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川字形”晋商驼道的战略枢纽
晋商驼道，是指萌芽于先秦、雄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曾经客观存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由占据“通商互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接合部的山西商人，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传，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古商道。
晋商驼道是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即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之一。“晋商驼道”核心概念的提出，终于史诗般地揭示了先秦至民国被尘封至少2000多年贯穿长城内外和长江南北，而不是仅限于明清时期500年辉煌的晋商真貌全史。
晋商驼道，大致可有“南三线”(长江南北)驼道和“北三线”(长城内外)驼道之分。主要枢纽是“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县)，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河曲黄河渡口和河北张家口。
其中，“南三线”的东线为晋商丝绸驼道，即从浙江、江苏中经河南至山西;中线为晋商瓷器驼道，即从江西中经湖北、河南至山西;西线为晋商茶叶驼道，即从湖南、湖北中经河南至山西。“北三线”的东线为晋商东北驼道，即从山西中经东北至朝鲜;中线为晋商华北驼道，即从山西中经华北至蒙古和俄罗斯;西线为晋商西北驼道，即从山西中经西北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等。
每一事物都有它的“源与流”。从空中鸟瞰，“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在雁门关以南为“三源一流”和雁门关以北为“一源三流”，即在全国呈“川”字形，正好象征和寓意晋商驼道是古代中国川流不息的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大动脉，是名符其实的经济走廊和流动文化。其间，处于“川”字形晋商驼道蜂腰部的是代州雁门关。换句话说，雁门关就是“川”字形晋商驼道的战略枢纽。
晋商驼道，其“南三线”与“北三线”的关系是“南货北运，北货南运”，而不是近20年来某些专家、学者和作家凭空想象的“南货北运，北钱南运”。
首先，晋商不可能在万里迢迢的来回程中，只北运长江以南地区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竹制品、桐油、猪鬃(这还不包括山西生产的辣椒、生烟丝、花椒、铜锡器、粮油、色染布)等，将50%运力“放空趟”和“单边跑”，不将长城以北地区生产的牛马、皮革、地毯、毡子、人参、鹿茸、香料、玉石等南运，而这恰恰是长城以南和江南地区所需求的。
其次，当时长城以北茫茫草原的戎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鞑靼、瓦剌、后金、朝鲜等各民族，当时基本上没有采矿业和冶金业，即便有极少量的手工场和手工作坊，他们每年怎么可能采冶多少金银给汉族商人呀?
再者，一直掌控铸币权的秦汉、唐宋、明清等政权所发行的金银货币，如金币、银币和金元宝、银元宝等，历来被少数民族视为“硬通货”，在“通商互市”和国内外贸易中，他们是宁舍牛马羊驼也不付“硬通货”，尤其是不舍金银货币的啊!
史书记载，古时地处边陲的代州，汉朝初年，商人便与匈奴“通关市”;曹魏时期，商人与鲜卑“通胡市”;北魏时期，从中原经代州到蒙古大青山的商道已经贯通;唐朝，山西商人与突厥边贸“互市”;北宋时期，山西商人与契丹“通商互市”(公元991年官方特设“榷场”互市);明清时代，山西商人更是从这里将晋商驼道延伸和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天涯海角。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在古代，雄踞“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核心区域，由代州直接统辖的的雁门关，是“三旅”——“军旅”、“佛旅”和“商旅”交集并行，由精锐部队严防死守的“锁钥重镇”。纵观历史，在必经雁门关的“三旅”中，在隋唐之前，是“军旅”最盛;从唐朝开始，是“佛旅”为盛;在唐兴边贸和宋辽澶渊之盟之后，是“商旅”和“佛旅”、“军旅”共兴同盛。
时至今日，在雁门关的关帝庙前仍有一块清朝乾隆36年(1771年)代州知州树立的分道碑，晓谕士商军民人等：“雁门关北路□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于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这是官府鉴于往来于雁门关的商旅、佛旅、军旅太多，交通运输繁忙，人、车、驼、马填隘，在加修了第二条道路(复线)后所出的告示。看了这通石碑上的石刻告示，特别是关城下那厚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和蹄印，但凡来到这里的人，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人喊马嘶、驼铃声声，不由地引起滴血的思考和创新的冲动。
(作者系著名创新专家、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