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和您说说房地产的那些事儿。

吴晓波：房地产这件事把中国人弄的很烦，它已经烦了大家很多年了，如果计算的话从1998年房价开始上涨应该烦了大家10多年了。但是我要安慰各位的是，各位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个被烦的人，过去的2000多年里面，从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人不被这个事情烦的。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到《二十四史》，经常会看到每一次改朝换代或者说每一次朝代到了一个从繁荣到衰退，或者从衰退到繁荣过程中，你会经常碰到的一个词就是土地兼并。

中国人对房子的喜爱似乎是深爱已久的，我在10多年前去各地搞田野调查，我到了山西晋中地区，然后到徽南地区或者到江西的赣南地区，这两个地方是中国明清两代大商帮，徽商和江商的一个根据地，我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大房子，非常的漂亮，有些房子被称为小金銮殿。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一个困惑，这些房子的主人当年他们致富的主业其实不是土地，他们致富的主业都是在大城市，比如说扬州、南京、西安、北京、天津，他们从事的是工商业，比如晋商从事的是边贸和盐业，徽商从事的盐业、粮食、钱庄、笔墨等等这些行业。他们在大城市里赚了很多的钱，他们为什么不留在这些大城市里继续发展呢？不把产业资金继续投入到像盐业、边贸、钱庄这些行业里面，而把这些钱全部拿回到自己的家乡建了那么大的一个房子。

其实这个问题当年困扰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我读司马迁的《史记》，我发现《史记》里面讲到了这个问题，司马迁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他在当时就开始考虑在中国如果你要经商，财富积累和商业经营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讲了三段话来解释这个问题，司马迁说天下的财富其实分为三种：一种叫做本富，一种叫做末富，一种叫奸富。所谓的本富就是农耕为本，本富为上，就是种田，通过粮食生产是本富。末富是工商为末，从事工商业所谓末富。所谓奸富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这几个行业中哪些钱赚得更多一点呢？司马迁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所获得的利润不如从事制造业的人，从事制造业的人所赚的钱就不如从事商业的人，流通行业所得利润大于制造业，制造业利润大于农业，一类人和一个家庭如果要持续的保有财富，他该怎么办呢？司马迁说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说你可以到工商业里面去赚很多的钱，但是如果你要把钱守住的话，必须要去购买房子和购买土地。

以前有很多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考据和论证中说，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有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他的发明，汉朝初期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已经是当时人们的一个共识，而且2000多年来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很多人。2000多年来很多中国的从商者或者官员或者文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产生自己的财富和保有自己的财富。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其实2000多年来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土地本身就是一种类货币，它跟货币的特征非常相似，因为长期的持有会增值。但是接下来大家会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存在这个情况，欧洲在中世纪以前有很多大地主，有很多人是靠土地来赚钱致富的，但是欧洲自从17世纪发生工业革命以后，在欧洲地区它的财富累计方式不再以土地为本，人们也不再把他赚来的钱全部去买土地，而去干嘛呢？去铺铁路，造蒸汽机，去从事工商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航天开始到航运，到兵器，到各种各样的制造行业，到做衣服卖饮料等等。大量的产业资本又回到产业中，继续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发展。中国很可悲的是2000多年前司马迁开始，到明清的商人在大城市里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又搬回到那个贫瘠的家乡建了很多房子，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从业者赚钱是靠什么呢？是造了工厂，造了纺织工厂，开一个连锁的饭店、酒店、服装店，然后又把大量赚来的钱到城市里面去买房，把大量的产业资本回到了土地中，仍然希望是以本守富。

为什么2000多年来民间资本都出现这样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向土地剧烈转移的情况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2000多年来工商制度有关系，中国从司马迁的那个时候开始，汉武帝搞了一个政策叫做盐铁专营，从汉武帝起中国的政府就是把一些能源型、资源型产业当做关系到国计民生支柱性产业，由国家来垄断经营，所以从汉朝开始垄断了盐和铁，后来就垄断了贸易，垄断了粮食，垄断了漕运，垄断了铁路，垄断了金融等等。2000多年来国有资本一直在控制着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型行业，造成在中国从事工商业的人无论你是卖袜子、做饮料的、做机器的、卖家电的，你赚来钱以后希望这个企业继续做大，当继续做大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两个行业，第一个叫金融行业，第二个叫做资源型能源型行业，这两个行业利润非常高，而且你为了让你的企业扩大，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两个行业。别的国家叫什么呢？韩国叫做综合商社，在日本就叫做财团型企业，在东亚地区常常是一个财富累计的规律。

但是在中国国内这样的情况，当你在中游和下游领域赚了很多钱，当你想进入到资源型能源型行业的时候，你会跟国有企业进行竞争，叫与国争利，你跟国家的产业会进行竞争，然后你进去以后会非常的不安全，会被赶来里，然后你的权力会被剥夺掉。所以从司马迁开始，民间的这些中型商人、小型商人为了避免与国争利，保持自己的财富安全，所以他就宁可愿意离开大城市，去保有土地，认为这个土地只要有粮食可以种，大家都去就可以产生一个购买的效应。

这个情况如果在农耕时代发现其实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到了现在全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第三次浪潮的晚期，到了信息革命的晚期，中国的有产者仍然把他大量的资金从产业资本中抽出，去到一些大中城市买房子炒房子，就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谴责那些炒房团，或者是那些把资金从产业中拿出来的企业家，说你们没有良心，没有觉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商人他本身是逐利的，他对于利益的追逐，风险的规避是出于他的一种职业本能，所以你去责备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来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那么多实业企业要把钱从实体中抽出来，去进入到土地中炒房子，为什么？因为2000多年来形成了以盐铁专营为特征的这些国有专营制度在中国是没有得到改变的，是因为大量的产业资本在产业领域中没有办法持续的被放大。中国的产业资本没有办法通过技术创新，通过资本创新的方式继续扩大，所有的中国民营资本头上仍然有一块透明玻璃板，看上去所有的行业都对你是开放的，但是你往上冲的时候会碰到头破血流，所以大家宁可回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炒房子。上百万、上千万的中小企业都去炒房子的时候，中国的房价不涨有道理吗？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原因，要改变中国人的土地观念，房产观念，首先要改变的其实就是2000多年来延续到今天的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