使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制度转型目标，更明晰、更具体、更有实操性。

　　PEC管理模型的悟点在于转型文化的引领。PEC管理模型虽然是诞生在晋商故里企苑中的一份“土特产”，但其通俗易懂的基础性概念训练，有的放矢的实战性现场辅导和超陈越腐的创新性理论思考，无不充斥着对文化的思考与对制度的敬畏！它把制度的“法”、经济的“理”和文化的“情”熔于一炉，成为企业制度转型的内生动力与推进机制，为“企业社会责任主体建设”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这种以产权制度的“反腐”功能、工程经济的“创富”功能和企业文化的“裕人”功能为载体的新型企业管理公器，坚持思维引领变革，责任引领资本，文化引领管理，道德引领规则，战略引领未来。它所倡导的这种转型文化理念，正伴随着PEC管理模型的实践应用，在晋商故里广泛传播。它为晋商文化复兴之光添加了一束光源，拓展了一个境界，也将为晋商故里企业的制度转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和清晰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