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仔细考察你可能不会发现，与山西有关的影视文化十分发达，尤其是晋商，这是电视剧创作者一再演绎的题材。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电视剧的传播在当下有怎样的运行轨迹？

　　 山西曾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有名望的晋商不只是牟私利的商人，似乎还为百年社会发展提供颇具有现代性的价值与观念……而今这些都成为华美记忆，今天的山西人在精神上似乎颇为失落。我常听山西人抱怨说中央很少给他们拨款，山西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锅炉房。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余秋雨曾称山西为大西北，但在西部开发计划中，却没有山西，山西其实属于华北，这是地理的尴尬。过去的晋商传统因为政治的变迁被迫中断，1949年以来曾有将商业当做罪恶的历史，而山西的民宅文化是山西人重私产的落后表现，与当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此后改革开放，但是政策有二，沿海人尤其广东人占尽先机，晋商文化的重新振作仿佛颇为遥远。晋商以后，而如今作为山西的代表，已经换成“煤老板”了。煤老板给人们的印象往往颇为恶劣。2008年下半年山西煤矿的大面积停业整顿，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电视剧无意间成为这个局面下的突围的口子。以上所言山西的特点和历史积累，皆为电视剧提供了资源便利。我们现在缺乏明显的优势，但我们有契合当代精神的记忆，记忆不只用来追想，还可以塑造今天和未来。我们所说的与山西有关的电视剧有两种，一种是在山西拍，但却并不以山西为叙事主体，山西气势磅礴的大宅院，成为电影电视丰富的外景资源，这带动了山西的旅游业，而旅游业绝不仅是赚钱。我们去乔家大院，会看到一个专门展览《大红灯笼高高挂》道具的展厅，乔家大院仍然感念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我到祈县旅行，导游曾告诉我，当初胡玫拍摄的《乔家大院》本名其实是《晋商》，是乔家大院出重金（大概是100万）为这个电视剧更名。乔家大院是自觉利用影视资源提高知名度的成功范例。最近几年，有更多的剧组进驻山西。

　　 另外一种电视剧，则以山西人为故事主角，关于晋商的电视剧正是如此。当年的《乔家大院》在国内有很高的收视率，在国外也大受追捧，在第一届韩国首尔电视节获得最佳奖。此后胡玫又拍摄过一部《晋阳老醋坊》。张继刚风靡全国的舞剧《一把酸枣》，以及话剧《立秋》也是关于晋商的。今年央视开年大戏《走西口》又将晋商的话题在全国范围张扬弥漫开来。这个电视剧在西部引发了些须争论，年前我在西安看到有报纸在发表文章争论，抱怨《走西口》的当事人多为陕西，而今却被山西人独占。其实以前的《走西口》剧本有陕西人，但后来因为投资者是山西人，所以将全部角色都改为山西人。首先，山西人因为矿产丰富而个人资本发达，比如煤老板，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有很多爱好文艺；其次，山西政府有意支持电视剧，比如《走西口》总策划就是山西省委宣传部。这种主动参与建设当代精神走向的作为，其实是主动争取话语权，有金钱做后盾又有行政的便利，因此可以取胜。电视剧在塑造当代大众文化和精神记忆方面力量非同寻常，因为其普及面广，占有群众休闲时间长。由此可见山西人在电视剧方面踊跃有为的聪明态度。

　　 单论最近热播的《走西口》，其美学形态和意识形态都比较陈旧，情节设计很多地方显得低俗且盲目拔高。电视剧在强调经商与个人奋斗，似乎又同时在否定着它，电视剧着力渲染了一条政治的线索：田家大少爷赎回宅子之后又决定卖掉它支援革命。带着粗糙的政治表态的意味。另在剧本细节经营、气氛渲染和视听语言经营上，都不如《乔家大院》细腻精致。这部戏之所以成为央视开年大戏，大概是看准了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确，更因为它有励志色彩，契合当前经济形势下人们的愿望。

　　 若只强调这些电视剧在山西本土的运作及其价值，不足以描述其在国内更为广泛传播的事实。其实关于晋商的电视剧一般都有励志色彩，一般又情节离奇、悲欢离合惹人眼泪，像《走西口》这样的电视剧容易吸引受教育层次相对较低的观众。更为重要的——商业行为在国民生产生活中的弥漫，则是晋商剧流传广泛的社会基础，晋商剧某种程度上来看，是面向商业行为的审美活动。但在中国经商，因为行业法规制定和实践都不完善，商业行为在此前并不是那么神圣，而赚钱奋斗的个人行为，行动者往往并不自觉有什么情调和审美价值。这些电视剧在感性评价领域里对于商业行为的抒情展现，其实还是新颖的。它们不仅为商业活动提供经验，还提供情怀。那经验并不可靠，但情怀却是有蛊惑力的。它为商业活动赋予一种诗性，并会带动商业实践者进行一番“自圣”，自我陶冶并自我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