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与年广九：两个草根的不同命运【转载】
编者按：超人李嘉诚与徽商年广九有着相似的起点，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但是两个人却也经历着不同的命运，一个伴随着共和国成长，最终成为亚洲首富，而另一个作为瓜子大王名噪一时，却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而最终沉寂。
超人李嘉诚60年奋斗史：依靠祖国内地成为亚洲首富
他，长期雄踞世界华人首富宝座;他，赤手空拳起家，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他，教子有方，成为美谈；他，年过八旬却依然一心扑在工作上。
这个被人们敬若神明的人正是有着“香港超人”之称的李嘉诚。
“人无我有”思想开启挖金机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代圣贤孟子的箴言既是李嘉诚一生的写照，又是他历经艰辛不败不馁的精神支柱。
李嘉诚来到香港的第一件事，便是苦功广州话和英语。并且他14岁开始便承担养家重任，年少时期李嘉诚做过茶馆的跑堂、舅舅钟表店的伙计、五金厂的推销员。但是基于对时势的准确判断，李嘉诚果断地选择独立创业。
1950年夏，22岁的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胶厂即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而1950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批的人们从陆路、水路涌向香港，使香港人口从40年代上半叶日军侵占时代的五六十万已下载激增到1950年的近200万人。这批内地人给香港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劳力，也使香港本地市场的容量扩大了许多。一切都显示出香港经济起飞的迹象。
创业初期的一天，李嘉诚阅读一份外国杂志，他注意到一部制造塑料瓶的机器，可以造出较为优质而又适合香港市场的产品。李嘉诚立刻进行市场调查，他发现全香港都还没有这种机器。人无我有的意识立刻占据了李嘉诚的大脑，他以最快的速度与外国厂家联系购买。但他发现，这种机器需要订购，且价格昂贵。然而这种机器的潜在效益确实诱人。于是创业之初资金紧张的李嘉诚果断决定自己去钻研、自己制造这个机器。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李嘉诚终于造出了这种机器。
“靠这部机器，在最短时间，令我至少赚了几万元。”李嘉诚日后回忆说。而李嘉诚当时的创业资本仅为5万港元。
意大利“偷师学艺”成就塑胶花大王
人们都称李嘉诚为“塑胶花大王”。李嘉诚的成功与他敏锐的洞察力密不可分。作为塑胶厂老板，李嘉诚每日都在寻求着塑胶业的动向信息。而李嘉诚扎实的“英语童子功”再次帮了他。一天，在翻阅英文版《塑胶》时，李嘉诚读到了这样一则简短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并即将投入批量生产，推向欧美市场。李嘉诚立即判断，塑胶花的面市将会引起塑胶市场的一场革命。
机不可失，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强烈的希冀和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他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就迫不及待地去寻访那家在世界上开风气之先的塑胶公司的地址，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风尘仆仆来到该公司门口，但却戛然却步。他素知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的保守与戒备。也许应该名正言顺购买技术专利，然而，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
情急之中，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负责清除废品废料，他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收工后，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整个生产流程都熟悉了。可是，属于保密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得而知。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技术工人。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最终，李嘉诚满载而归。回到香港，李嘉诚快人一步研制出了塑胶花，填补了香港市场的空白。同时，李嘉诚掀起了香港消费新潮流，长江塑胶厂由默默无闻的小厂一下子蜚声香港塑胶业界。
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而这一年，李嘉诚刚好30岁，真正的三十而立。
平心而论，以今天的商业准则衡量李嘉诚当年的行为，值得商榷。但在那个年代，偷师和模仿是很普遍的现象，无可厚非。李嘉诚创大业的勇气和他随机应变的精明都能给我们启迪。
地产界举足轻重的“擎天一指”
塑胶花为李嘉诚掘得第一桶金，这不仅使他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称号，也使他赚的盆满钵满。然而，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迎合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只能风行一段时间。人类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
香港也出现了几次塑胶花积压的情况。对此，李嘉诚早有心理准备。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开始将主要精力和心血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
李嘉诚挺进地产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具体做法就是不卖楼花，不贷款，不按揭，只租不售。有效地避开银行挤提和地产危机。所谓卖楼花，就是一反原来地产商整栋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预售，得到预付款就动工兴建。
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香港地产有价无市，到处贱价抛售物业。李嘉诚审时度势，趁低吸纳。这一招奠定了李嘉诚成为香港首富的基石。
面对地产界的主流新风潮，李嘉诚冷静地分析了银行按揭。他得出结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正所谓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因此，过多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道理，李嘉诚制定了方略：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
事实上，卖楼花的做法在今天的地产界依然大有其市，卖楼花的始作俑者霍英东今天依然是地产巨头。李嘉诚初入地产行业，羽翼未丰，他输不起也赔不起，因此只租不售的稳健策略在当时也是很符合他一贯性格的。
1977年之前，李嘉诚只是不太出名的普通成功商人，1977年是他日后成为香港首富的分水岭，1977年之后，李嘉诚成为了一个大名人。在拍卖场上，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擎天一指”，在地产界举足轻重。
“蛇吞象”控制和记黄埔
1972年，李嘉诚一手创办的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而那些颇具成长性的公司也进入了李嘉诚敏锐的视野范围内。
其中，李嘉诚以市值6.93亿港元的长实控制市值62亿港元的和记黄埔，被誉为“蛇吞象”的案例也成为香港收购战的头号经典。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当时是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黄埔船坞则可追溯到1843年。但是和记黄埔在1973年受到股市大灾和世界性石油危机的严重影响，加上和黄主人祈德尊家族经营不善，陷入了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因此，1975年8月，汇丰银行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最大股东。1977年9月，和记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
而李嘉诚一直在关注和黄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只是目前经营不善的集团公司。另外，他洞悉到汇丰不会长期持有和黄股，因为汇丰银行身为香港金融至尊，不会长期背上“银行操纵企业”的黑锅，因此汇丰出售和黄股权势在必然。
李嘉诚频频与当时的汇丰大班沈弼接触，二人交情日深。沈弼也十分赞赏李嘉诚精明诚实的作风，对他情有独钟。他认定李嘉诚可以重振和黄。汇丰出售和黄股权，不是单纯地卖出股票套利，而是希望和黄得遇明主，重振昔日雄风。因此，在1979年9月，汇丰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将其手中持有的占22.4％的9000万和黄普通股售予长江实业。当时，对汇丰和黄股垂涎者甚多，但沈弼及汇丰银行根本没有考虑让被人角逐和竞争。汇丰卖给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其暂付20％的现金，对李嘉诚优惠至极。接下来，李嘉诚集中火力乘胜追击继续在股市大量吸纳和黄股票。
兼并和黄，既是长实扩张发展的里程碑，又是英资财团地位开始下降，华资财团迅速崛起的转折点。
收购成功后，他不会像许多新进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和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招股中小股东利益。在此收购中，也可以看出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如今，81岁高龄的李嘉诚仍然精神奕奕地参加公司大大小小的活动。被誉为“李超人”的他表示：“我依旧没有考虑退休。现在我60％的时间是花在集团公务上，40％的时间在私人基金的工作上，并没有淡出的打算。”
徽商年广九，一部由“傻子瓜子”书写的沉浮启示录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的《曲江》这样写道。对于大部分的老人来说，七十多岁是个颐养天年的年纪。而1937年出生的年广九却还像当年那样，在芜湖自家的瓜子专卖店里忙碌着每天的生意。
他白手起家，在国人还在谈论万元户的时代就已赚取百万利润。他经历坎坷，三进牢房，又三度离婚，更因邓公三次提及这个安徽“傻子”而化险为夷，接着名声大振。他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性“符号”的人物。他的经历反映出了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消息树和风向标。
虽然如今的年广九失去了往昔的那种辉煌。但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傻子瓜子”都已经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而“傻子瓜子”发展的历程，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当代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样本。
从水果小贩到瓜子大王
1937年1月，年广九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年家村的一户满族人家。5岁的时候，年广九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靠讨饭为生。后来父子俩辗转到了芜湖，为了生计，开始了沿街叫卖的生活，从那时起，年广九第一次做起了生意，贩鱼、卖水果，也让他积累了最初的经商经验。那时经济困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活动逐渐增多。1963年和1966年，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年广九也因此两次入狱。
从监狱走出来的年广九并没有放弃做生意的念头。1972年以后他就开始专门卖起了瓜子。为了做好瓜子生意，他请教过好几个师父，仔细研究了瓜子的炒法。靠着这份勤奋，他炒出来瓜子风味独特，很受大家欢迎，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他在卖瓜子的时候，人家买它一包，他就再给人家抓一把，人家不要，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好多人看到后，就说这不是傻子才干的事吗。于是就有了“小傻子”的名头，后来，他就索性拿“傻子瓜子”当了招牌。到1976年，年广九已经赚取了一百多万元。因为那时候最大的钞票就是5块、10块，所以他家的钱都是用麻袋装着的。
而最能体现年广九精明生意头脑的就是1978年，他在瓜子供不应求的时候却大幅度降价。这个只会写自己名字外加同意俩字的商贩，却懂得在实践中学习总结市场的规律。他的儿子很不理解，年广九讲，这叫薄利多销，自己已经算过账了，多卖出去的瓜子肯定能补上降价损失的利润。果然，年广九将自己的瓜子从两块四毛钱一斤降到了一块七毛六。硬是从国营企业口中得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引发了傻子瓜子的销售狂潮。不但多赚取了利润，更是打响了自己名头。
中国最初的民营企业家们。也都是靠着这种自身机制的灵活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当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被时代选择的“傻子”
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私营经济的雇工数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显然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是限制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棒子打死。而且上面也需要一个典型，以传达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
70年代末，脑子灵光，敢想敢干的年广九，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等到别人帮他一数，居然有了12个。放到现在，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傻子”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
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于是年广九是剥削资本家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傻子”出的这个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几年。这时，年广九的瓜子场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而关于雇工人数的争论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公短短的几十个字，改变了年广九一生的命运。同时，通过年广九这个“个例”，还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顺利解决。而年广九的名字也成为了个体经营者的符号。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着跌宕起伏。
改革的符号
也许是受了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年广九的心里还不够踏实，这时的年广九为自己找了一顶“红帽子”。他决定申请搞联营，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3家开始挂牌联营。
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有奖销售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虽然年广九的这次举动因为政策的原因而失败，但他在经营策略上的大胆，还是体现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拘一格的经营方式。
但是，尤其是像年广九这样，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一旦自己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产品的质量就很难保证。
由于年广九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瓜子生产，所以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了，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这也是很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最终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
经历了有奖销售的教训后，他决定将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又一次救了年广九。
家族企业的困局
1997年，一直和二个儿子分开经营的年广九认识到，如果全家不能齐心协力，傻子瓜子将很难取得一步的发展。于是，在这一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一家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九因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联合集团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九就借机发难，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损失数千万元。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一方面是年广九自身性格的因素，还有就是他家庭的极端不稳定。四次结婚的经历，让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已不再那么紧密，而“傻子”品牌的所有权更是让这个大家庭一次次陷入迷局。
在经历与第二任妻子的商标争夺战之后，或许是因为年纪，或许是因为亲情，年广九终于决定将“傻子瓜子”的一切权利通过公正的方式卖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卖出商标后，年广久前往郑州开厂。但是年广久希望借卖出商标，让这个家庭再次走到一起的想法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依然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傻子瓜子，偶尔还会搞搞价格战。
直到2005年11月，43岁的年金宝意外身亡，再次导致了家产之战。虽然最后年广九与发妻、儿媳取得了大儿子的财产继承权，但连年升级的家庭纷争和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让那个曾经在80年代初，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家喻户晓的傻子瓜子再也难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