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的文化强省战略中，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给予认真考虑的：第一，山西省用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精神去强省；第二，山西省作为文化强省的文化形态、精神、特征是什么；第三，山西省在文化强省战略中，是否应该有一面文化旗帜、有一个口号作为其文化形态、精神、特征的标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觉得，一个地域，应该在中央总的文化方针的指导下，在本地的文化建设中，有一个地域结合本地域的历史、现状的独特的文化形态、精神去推动、发展本地的文化建设，这样，才更为实事求是，才更为准确、具体，避免流于一般流于空泛。譬如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先进文化这一指导思想下，用山西独特的文化形态、精神去强省，而不宜笼统地说，用先进文化去强省。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没有一个空泛的先进文化，用于山西文化强省战略的、独特的山西文化形态、精神，就是对先进文化的实践性建构。因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山西省用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精神去强省。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山西省如果作为文化强省，或者说，我们预期中的山西省作为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中，作为文化强省的山西省的文化形态、特征、精神是什么？在这里，如同第一个问题一样，我们依然不能用一个共性的一般的来代替山西这一个个性的具体的，或者说，我们是以山西这一个个性的具体的来体现共性的一般的。

因之，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是否应该有一面旗帜或者一个口号，来对这一文化形态、精神、特征作出鲜明的简约的代表性的体现？这一旗帜或者口号，一定是切合本地实际且在当地历史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为外界所熟知的。现在说到山西文化精神，常常听到的一个词是“晋商精神”，但“晋商”是中国近代的一种商业形态，“晋商精神”固然包括了诸多的山西文化精神，如诚意、勤俭等等，但毕竟受其商业文明特点的局限，不足以概括山西文化的整体精神。相较之下，我觉得，选择“赵树理精神”作为这一旗帜或者口号更为响亮、恰当文学精神从来就是文化精神最为鲜明、形象的体现。

赵树理精神何以能够成为山西文化精神的代表性标志呢？我觉得，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注民瘼中的务实精神。赵树理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这一“问题”是农民生存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由于其时山西农民的实际生存与其时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在表象上，赵树理小说中的“问题”又时时与其时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其实质，却是农民实际生存中的“问题”。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赵树理甚至常常不厌其烦地给我们罗列农民生存中关于粮食、土地、用工量、农具、蔬菜、工分分配中的各种数字。恩格斯曾经盛赞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读到了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的社会实际存在的经济细节，那么，我们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对农民的实际生存的了解，也可以作如是观。山西民间，历来对自身的实际生存高度关注，少有对自身生存之外的玄想，或者对自身生存之外的“宏大理想”的实践，这实际上是一种最为朴素的“个人”意识。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以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是否认可和成全为价值标准，“整体”被判为“真实的整体”与“虚幻的整体”，这两种“整体”，分别配称于以之为存在对象的两种“个人”，即“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山西文化对自身生存的高度关注，在客观上为拒绝“虚幻的整体”形成“有个性的个人”与“真实的整体”的现代社会品格提供了可供转换性的基础与前提，而这，恰恰是当今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构建中的迫切问题、重大问题。第二，建立在自身发展基础上的开放精神。赵树理的写作身份，一直为学界所探讨不休，忽而说其是五四知识分子精神在现实发展中的深化，忽而说其是一个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忽而说其是农民文化的体现者，不一而足。而且，又总是可以在其作品中，找到上述与之相应的充分的例证。确实，上述文化形态、精神，在赵树理的作品中，都有着充分的鲜明的体现，但你又不能说赵树理是其中某一种文化形态、精神的代表，你又不能以其中之一概其全部。赵树理是广泛、及时地汲取各种“新知”的，但对这种“新知”的汲取程度，一定是以对农民当下的实际的生存现状有益的程度为尺度、一定是随着农民现实生存状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所以，在《小二黑结婚》中，被五四文化精神认为应该给予理解与同情的 “三仙姑”，在上世纪40年代是受讥讽的 “三仙姑”，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成了被肯定的进步中的“小飞蛾”，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则成了非常复杂让你一言难尽的“小腿疼”。赵树理这样的一种开放精神，是山西文化开放精神的典型体现。远的不说，仅仅从近现代来看，山西对时代脉搏的感应是非常敏锐、及时的，对种种“新知”的汲取是非常主动的：当中国社会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时，山西的晋商居于潮头，独树一帜；当现代教育开始进入中华大地后，山西大学堂与清华大学同时成立；当封建君主制转向现代共和制时，山西紧随武昌首义而举义；当抗战初起，共产党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抗日战场上时，八路军的三个师齐集于山西。如此等等。只是山西对这些“新知”的汲取及其汲取的程度，一定是要落实到自身的现实生存上，而不是“新知”本身。如果从文化形态上说，阎锡山的所谓“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证明他对其时各种政治派别特别是与日本人、中央军、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是，一个时代最为前沿的潮头往往不在山西，一个时代观念最为激烈的冲突也往往不在山西，但山西却往往能够紧随其后，山西却往往能够滤除这些“新知”的“躁气”，体现这些新潮新观念落实于现实实际的实绩。如此一种开放的精神，于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如何对待开放，无疑是颇有现实意义的。第三，大气之中的自信精神。赵树理曾经长期为学界所轻视，被称为“小儿科”“土包子”，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多次受到批评。但赵树理均不为之所动，而是公然声称自己不上“文坛”只上“文摊”；而是不惜直接上书中央坦陈自己对农村形势的看法，虽然为此受到批判却从不为之悔为之认错。在赵树理这种大气的自信精神中，所有“风云”的激荡、“大旗”的变幻，都成过眼烟云，黯然失色。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赵树理是“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好情趣。”在赵树理这种大气的自信精神中，你是可以体会到山西民间精神中那种“三双鞋磨倒一朝天子”的朴素的自信精神的。山西山川环绕表里山河，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不易遭受外乱及自然灾害的侵袭而内藏相对可以自足，所以，其自信精神其来有自。我曾经在赵树理的故乡插过队，那里的老百姓把本土之外的所在，一概轻蔑性地称之为“草灰”，犹如上海人把外地人一概称之为“乡下人”。但这样一种其来有自的自信精神，却为山西人关注民瘼的务实精神及上述的开放精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为其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赵树理的小说，没有陕西柳青那样正统的“史诗”情怀，没有河北孙犁的“荷花淀”风姿，也没有湖南周立波那样江南式的柔美形态，没有广东欧阳山笔下的岭南春色，人们称之为“山药蛋派”，朴实，实用，多用，犹如山西文化，不似陕西、山东那种正统文化的厚重，不似江南商业文化的精明，也不似东北黑土地文化那种野性的旷达，在当今的社会转型中，用怎样的文化形态、精神去强省，作为文化强省的山西的文化形态、精神、特征是什么，用怎样的旗帜、口号去体现、完成这种表达，确实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