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被认为是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在正统中国史里隐而不传，今日我们仍羞于提起？

　　国人与洋人对自己的祖先当过海盗这件事，态度截然不同。

　　北欧人的祖宗是当年驰名海上的江洋大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瑞典、丹麦的博物馆中，都客观展示出自己祖先当年当海盗的雄姿，挪威甚至还有海盗博物馆。这些国家的人有时会说到自己的先人是海盗，说这话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反而还有几分得意与自豪。

　　国人就不同了。与朋友闲聊，我讲到商帮与海盗的关系，总有年长的朋友告诫我，在公开场合讲商帮时，一定要避开这一点。有一次我在福建讲闽商是亦盗亦商，下来就有几个年轻人责难我。在徽州，王直的墓都被愤青破坏了，更不能把他包括在徽州人引以为豪的徽商之中。甚至主流媒体亦持这种态度。陆地上造反抢劫的盗贼，古时称为绿林好汉，今天叫作农民起义。但若跑到海上，古今都称为海盗。在正统的中国史里，对国人当海盗一事，一直隐而不传，雪珥先生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偏偏要拿这一段历史说事。作为研究中国商帮的票友，我通过这本书，对商帮有了更多了解。

　　徽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号称第二商帮（仅次于晋商）。平时我们提到徽商，都说他们的四大产业是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其中以盐业为主。其实，徽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这就是对外贸易。政府允许对外贸易时，这是一个正经的行业；政府不允许时，就变成了走私。政府用武力镇压走私活动，走私的商人奋起反抗，就被称为盗。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就成了海盗。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王直集团。中国人不忌恨陆上的盗，而忌恨海上的盗，所以谈起徽商，是从来不把王直及其外贸活动包括在内的。

　　王直是徽州歙县人，又名汪直，因为自知做海盗会连累家族，故而改名王直。他在与日本的贸易中致富，并加入了以许栋为首的海盗集团。当年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成了对外贸易中心，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上海。明政府用武力消灭了许栋以后，王直率部下数千人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势力之大，到了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的地步。他们向明政府叫板，公开从事走私活动当然，从商与为盗是兼而有之的。在他们的指挥下，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被称为“倭寇”。然而，王直的本意是从商而不是为寇，所以，他有意受招安，当一个本分的商人。他的徽州绩溪同乡胡宗宪对他实施了招安，但在他受招安以后，朝廷又背信弃义地杀了他。这不仅没有消除倭寇，反而使之蔓延开来，为祸更烈。高阳的历史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的。

　　与海盗关系更密切的，是闽商，因为闽商的主体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闽商的基本特征是亦盗亦商。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十七岁左右的时候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来往于澳门、日本、吕宋等地。他不仅因此开拓了眼界，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语言，经商时兼做翻译。不久，有机会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为舅舅押送货物到日本平户，遂认识了在平户经商的李旦，并加入了李旦的海盗集团。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这时，李旦集团分成了三支：以李旦为首的日本大本营，以另一头目颜思齐为首的台湾集团，以及以许心素为首的福建本土集团。

　　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子李国继续主持日本事务。不久颜思齐去世，郑芝龙掌控了台湾分支，进而消灭了许心素集团，在福建安平（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并利用官军的势力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兄弟、诸彩老、钟斌等海盗集团，军队达万余人，战舰有千余艘。他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五大流通体系，管辖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又建立了以金木水火土为名的五支船队，航行于东西各洋。他们颁发实为保险单的“令旗”，每年收入高达四百万两黄金，还垄断了对台贸易，控制了定价权，威胁到荷兰人的利益。1633年，荷兰人偷袭厦门，向郑芝龙进攻，并得到了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海盗集团的帮助。郑芝龙靠官兵的支持击败荷兰人，并消灭了刘香集团。自此，郑芝龙垄断了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闽商的主体。郑芝龙集团还为明政府守卫南疆，被称为“南海长城”。

　　满清入关后，郑芝龙不顾其弟郑芝凤和其子郑成功的反对降清，后被骗入北京软禁，清军占领郑芝龙的大本营安平后，杀害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1661年，郑芝龙被清廷斩首。郑成功在福建、广东一带抗清，并仍保持了海上的垄断势力。1662年，郑成功战胜荷兰人，收复了台湾。当年，郑成功去世，郑成功之子郑经占领台湾，企图实行台独。1683年，康熙派郑家降将施琅攻占台湾，实现了“金瓯一统”。清政府继续实行海禁政策，郑芝龙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闽商并没有就此终结，不仅闽西北的商业高度发达，而且后来福建人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并向这些地区移民，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商人。追溯他们的起源，还要感谢亦盗亦商的郑芝龙集团。

　　东南沿海另一个重要商帮是粤商。我们一般把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广州帮作为粤商的代表。其实粤商还包括潮汕商帮和客家商帮。但粤商中的任何一个商帮都是由海盗发展而来的。沿海各省的百姓都以海为生，捕鱼或海上贸易成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方式。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后，他们就不得不做海盗了。明代时著名的海盗，潮州澄海的林道乾和饶平的林凤，就是粤商的先辈。他们都是亦盗亦商，公然与明政府对抗的。林道乾曾在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当年独立的小邦大泥国（渤泥国）建立定居点，但被明政府联合暹罗、柬埔寨和澳门的葡萄牙人所消灭。林凤本来有望占领马尼拉，但由于得不到国内支持而被西班牙人消灭。“林凤兵败菲律宾，明朝政府虽未参战，却等同参战，因为它在心理上极大地牵制了林凤的斗志、决策乃至兵力，而成为西班牙军队的盟军。”作者雪珥的判断，是正确的。

　　读到《大国海盗》中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我不禁想到，为什么洋人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被认为是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当年一点也不比洋人的差，却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强国富民的作用，反倒当时死无葬身之地，今日我们仍羞于提起？

　　是我们的海盗太与政府对抗了吗？并不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是逼上梁山，而且上山后所惦记的还是招安，想要当一个听话的商人。从王直到郑成功，从林道乾到林凤，都有受招安的历史。他们的受招安也是诚心的，再次为盗，还是政府不信任给逼出来的。

　　是我们的政府不想扩张吗？也不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处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哪个国家不想侵略别人，扩充自己的版图？如今的大国，哪一个不是吞并其他小国而形成的？纵观历史上的中国，强大的时期也要外出侵略、兼并，只有弱小时才以求和为主。那个时代，扩张是人性在国家层次上的表现，也无可厚非。

　　是中国的航海技术太落后吗？更不是。中国人早就发明了指南针，起码在明代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郑和能远航到东非沿岸，靠的正是先进的航海技术。

　　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吗？是中国人缺乏航海的传统吗？是中国的内陆足够广阔，无需海外扩张吗？……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政府没有进行海外扩张，更没有利用海盗去通过海外掠夺实现强国富民，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黄土地文化。黑格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现在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黑格尔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

　　曾经有种广受争议的说法，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与蔚蓝色文化相对的土黄色文化，并指出，中国的未来要走向蔚蓝色文化。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尽管难免有激进偏颇之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的死穴是保守与封闭，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无法全面现代化。今天的种种进步，不正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吗？市场经济，人权与自由，科学与民主，这些都不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学习了，接受了，不就进步了吗？

　　从商帮的历史来看，我们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的商业，明清时有在今天仍有影响的商帮。这些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些萌芽没有成长为参天的资本主义大树，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就迅速凋零了，其原因还不是这块保守的土黄色大地吗？在文化上，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固守自己那一套不合时宜的文化，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不接受全世界都承认的东西，哪能保持并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以普遍价值为指导，自己的特色才会有声有色，永葆青春。今天我们研究商帮时应该思考的是，土黄色文化如何影响商帮，又如何消灭商帮。

　　土黄色文化往往自闭，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制度作为最好的制度，认为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这种文化正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想在蔚蓝色文化之外，从自己的土黄色文化中寻找现代化之路，却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方向不对，找的路子也是歪路、邪路，最后仍然是远离现代文明。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此曲折，百余年而没有进步，还在于拒绝蔚蓝色文化的方向不对。

　　仔细想来，保守的土黄色文化也并不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到汉代成为官方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直到明代之前，还不是那么保守，那么固步自封。汉唐两代的强盛，正来自于开放。尽管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陆地的开放，但已为中国吸收了从物质到精神诸多丰富的因素。宋元两代，除了陆地上的文化交流外，又有了海上交流的内容。尽管那时蔚蓝色文化还没有形成，更多是中国文化的出口，但对外来文化决不排斥。宋代的理学已经曲解了孔子的儒学，但还没有从思想变为实践，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只把它作为一种学说而已。

　　变化的关键是在明代之后。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学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文化。即使要学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时浮出，仍以这种心态来看世界。

　　明清以来对蔚蓝色文化的模式、对海上争霸重要性的毫无认识，决定了这两代政府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也决定了民间对海盗的错误认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海上领先地位，根本不可能扶植或支持海盗集团去扩张，也不可能利用海上贸易来强国富民。从明代镇压海盗集团到清代乾隆拒绝对外贸易，再到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这是一条以土黄色文化对抗蔚蓝色文化之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屡遭失败，正是这条路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和许多图强改革的失败，正在于不想放弃土黄色文化，甚至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挽救土黄色文化。

　　在我读过雪珥的几本书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这本《大国海盗》。他讲了中国海盗的历史，讲了昔日海上中国的辉煌与苦难。我觉得他找到了中国落后的根用土黄色文化拒绝蔚蓝色文化。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分析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前几年我们还在回忆郑和远航的意义，但有谁认识到，郑和远航实际上是中国的封闭之始呢？一次以炫耀为目的的航行，再伟大也只是展示土黄色文化的辉煌，挥霍大量的金钱，最后无非是对蔚蓝色文化发布封杀令而已。这种见解才有震撼力。读一本书，如果见不到一点能震撼人的思想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