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至建国初期的大约600年间，一个又一个的商帮此起彼伏、兴衰哀荣，描绘出了中国商业的宏大史卷。

《中国商帮600年》是对中国商人深度调查的一本历史资料集，不论哪个商帮，无论最后是兴是衰，纵观整个600年的历史，商业社会始终逃不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商业集群带动商帮的崛起，又是商帮的崛起推进了商业集群的发展。任何一个时代，只有自由的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社会的繁荣，而贸易垄断最终只能导致衰落。这点启示，我想应该就是书本出版的主要目的之一了吧“只有自觉着自己的历史，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与思想自信，才能真正开始制度的创新”这也是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对该书的评价。

在这部追溯中国商帮600年变迁的大著作中，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抑或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每一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一个商帮的没落，另一个商帮的兴起，正是财富积聚效应从一个商帮转移到了另一个商帮。

然而，为什么在某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就是这个地域的或是这个行业的商帮兴起，之后又为何会被另一个地域或者行业的商帮代替？这其中有商帮群体自身的行商精神促成，也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影响，更有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所有这些，其实都有迹可循，也是这600年商业历史留给现代人的宝贵财富，但这种财富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教训：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只有从祖先行商的智慧中总结出了经验和教训，只有追踪到了成功商人的足迹，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能力去把握现有的财富。

精彩选读

如果说叶淇变法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1617年的纲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为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扬州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和纲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急剧蹿升。

到了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势力已超过山陕商人。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早年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但后来放弃了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起了盐业。

对此，万历时《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