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时期的商帮都有相似的辉煌和亮点，但衰落时期的商帮则走了略有不同的路。

　　商帮是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衰亡的？根据传统的历史观，中国封建社会内原本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会自发成长为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中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却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根据这种历史观，中国的商帮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它们的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衰亡的原因则是帝国主义的入侵。现在看来，这种历史观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商帮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也不是同时衰亡的。帝国主义的入侵是商帮衰亡的外部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外部原因。而且，帝国主义入侵既可以成为传统商帮灭亡的原因，也可以成为传统商帮转型成功的催化剂，走哪条路，则取决于传统商帮本身。所以，商帮衰亡的主要原因还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资本主义前的各国社会都有商业，有些国家甚至有相当发达的商业。但这些商业不一定是资本主义萌芽，就其主要成分而言只是前资本主义商业，没有一点资本主义“基因”，也不会自发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是用炮声送来了资本主义，催生了这些社会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这一过程充满了“铁与血”，但却是历史的必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是必然的，帝国主义的炮火无非加剧了这一进程。随着传统社会的崩溃，依赖传统社会而存在的商帮如果不能转型则必然灭亡。

　　中国的商帮都是封建社会的商帮，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衰而兴衰，也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而兴衰。徽商的衰落就在于清政府的衰落和政策调整。徽商经营盐、木、茶、典四大行业。盐是主业，徽商的兴衰都与盐相关。明代中期盐法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并实行纲盐制时，徽商靠政府给予的盐业垄断权而兴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中期。使徽商衰落的首先是1851年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心地区以及其与清政府的主要战场正是在徽商活动的主要地区，战争和由于战争而加重的政府赋税及盘剥沉重打击了徽商。所以，徽商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内部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内乱。使徽商彻底衰亡的关键一击，则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政府接受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建议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取消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权。徽商的主体部分——盐业的衰落成为徽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徽商的其他三个行业也随之衰落。徽商的典当业本来也相当发达，但在盐业获利丰富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使典当业发展为票号业，这就失去了一个良机。茶叶业则在光绪中叶后由于非经营性消费过多、税收过高和茶价下跌以及洋茶的冲击和洋商的压抑而衰亡。木材业从来就没有成为徽商的主业，也撑不起一个商帮，何况木材也一直处在衰落状态。徽商的这四大产业，都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而衰落的，外国的入侵仅仅对茶叶有影响，而对整个徽商远远不是决定性的。徽商靠官商结合的垄断权力而兴，本身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基因”，随封建社会衰亡而衰亡，这符合一般规律。

　　晋商衰亡在清王朝灭亡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到1910年，是晋商历史上最辉煌的10年，然而在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时，它就迅速衰亡了。晋商与清王朝同时灭亡，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清亡之前，晋商是有转型的机会的，但它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其原因则在于他们没有资本主义的“基因”，因此即使有了转型机会也无法利用。

　　我们知道，封建商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形态可以通过两种形式：一种是从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另一种是从封建金融转化为资本主义金融。晋商尽管在明清时代辉煌一时，但并不具有资本主义“基因”，因此，在应该转型而且有转型的机会时，却没有转型成功。19世纪70年代，山西发现了巨大的煤矿，意大利商人罗沙第在伦敦组建的福公司勾结文人刘鹗和官员方孝杰、贾景仁等获得了山西的煤矿开采权。后来由于山西商民的反对，终于在1908年收回开矿权。收回矿权后，山西商人组成了以渠本翘为总经理的保晋公司，准备筹资160万股，共计800万两银子，建立一家现代化采矿公司。这项计划没有得到晋商支持。到 1914年，仅筹股38.6万股，193万两银子，所以起步没成功。而且晋商没有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公司经营业绩一直不好，终于在1937年失败，晋商向产业资本转型的尝试失败。晋商的票号也有数次建立现代银行的机会，但都没抓住。一次机会是1908年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李宏龄倡导以股份制的方式把山西的票号重组为现代商业银行三晋银行。尽管支持者甚多，但由于各票号大股东、大掌柜的反对而未成。1912年，晋商各票号掌柜们又计划成立山西汇通实业银行，但由于内部矛盾及其他原因而未成。失去这些转型机会之后，晋商的灭亡就是必然的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晋商的灭亡固然有清政府垮台等原因，但历史给了它转型的机会，它却没有抓住，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封建商人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封建商帮，无论有没有帝国主义入侵，都会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灭亡。中国的商帮作为封建商业是成功的，但却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尽管不能说与传统商帮没有联系，但决不是商帮转型的结果，而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之下新生长起来的。原来的商帮并没有整体转型成新一代资本主义企业家。更多的新一代企业家都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涌现出来的，当然也有少数是由旧商帮的商人转变而来的。这少数旧商帮中的商人能够成功转型也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自己的见识有关。

　　在中国的十大商帮中，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作用最大的是宁波商帮。宁波商帮可以说转型最为成功，这就在于宁波商帮具有其他商帮没有的特征。首先，宁波商帮是形成最晚的一个商帮。它形成于明末清初，但真正发展起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这就决定了它本身的封建性并不强，没有实现官商结合，完全是由民间产生的“草根商帮”。其次，宁波帮主体为宁波府人，但商业活动的中心在上海。上海当时是最开放的地方，也是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经济的桥头堡和中心，宁波商帮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向外商学习。最后，宁波文化发达，宁波商帮在各个商帮中文化素质最高，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开放的思维，也善于向外商学习。其实，宁波商帮的转型并不是明末清初的那些商人转型，而是鸦片战争以后，甚至更晚进入宁波商帮的人，他们大多是白手起家，并没有家世背景。

　　与宁波商帮相近的还有洞庭商帮。洞庭商帮早期要比宁波商帮辉煌得多，“钻天洞庭”的称号是社会公认的，他们也没有官商结合，而且相当有文化，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上海继续并发扬了过去的商帮传统。与后起之秀宁波商帮不同，洞庭商帮转型成功的还是过去一些大家族，如席家、翁家等。当然，他们在近代的成就则不如宁波商帮。但就整个商帮而言，也属于转型成功。

　　鸦片战争以后衰亡的还有粤商及龙游等小商帮。不过粤商的核心部分十三行，尽管由于五口通商而失去了外贸垄断权，但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开放了思想与眼界，所以鸦片战争后进入上海当买办，成为19世纪后期最早开发上海的商帮。十三行以外的其他粤商在鸦片战争后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不同的商帮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活动，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走的路不一样，但都取得了成功，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尽管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今天他们早已烟消云散，但仍然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真金白银，也不是深宅大院，甚至也不是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我想，从中国商帮来看，成功的商人不仅要有成功的企业和财富，更重要的要有一种精神，这包括在商业上的艰苦奋斗和创业精神，也在于成功之后做一个好人，关心国家，关心社会。赚钱并不难，难的是赚大钱之后仍然有一颗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