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看了两本写家族史的书，一本是余世存的《家世》，另一本是王碧蓉的《百年袁家》。读过这两本书以后，引起了我对家族史的兴趣。不过，不是我要去研究家族史，而是希望别人研究，我坐享其成。

 

大历史总是由许多人物与事件组成的，只有把一个一个人和一件一件事弄清楚了，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大历史，即宏观历史或者通史，是建立在小历史，即微观历史或者个别人物与事件历史的基础上的。这并不是说小历史之合就是大历史，而是说只有在充分认识小历史的基础上才能提高一个层次，概括出大历史。二十四史正是对各代人物与事件的研究，为以后学者写成通史提供了基本素材。我学历史时，先看一些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总觉得抽象、空洞，难以理解和记忆。中学时学历史大体就是如此。以后读了各种人物传记和对个别事件的研究，才理解了通史所讲的内容，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伪，才真正爱上了历史。没有对微观历史的深入研究，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宏观历史。正如在经济学中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一样。

 

在各种微观历史中，我觉得家族史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感到除了1958年写过一阵不忍目睹的家史、厂史、村史而外，对一些在中国历史有影响的大家族史研究相当不够。国外有家谱学，我们则欠缺这种研究。我想这一来是历次革命和运动中，被作为剥削阶级的大家族的家谱都被烧毁了。家谱是研究家族史的基础，家谱毁了如何研究一个家族的兴衰？此外在传统观念中，这些大家族都是地主、资本家、反动阶级、政府官僚之类要打倒的人物，只准讲其坏，不准讲其好。研究家族也只有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这类以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劣作而已。谁敢对这些大家族歌功颂德？研究家族似乎成了禁区。如今思想解放了，可以实事求是地研究各个家族了。但是学术的行政化和商品经济大潮促成了短、平、快地出书成名、逐利的学风，谁有心去广泛地收集资料研究家族呢？在从传统经济转向现代经济的过程中，物欲横流，斯文扫地。各国都经历过这一段，如今我们正处于这一时期，对追逐名利的学风还是“理解万岁”为好，顺其自然吧。

 

不过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一般规律，个别例外总是有的。有些学者或者出于个人兴趣，或者出于学术良知，仍在不畏艰辛地研究家族史。我的业余兴趣是研究历史上的商帮。组成各个商帮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研究商帮就应以家族史为基础。徽商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家族企业、家族化经营为特征，推而广之研究徽州文化也是研究家族史。据说日本人对徽州的家族史、家族文化和家族商业颇有研究，可惜我不懂日文，无缘得识，国内的徽州文化与徽商研究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可惜我亦知之不多。只看过一些有关的论文集，而没见过研究专著。徽商中的曹家、鲍家、程家、胡家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可惜还没见到研究这些家族史的专著。在徽商研究中，我看过一本赵华富先生的《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重点在研究徽州家族的一些基本特征，面对个别家族的研究仅在最后一章“徽州家族个案研究”中有所涉及，而且只概括了歙县的罗氏和黟县的胡氏。

 

晋商的研究中，研究家族史最好的一本书是程光、梅生两位先生的《儒商常家》。常家在晋商中有特殊意义，它既经商成功，又极为重视文化，且有完整的家谱流传下来。常氏的家谱名为《常氏家乘》。作者根据这本家谱和相关的文献，研究了常氏一门的历史演变、经商活动与文化传统，极有意义。程光、盖强先生的《晋商十大家族》（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也很有特色。晋商研究中还有不少关于家族史的研究，如程素仁、程雪云的《太谷曹氏家族》、武殿琦的《祁县祁家》、郝汝椿的《乔家简史》等。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山西省政协主编的《晋商史料全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十一卷），对山西各地的晋商家族有所介绍。尽管不够详尽，但对我们研究晋商仍有重要的意义。对晋商各家族的研究正是我们研究晋商的基础。有关其他商帮家族史的研究也有一些。我读过的最有意义的就是研究洞庭商帮席家的《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该书的写作得到席家人的资助，对认识洞庭商帮的特点及鸦片战争后的转型极有帮助。

 

读了几本家族史使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家族的历史，二是如何写家族史。

 

其实现在有不少人写的自己家族或个人的回忆录，今年相当受关注的台湾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沈博爱先生的《蹉跎坡旧事》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书写的家族都属于普通家族。在这类书中，我印象较深的是国亚先生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他写的名为1850—2004年间一百五十年的家族史，实际上全书379页，写祖上的仅38页，占全书十分之一，而且重点还是民国之后，主要还是自传。这本书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在解放前后的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这就是“从一滴水看世界”吧。从这本书我可以看到历次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对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影响，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后巨大的变化。从这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历史。这类著作不能说没意义，当更多的人写自己的历史时，就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记得二十年前读小说《黄祸》时，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提出，人死后不要留骨灰遗体之类，而是每个人都留下自己所写的一生的经历，以供后人阅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今这本小说的许多情节都忘却了，只有这段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这个建议极好。每个人都留下一份真实的回忆，当权者要伪造历史就不容易了。当然，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写了回忆录，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读完。也并非每个人对普通人的回忆录都有兴趣，甚至他的子孙是否去读都值得怀疑。最后这些回忆录也和骨灰一样在这世界上留不下什么的。何况也并非每个人都想写、能写。这本小说是政治惊悚幻想类的，许多幻想有意义，未必能实现。因此，我界定的研究家族史，并不是指这类普通人写的普通家史或回忆录，而是写大家族、名门望族的家族史。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也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真理。当年就曾狠批了以辛亥革命为纲的史学。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黎澍先生对这种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现在看来，从事生产活动推动历史进步的的确是人民，但在写历史时只能写代表他们的帝王将相。这是无法改变的。同样，我们要通过写家族来反映历史，还要写名门望族，不可能写普通人的家族。在任何一个时代，这些名门望族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起到的推动作用要远大于普通家族。因此，研究家族史，中心还是名门望族史。

 

名门望族是指有财富、有地位、有文化的家族。中国传统文化讲“耕读传家”。“耕”指创造财富，“读”指传承文化。“耕”而创造了巨大财富，“读”而当官或学术有成就。这样的家族有钱、有地位、有名望而成为名门望族。而且，作为家族就不能仅仅是一个人，而是要传承若干代。“伟人”不同于名门望族，研究伟人，写他们的传记，还不是研究家族史。伟人的回忆录尽管也会回顾祖上，谈到自己所受的家庭影响，但并不等于家族史。讲家族史，就先讲清楚这个家族一代一代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各代之间在财富和文化上的传承。财富的传承是基础，文化的传承是灵魂。这样的家族如国外的美第奇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国的闻喜的裴氏家族、琅邪的王氏家族。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名门望族，研究这些家族的历史对认识中国社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认为余世存先生的《家世》写得不够严肃。这本书属于“百年中国家族兴衰”，是要写百年来中国的名门望族史的。书中也选择了一些在中国近代史有影响的家族，如宋家、蒋家、荣家等等，但书中所写的许多家算不上名门望族。如梁漱溟的家族，充其量也就他与父亲两代，而且他父亲梁济称不上多大的官或对中国文化有多大贡献，只不过殉清而亡，不适应时代变革而已，如果不是其子有名，早已没人记得了。再往后就是普通人了。至于最后写的蔡家、杨家和自己的余家，更不好意思，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人家，与名门望族根本挂不上边。把这些家族也归于百年名家就有点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了。

 

应该如何研究家族史？我自己对家族史没有什么研究，也不了解写家族史的学术规范。但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自己想了解家族的什么。首先我想知道这个家族的谱系，即一代一代的传承关系。这个谱系要可靠必须按家谱来写。中国人许多家族，包括普通家族都有家谱。尽管在历次战乱和运动中不少家谱都被毁了，但留下来的仍然不少。有些家族人口众多，谱系数复杂，不可能都写到，那就选成就最大的一支。如晋商乔家，第一代乔贵发有三个儿子，但以后在商业中最成功的是老三，即“三门”在中堂一支。乔家最成功的是乔致庸，其他可以不表，可以顺这一支下去。到第五代作为掌门人的乔映霞最成功，可再沿这一支下去，其他则可略去或简述。有了这个谱系才叫家族史。其次，研究的重点还是当官最大、经商最成功或学术上贡献最大，从而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人。一个大家族中难免有许多碌碌无为之凡人，作为传世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但作为读者肯定不是对这个家族的什么人都想知道，他们想知道的只是名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家族的传统。每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家风与传统，以后甚至这个家族再没有当大官的，也没有发大财的，都成了普通人，这种家风和传统也会留下来。例如，晋商常家到现在已成为普通人，没有乃祖在商业上的成功了。但好学、诚信等好家风仍然体现在这一家人许多后代身上，即使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学教师。作为读者，我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一点。这些大家族的家风、传统是什么？这种家风、传统是如何形成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样研究家族才有特色，与研究伟人有差别，对社会才有意义。家族研究不同于写家谱，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只叙事，摆豆腐账也不行，要归纳出不同家族的家风与传统。正是这种家风与传统使他们代代有杰出人才，才能成为令人敬仰的名门望族。有些家族子孙繁多，谱系特别复杂，如越王钱镠后人的钱家，不同支系有成就的也甚多，这样的家族还是分开写好。把当代不同钱氏名人都归于钱镠未免太简单化了一些。因为这些不同的“钱”，家风与传统还是不同的。钱镠毕竟太远，多少年过去后，同是其后人并有成就的各钱毕竟有很大不同，用钱镠的家风来概括以后的各个钱家，未免有点太大而化之了。

 

写家族史还要避免扬善抑恶的问题。家族的后人写自己的家族史就难免这一问题，只写自己先人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就是别人写也无法避免这一问题。这一来是中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只想讲这个家族的伟大，而有意无意地回避其渺小之处。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如缺乏资料或怕其后人起诉（我觉得后人起诉是最恶劣的中国特色，你先人做了坏事，为什么不让说？研究者对你先人的业绩有说错的，你为什么不起诉？多少代人过去了，还有什么名誉权？研究者说错了，你从学术的角度驳斥完全可以，用得着上法庭吗？）或受人钱财，为人树碑立传，不敢言错。《江南席家》是一本相当好的家族史著作，但一个问题就是避开席家人的过错。席家第一代买办席正甫的孙子二十多岁就由于在妓院与一军阀争夺一妓女而被打死。当时这是上海一大热点新闻，大小媒体都有爆炒，但书中却没有写这件事。这对席家不是小事，但一个人出了事并不影响席家在近代史上的贡献，也无损于席家的家风和传统。一个名门望族的人也不可能代代都优秀，有点不良子孙很正常，毕竟不是主流。但不写这种不良子孙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这本书得到席家后人的资助，我想作者有点“拿了人家的钱手软”吧。其实许多名人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据说洛克菲勒临终前就不让子孙写他的传记。洛克菲勒作为第一代创业者当然做过许多违法，或违背良知的事（这是第一代企业家共同的）。子孙只会写光辉的创业史，别人不会相信这种伪历史。所以，不让子孙写，让别人去客观地研究。我觉得洛克菲勒这种态度说明他是明白人，我敬佩他。后人写洛克菲勒的传记当然有扬善与惩恶，但也没听说他的后人起诉哪位研究者。

 

我看到的国人写的家族史著作并不多，但有两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萧华荣先生写的《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三联书店，1994年），另一本也是他写的《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三联书店，1995年）。王谢两家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名门望族，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名句。我觉得即使今天看，二十多年前写的两本书也相当好。作者概括出这两家“一样的源远流长，一样的是赫赫华贵，一样的冠冕相承，一样的风流相尚”。但谢家的传统与家风是“名士家风，庄老心态”，即华丽而有点“华而不实”，王氏更有进取心与权势欲。围绕这种家风与传统写出了这两个家族的传承、代表人物与家风与传统的表现。当年我每本书都看了两遍，对仅年长我两岁的不相识学兄敬佩不已。写书时萧先生为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现今不知如何？以后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好书。

 

去年看的书中，王碧蓉写的《百年袁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也是一部研究家族史的优秀的著作，本来我推荐的十本书中有这本，但后来割爱了。袁家当然是近代的名门望族，但袁世凯在原配之外又纳了九位如夫人，共十妻妾，子女三十二人（十七子，十五女）。子女中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都是民国名人，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也是当代名人，这么大一个家族太不容易写了。于是作者选取五夫人杨氏这一支为研究对象。我觉得这种选择甚为得当，袁氏离今天并不远，书面资料相当丰富，但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袁克定和袁克文。作者不仅阅读了许多资料，而且可贵的是还向袁氏杨夫人这一支的后人进行采访，以及相关的调查。这就使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把这一支人的传承介绍得清清楚楚。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我们了解很少。袁世凯长期被作为近代第一反动人物，戴着“卖国贼”的帽子。今世有人为袁平反，但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袁世凯本人及其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看完本书我觉得杨夫人这一支的子女是相当优秀的，不愧为名门之后。在他们的先人戴着“卖国贼”帽子的时代，他们仍然默默地勤奋工作，相濡以沫。他们在逆境中的沉默、踏实、勤奋，以及相互间的亲情，让我领略了袁氏家风。作者下了相当大的工夫，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这样的好书如今不多见了。相比之下，《家世》一书则显得单薄得多，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大多都是网上的一些内容。所以，很难让人对所写的家族有什么认识。

 

家族史的研究不容易，还有被起诉的风险。但我指望有更多的人静下心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百年的名门望族，让人们学有榜样。如果中国现在还能形成一批耕读传家的家族，中国的复兴就不是一句空话了，人们也不会说富二代官二代而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