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2009开年大戏《走西口》，说民国年间晋商故事；而在京城舞台十分火爆，今年3月将挟势重来的舞剧《一把酸枣》，主角依然是晋商，更不用说此前热播剧如《乔家大院》。这些都是大制作，影响也不再限于地域文化。以传统商旅题材为内容而成流行文化之热点，舍晋商莫属，徽商、浙商固然各领风骚，荧屏表现力则大为不够。个中缘由，值得探究。虽然“晋商热”难免跟风之处，然而从一个大的文化脉络看，形成热浪的创作主题，莫不是当时社会心理的折射。

　　晋商文化的影视舞台表达，无论从其历史渊源、地域文化特征来看，或是从当下社会心理的映射来看——它在今天如何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包装塑造；能够提供给当代企业何种思想上的资源，回避何种陷阱……凡此种种，都有着丰富的可以讨论的内容。

　　从商旅系列到移民系列

　　专访傅思(央视影视部副主任，《乔家大院》、《闯关东》、《走西口》等剧总制片人)

　　《21世纪》：这几年关于表达晋商文化的影视剧特别多，《走西口》算不算和《乔家大院》一个系列？我们知道央视把它看作“移民三部曲”的第二部，但是有很多观众都将之视为晋商或者山西文化表达的系列。

　　傅思：其实在我们规划里面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商旅系列，表达晋商、徽商以及浙商，但是商旅系列因为剧本等原因尚未完全铺开。我们在2008年开年大戏《闯关东》以后，同时再抓另一个系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移民系列——《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系列与当今社会的需求更为契合一些。

　　我们当初作《走西口》之目的，最原始的想法就是诠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自强不息，百折不挠，愈挫愈奋”。正好在播出时赶上第四季度的全球金融危机。这部剧无疑是有助于提升民族的自信力、意志力和凝聚力。

　　而我们在做《乔家大院》的时候，当时完全是想诠释晋商文化，但是有些遗憾。因为，当时对该剧的思想文化核心的界定想得不是那么透，只是感觉到应该提炼出历史上这一独特商旅文化所依托的文化思想。我们用“义、利、信”这三个关系，来完成了这么一个剧作，并试图表达晋商的思想文化核心是什么。但是层面低，形态还是较为简单。

　　实际上李长春同志过去对晋商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他将晋商概括为12个字：“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所以我们在写《走西口》时，就是要表达大文化，写晋商的精神，这是全剧的思想文化核心；同时，也要从更的高层面去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精神，这也正是全剧的精神内涵。这样的话，《走西口》比《乔家大院》在精神层面上就更高了一些，更完整一些。因为它围绕着晋商的精神，围绕着民族的精神。

　　《乔家大院》基本上偏重在山西，整个戏的主题在山西乔家大院里面。但《走西口》则是一个流动的故事，结构和时空关系打开了。我们从1905年广州起义失败一直写到1924年第一次国共和作初期。

　　其实走西口从明代中期就开始了，乾隆中期以后大家都走东口。但我们把历来走西口当中的一些人物的原型和故事提炼出来，放在特别设计的背景下去展示。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可视性的考虑。因为这样做年代比较近、比较清晰，电视观众就不会觉得太遥远、太陌生了。因此把《乔家大院》和《走西口》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晋商文化的完整的形态。

　　《21世纪》：你刚刚所说的本来要做商旅系列，最后转为移民系列，为什么没有继续做商旅系列？

　　傅思：商旅系列没有继续展开的原因比较多。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剧本，这个基础不具备的就不能强行铺开。而且，在《闯关东》播出了以后，于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觉得表现中华民族性的电视作品会更能够拨动人们的心弦，会更具有时代感。

　　《21世纪》：目前来说，表达传统商旅文化的电视剧，对晋商文化的表达显然较其他为多，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傅思：这主要与剧作的成熟度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题材规划上，对近代历史上的晋商、徽商、浙商，是有一个综合的布局和考虑的。这几个商旅形态在历史上都是很伟大的，都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包括政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要成熟而系统地去展现，那就和我们的创作程度和认识程度有关系了。当然，最基本的要素还是要有一个成熟的剧本。

　　《21世纪》：那相对而言，晋商文化的影视表达是否比较成熟？

　　傅思：相对讲是比较成熟的。有人说《走西口》实际上是《乔家大院》的底蕴，《闯关东》的精神，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想把以前创作中的遗憾解决掉，而把《闯关东》做得好的东西尽可能继承下来。其实，对每一种商旅形态剧作的解读，都是一个不断的探索、成熟的过程。

　　《21世纪》：相关评论说，之所以央视系列推出跟商旅有关的影视片，也跟我们当下的时代有关，因为经济秩序建设过程中价值失序，想从传统中寻找文化的资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考虑呢？

　　傅思：如果有这种考虑，可能是一种暗合。比如最近温总理在剑桥演讲时说：“面临一场金融危机，首先是要担负起道德的责任。”其实经济原动力还是道德，如果人们能很好解决商旅过程中的‘义、利、信”的问题，“以信取义、以义取利”，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21世纪》：那接下来要开拍《下南洋》，《下南洋》和《闯关东》、《走西口》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傅思：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三个大移民事件，其实移民事件的动因首先是经济问题。当出现了天灾人祸，大的饥荒，为了生计人们去闯关东。走西口也是。当连续大旱，山西人、陕北人、河北人都去走西口。下南洋也是跟当时中国的政局有关。但是，我们将创作《下南洋》的思想文化核心，定位于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还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代表人物。客家人有着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坚忍、自强不息的品质。至于商旅形态，则是更多地表现的是跨海、跨洋，开作坊和饭店、洗衣店、商铺、开锡矿。我们还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布局，来诠释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主要还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厚德载物”。当然儒和道的思想都在里面，其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仁爱、正义、自强。

　　《21世纪》：网上还有一种评论说，在三部移民的影视剧中体现的都是底层人民因为生活所迫被动流动，所以经商上的主动开拓布局意识不够，对外来文化的引入和本土文化的传导都不够，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傅思： 我个人认为不存在。因为那时人们出去的动机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层面是生存，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应该是继承。但是如何继承？你可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闯关东者又回到了山东，走西口者去去回回，下南洋更是你来我往。但是他们每一次回来后都会把那个地区的个性文化和特有形态带到原生地，都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经济发展，添加了这样或那样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