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华夏文明看山西，五百年中国商业观晋商。”提到山西、提到晋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而作为体现晋商和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题材小说，却是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部分。昔日辉煌的晋商兴衰之由又是如何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些晋商题材的小说中窥见一二。这里试以晋商小说《乔家大院》和《白银谷》为例来分析晋商精神及晋商成败之因。

自强不息、诚信为本的晋商精神

晋商精神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商业主体精神，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思路和自强创业精神，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业团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山西特有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晋商精神，他们吸取先辈的先进经商理念，从前人艰苦奋斗的创业实践中，总结出丰富的经营诀窍和理财之道；他们优化了自身为人处世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在求知的探索中，在一切战争、灾害的阻力下，以自强不息、诚信为本的晋商精神，跨入了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之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那么，以晋商的经商经历和晋商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乔家大院》和《白银谷》如何体现出这一点呢？

《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刚出场时只是一介举子，然而，家中的一系列变故使他不得不登上了商业舞台。综观全书可以看出，乔致庸可说是一代儒商，本应走仕途的他，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代巨商。

乔致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他性好老庄，原想逍遥度日，却因兄长过世而肩负起振兴庞大家族的重任；他挚爱青梅竹马的恋人，却不得不娶富商之女以挽救家族危机；他为开辟商路，几番奔波；他为“汇通天下”，曾多次身陷囹圄；面对种种危难，他矢志不移；他曾遭人暗算、被人胁迫，也曾几近倾家荡产，但他却有着持久的毅力和坚韧的精神；他具备一个商人的远见卓识，又具有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济世安民的梦想。

在家族事业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他在妻子家族的支持下开始扭转危局。他听从孙茂才的建议，以和为贵，三省吾身，与对手化干戈为玉帛，共谋发展。他秉承晋商的优良传统，提倡“义、信、利”，并为店铺挂上“诚信匾”。他经商的目的并不为了个人，而是天下苍生。当然，这个人物的设计并不是遵循历史，而有许多理想化的成分在内。然而，伟大的理想常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乔致庸最终身陷囹圄，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始终不渝地胸怀天下，决不轻言放弃。乔致庸的身上不仅有着传统的忠孝观念，也具备了现代的创新、进取等种种因素。

面对复盛公胡麻油中掺入旧油的事件，乔致庸当机立断，决定通顺店以一文钱一斤卖胡麻油。他不顾巨额的亏损，宁肯有极大的经济损失，也要保住商号的信誉。诚信的原则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而与乔致庸性格极不相同的《白银谷》的主人公康笏南，城府极深，但他绝不失商家诚信之本；同时，在他身上也可以体现出开拓进取与自强不息的晋商精神。在清朝末年战乱的时候，康笏南以古稀之年决定出巡。在洪杨之变以后，官家成为西帮的一大客户，由此可见晋商的气魄，他们并不认为跟朝廷做生意是朝廷的一种恩惠，他们只是一种平等的商业论断，只是认为和国家最大的客户在做生意。康笏南想的是西帮的傲视天下，想的是唤起西帮俊杰，不忘夙志。而这种夙志与乔致庸的“汇通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义和团运动后，北京城一度兵荒马乱，天成元的京号也被抢掠，损失惨重。然而，在票号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天成元还是本着诚信的精神，为主顾着想，“凡京号写的票，不拘银票汇票，我们都认！”

在京剧《走西口》中有一句话可以很准确地概括晋商的诚信精神：做人诚为本，经商信为真。

正如上面说到的《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诚信是他的立人之本和经商之道。他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商帮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而把他成功的根本归纳为“诚信”二字，则一点也不过分。这个概念化的基调，在《乔家大院》中，处处都有体现。乔致庸初到之时，包头解复字号之围，重建包头商界秩序，立“诚信第一”的行规，南下武夷山，北上恰克图，为天下商人疏通茶道，靠的就是“诚信”才得以走遍天下，即使儿子被对手所杀，乔致庸仍履行永不做霸盘的协定。为了实现向朝廷要回饷银的诺言，不惜生命到京城索银而险些丧命，讲的又是诚信。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

1．传统文化的因循守旧与改革创新之间的矛盾冲突：

《白银谷》中的一句话点破了中国的商业伦理：“我西帮能把生意做到如此局面，生意遍天下，商号遍天下，理天下之财，取天下之利，就是参透了这个‘藏’字：藏智，藏巧，藏富，藏势，藏我们的大手段、大器局。都说财大气粗，我西帮聚得天下之财，不讲一个藏字，那气势还了得！不光会吓跑天下人、招妒于天下人，恐怕朝廷也不会见容于我们。”这是中国金融文化的精髓，儒家所言：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甚德若愚。

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冲突关键在“藏”和“露”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讲究藏，讲究含蓄不外显。《白银谷》的成败都在藏字，和藏的文化相匹配的也有其独特的管理模式。《白银谷》把股权分为两类：一类是财股，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股东；一类是身股，相当于现代的管理层持股。但和管理层持股不同的是，身股并不是股权，也不是期权，而只是分红权。身股分红跟着职务走，分红多少跟着业绩走。但是，以身股来界定的分红权本质上并不奖励经营者的职业技能和职业成长，而是奖励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和忠诚。经营者一旦离开公司或现在的职位，就丧失了他们的职业积累。所以西帮虽然盛极一时，却由于经营者缺乏独立性而没有留下一个职业化的经理人团队，于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藏而不露的票号业务被官商、洋商取代之后，《白银谷》自然就落得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天成元”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执行董事康三爷、分公司总经理邱泰基为首的变革派，他们一直希望把西帮票号改制成现代银行的体系；另一条是以董事局主席康笏南和总经理孙北溟为首的保守派。但是保守派的两个人立场又有所不同，康笏南的出发点是担心现代银行的体制不符合国情，而孙北溟的出发点是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康笏南初期也是赞成变革的，这种愿望在他巡视汉口分公司并召开全国分公司总经理会议的时候达到了顶点。但是，康笏南又无法认可邱泰基在会议上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毕竟，他不想多年创立的基业因改革而毁于一旦。

康笏南对西洋银行和西帮票号的归纳是正确的：“西洋银行注重章法，西帮票号注重人。”这个论断的背后昭示的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是开放的理性的文化，而东方文化是保守的人性的文化，人性的文化在西方强大军事、政治力量的压迫下，是终究难以抵抗的。

康笏南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在晚清腐败的官僚体制下，现代财政体制还未产生，变革票号，首先在政治上也得不到根本保证。票号最终的确是消失了，但那并不是康笏南这些晋商的错，那是整个时代所致。无论变革与否，晋商的事业在那样一个年代都是必将会走向衰落的。尽管在小说《白银谷》中，体制的变革使“天成元”走向了又一次辉煌，但这也许只是美好的梦想，事实上，晋商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经营理念成就了他们的事业，最终也断送了他们的事业。

2．济世安民的理念与现代化的管理体制的相互影响：

晋商文化以传统文化为主，在长期贸易中，因经常与俄罗斯、英国等商人打交道，吸收了许多西方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等西洋文明精华。晋商文化既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碰撞交流的一种结果，也是吸收了东西方文化各种优秀成分的结果，是一种开放型文化，是一种兼具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吃苦精神、开拓精神的新型文化。

乔致庸怀抱着“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远大目标，作为一个商人，他想的仍是救世济民的作为。他放弃与青梅竹马的江雪瑛的爱情并不像祁子俊一样是出于投机的目的，而是要承担起挽救家族生死存亡的重任。乔致庸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商界的儒家代表。

在《白银谷》中，东家具有绝对的控股权，商号又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矩用来规范商业活动。据说西帮票号的规矩当年由顾炎武、傅山这样的名士参与制定，规矩就是商业机构中的一套行为准则，尤其在战乱期间、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各分号各老帮可以依据规矩自己决定一些重大事件。

其实当时的股份制经营已经遍及西帮的各商家，除了上面提到的乔家，《白银谷》中祁帮“天成元”分号的掌柜和一些伙计也享有“身股”。所谓的身股，其实是在职期间的利润分享计划，它按照职位和业绩的高低来衡定，以一定的比率参与分支机构的年度利润分配。但是这种身股对大多数职员而言，只能在在职期间才有，一旦离职，身股就自动消失。然而，身股的制定也有它融通的一面，如年老离职或者“退休”的掌柜，还可享有一定的身股。

一方面，晋商怀抱济世安民的梦想，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现代经营体制中股份制等经营模式的先进思路。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相互交融，极大地推动了晋商的发展。

结语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在晋商辉煌的昨日，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晋商的成功之处。

乔致庸的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其实是整个晋商群体形象的集中体现。理想、信念，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激荡，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于是，晋商们用他们所创立的事业谱写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五百年晋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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