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与贾樟柯联系在一起的标签，是《小武》，是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领军者。

而很少人知道，贾樟柯另一个身份是北京西河星汇影业有限公司CEO。

“闷声发大财的真老板”，曾有影评人如此评论。

“电影是一个商品”

1989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拿到金狮奖的时候，19岁的贾樟柯正骑着自行车溜达在山西某县城的街上。在邮局门口的报摊上，他看到了这则消息。侯孝贤后来成为他的电影启蒙者。

在台湾电影业，侯孝贤不属于反叛者——至少不那么典型。然而，跨越海峡以他为师的贾樟柯却从一开始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叛者。

“我太明白怎么写观众会欲仙欲死，但是我就不爱那么干。”贾樟柯说。

看起来没把观众需求放在眼里的贾樟柯最初的电影之路却走得并不孤独。

1998年，贾樟柯未经国内审查就将《小武》送往柏林电影节首映。影片因“诚实表达正在活着的中国人的气息”获得了传奇般的成功。虽然本片在国内被禁，但贾樟柯却在国际电影界一举成名。

从那以后，贾樟柯被罩上了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标签。在上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意味着独立和反叛。对于反叛这个词，贾樟柯更愿意理解成一种简单的个人喜欢——这意味着自由。

国人印象中的贾樟柯从独立电影中走来，但是因为有“禁”的标签，很长时间里外界对于贾樟柯的印象较为模糊，大体上属于那种背离商业收益的“贫穷地下电影制作者”。在隔阂已解的今天，人们发现原来曾经被贾樟柯“蒙骗”了。

作为晋商的后代，贾樟柯来自当地一个显赫的家族。贾樟柯选择拍电影而没有从商，成为他老家许多老板朋友的遗憾，但这并非意指财富，因为贾樟柯从来就不是困窘的。

从成名作《小武》开始，贾樟柯电影的销售模式就非常国际化，每一部电影都在国际一线市场里，不仅在艺术上有造诣，在商业上的主动权也很大。

以1998年贾樟柯的第一部长片《小武》为例，当时按照跟国际发行商的合约，贾樟柯从《小武》这部影片拿到了400多万元，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直到今天，《小武》仍在给贾樟柯带来持续的收入，“我每年都能从《小武》那里挣到很多钱。像美国的电视台，过三四年版权过期就再续一次。如果你是真正优秀的艺术电影，会是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一直在收钱。”贾樟柯说。

正因如此，贾樟柯始终坚持自己的电影之路。在这条路上，他“从来没有为钱拍过电影，但是也从来没放弃过多收回来一毛钱”。

在贾樟柯看来，他不止不“反商业”，而且还“很商业”。

“我从来都认为，电影除了是一个作品之外，它是一个商品。反商业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贾樟柯说。

“做公司也应该是有理想的”

“黑社会都要企业化，更何况我们电影产业呢？”贾樟柯曾经这样开玩笑说。

一位影评人这样描述贾樟柯：闷声发大财的真老板。

时至今日，贾樟柯的身份不但是著名导演，他还是北京西河星汇影业有限公司CEO。

作为CEO的贾樟柯每天9点半到公司，看所有邮件，梳理业务，听取各方面员工汇报。下午两点以后，他就是导演贾樟柯，他“会看书，写剧本，一直到晚上”。

从“不差钱”的独立电影导演到制作电影的公司老板，贾樟柯看似商业运作的开始，其实也是他一贯艺术理想的延续。

贾樟柯认为，导演往往有高潮和低潮，如果导演的背后有公司做支撑，就好像“创造出海水经济，而不是碗水经济，不是一碗水倒出去了就没了。”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存在，使得贾樟柯下决心成立西河星汇。

2000年，贾樟柯在香港成立了星汇公司。2006年，内地的西河星汇诞生。

几年间，贾樟柯逐渐适应了企业内部管理的工作，并带领公司在商业上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亿元票房俱乐部”的路。在此意义上，“开了公司变得很商业”的贾樟柯还是独立依旧、“反叛”如初。

“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好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在越来越好的制作条件下，让独立精神得以传播。”贾樟柯说，“大多数都从电影工业里在挣快钱，但做公司也应该是有理想的。”

西河星汇成立后不久，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盈利模式。公司出品的多部影片入围世界重要电影节，并摘得多项大奖。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市场里都非常受欢迎，票房也非常好。这成为西河星汇最主要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大量的商业活动和商业制作也大有进项。

让贾樟柯自豪的是《三峡好人》在70个国家上映，凭此纪录，他完全可以笑傲国内院线。

贾樟柯的电影从不排斥商业合作，甚至表现出“堂而皇之的植入广告”。他创作的影片《无用》和《二十四城记》，片名就是某时装品牌和楼盘项目，堪称“最大的植入广告”。

在贾樟柯看来，服装品牌是他要表现的当代艺术的一部分，而楼盘则对他的这部电影主题解释非常重要。出于“这样的文化目的”，贾樟柯希望影片可以达到“共赢的局面”。

共赢局面在贾樟柯的电影创作和经营思路里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说，导演和企业家两种身份在他一肩之上可以平衡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