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为期两天的李峪青铜器研讨会在古城大同落下帷幕，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博物馆等科研单位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带着“终能了小愿、何时大梦圆”的复杂感情依依离去。作为我国青铜时代第二个高峰的杰作、作为绝世珍品享誉海内外，但却从不为山西百姓所知的山西浑源李峪青铜器，从此翩然逸出尘封的岁月，步入当今大众的视野与心田。

　　引子

   我是一件青铜。人们叫我“牺尊”。

   我是一只浑身布满饕餮纹的牛形礼器，用来容酒，亦可温酒。

   我大约诞生在东周时期的山西侯马。夏朝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而侯马是当时的中国青铜之乡。我也许随着晋代两国的联姻从晋国来到塞北，又成为赵国的墓葬品。我的名字，来源于《诗经》：“白牡骍刚，牺尊将将”（白牛红牛作祭礼，牛形酒杯当当响）。

   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上海市民最喜爱的十大文物之首，人们称我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中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52年起，我和另外10件来自李峪的兄弟姐妹一起栖身于上海博物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参观者从我身边经过，我听惯了他们的惊叹赞美，也看惯了他们眼底闪过的一丝茫然：“山西浑源李峪出土……”浑源，不就是那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所在地？山西出土，为何会展出在上海？……人们更不知道，还有数十件李峪珍品散落在世界各地。

   是的。我曾沉睡千年的故乡在山西。浑源，我那别离了86年的故乡……

　　前世

    86年前，1923年阴历正月的一天。春雪后的黄土地被格外灿烂的阳光晒暖。刚过完大年的村民开始了备耕。浑源龙山脚下，李峪村村民高凤章照例起大早带着两个儿子去村东给地里上肥。这块地上不知哪朝哪代有个五谷神庙，便叫了庙坡，也是后来被称为“李峪彩陶文化遗址”之处。

    庙坡竟然放起光，也许是刚出山的太阳晃眼？高凤章继续抛粪。20米外，两个孩子在一个土窟窿里掏鸟。“爹！这是个啥？”孩子叫过父亲，用铁锨挖了几下那硬硬的东西，绿锈斑斑，金光闪闪……高凤章跪下来感谢上苍让他挖到了宝物，整整三篓。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这样在偶然间被发现了。

   几天后，挖出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先是邻居，再是村人，又是三乡五里，人们扛着锹镐蜂拥而至，近一个月中将这块二亩大的“宝地”过了一遍筛，不少人因此获利。人们更看重金环、金扣这些“黄货”，对铜器倒不大理会，不少人砸了卖铜。正活动于鄂尔多斯一带、闻讯火速赶到李峪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这样描述：“据我从农民手中找到的残片判断，近70%被破坏成了碎片……”

   村人哄抢古物！当时的浑源知事谢承恩立派警赴李峪，清查没收了包括我在内的36件青铜器。而此时，王涅克从李峪村民手中收购的青铜器已有20余件。不久后它们在法国的展出震惊了西方，是从卢浮宫到吉美博物馆都引以为豪的“第一批完整的中国出土器物”。

   此时，距孙中山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不过三个多月，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不过两个多月，国情堪称痛心疾首。谢承恩这位地方父母官对我们的“妥善安置”，是将我们陈列于县衙图书馆，组织了“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以古兴教、以古兴农”为名，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拍卖。

   当拍卖价格升至25万大洋时，因遭到浑源中学几百名中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激烈反对而作罢。然而到了1932年，我们还是被一个叫卢丰年的古董商以29万大洋全部买断。自此，包括我在内的35件青铜器——全部出土李峪器中的精华部分——作别了浑源，离开了山西，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被运到北平，藏进大德通银号（祁县乔家的产业），一藏就是15年。其间，抗战的烽火让我们淡出了世界的视野。1947年，我们重新在上海雪耕斋面世，原来的36件已只余了12件。

    1948年7月，古董商张雪耕将我们这17箱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境成功，装船预备运往美国。就在邮轮启航前夕，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奇迹般出现在码头，宣布重新检查。一查之下，345件“仿古品”中只有3件为仿品，余者皆系真品、珍品。这戏剧性的“绝处逢生”果真只是巧合吗？1947年4月18日，上海《申报》刊发过“古物外流偷运出国换外汇文化浩劫古董商到处搜罗”的文章。同年7月，著名学者郑振铎也在《保存古物刍议》万言书中痛斥不法古董商。上海博物院曾收到过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博物馆人员的码头现身，应该不是偶然。

   躲过一劫，余难仍在。不久，国民政府内务部再次下令重新检查，并要求以仿古品准许出口。这其中又有多少勾结，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后来有学者认为，16年前从浑源买走李峪青铜器的卢丰年便是此次文物事件的幕后主人卢芹斋，一个以卖出大量珍贵文物而在西方“著名”的中国古董商。就在我们将要作别祖国的千钧一发之际，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文物全部扣留并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徐森玉曾就读于山西大学堂，并为保护抢救山西赵城藏经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这批李峪青铜器终得以结束颠沛，避免漂泊。我，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标志性珍藏。

　　今生

   半个世纪悄然流逝。我们兀自在上海博物馆隆重着。而在悄然中惦念关注我们的人有许多许多。上世纪30年代，浑源乡绅麻国华的《浑源出土古物图说》，也许是研究李峪青铜器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成立后，考古界又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来到李峪考察，迭出的论著者中包括著名的山顶洞人发现者裴文中、文学家郑振铎、山西的两位大家陶正刚和张颔……但，对我们的关注，始终只徜徉在学术界内。

   直到2009年，一个普通的浑源人将我们渐次带出学术界的视野。

    52岁的李跃山，退居二线之前是浑源县文化局副局长。2000年他为编著《恒山之旅》一书进行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时，偶然从老乡那里听说了李峪旧事。就是这不经意间的结缘，此后让我的名字与他的生命无法割舍。最初他无法找到任何与李峪青铜器有关的资料，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县志都无记载。遍地查访后他听人说，上海博物馆也许有。李跃山于是直奔沪上。在上海博物馆，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馆厅正中的我——这是镇馆之宝的位置——惊艳，让他屏息凝神，口不能言，良久。注视他许久的保安得知他是专程从馆宝出土地赶来一睹仙容的浑源人后，开始滔滔不绝介绍起我来，那份溢于言表的自豪与热爱让他再次震动。

   天意？机缘？他径直找到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员陶喻之。而后者正是《牺尊还椟备忘录》的作者。以陶喻之慷慨提供的资料为引，李跃山开始一头扎入李峪青铜的迷离史海一探钩沉，痴迷不返。为寻李峪青铜之踪，他几十次在浑源李峪故址遍访乡人老者，三赴沪上数下京城。在一个去台湾考察的机会中，他专程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当看到三件出土自浑源的李峪青铜时，他又一次泪湿了。

   其实，关注李峪青铜器并以其为骄傲的当地人还有许多。“张好古”两年前就曾将自己积累到的李峪青铜器图片资料传到网上。去年夏天，穆汉儒更在李峪村委写下洋洋千言的《李峪彝器传奇存疑》……但使李峪辉煌再度面世的，当推“二桃（陶）一李”为首。“浑源彝器，举世闻名。应为宝寻根，替根寻宝！”在陶喻之的帮助与建议下，李跃山找到山西考古研究所专家陶正刚（《山西浑源县李峪东周墓》作者），开始为“浑源彝器出土八十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奔波。年迈的陶正刚倾力支持。正值多位各国专家欣然表示要来大同参加这“此皆宇宙奇诡可喜仅存之物”（商承祚语）的纪念与研讨盛会时，一场“非典”，将大愿搁浅。

   李跃山沉下心，开始致力于一本书的撰写。他浑然的痴迷渐渐清晰为一个目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关注李峪青铜！要让这份曾经的辉煌再度焕发。6年后，2009年10月18日，这本《光耀满乾坤——李峪青铜器解读》首发式，与在大同举行的李峪青铜器研讨会同时进行。这场终来的盛事，令诸多专家学者激动不已。85岁的中国科学院青铜专家黄盛璋从不轻易参会，这次“完全冲着这本书来”；在日本教学的陆宗润教授特别寻访到藏于日本的李峪器并拍摄影像资料专程带来；因故实在无法赶来的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引以为憾，多次来电来信关注……“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这副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的贺联，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用“振奋”来形容读后的心境。也许“光耀满乾坤”这个说法显得大了些，却正是作者和所有山西人真实的心理写照。

　　明朝

   让历史喻今。让沉痛不再。让辉煌重现。

   李跃山们仍然怀揣梦想。

   他们希望“李峪热潮”能带动浑源一方水土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将彩陶遗址、青铜遗址与正在修复中的麻家大院、古县衙等，与恒山、悬空寺缀成一条经典文化旅游线路。

   他们希望能再圆一场“省亲梦”——寻访和集合起我那散落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兄弟姐妹——哪怕是向那些借了战争机遇拥有我们的域外收藏者借回来——让我们全家绚烂无比衣锦还乡，回到中国、回到山西、回到我们的故地，向故乡人民做一次展示！让乡亲们知道，原来他们曾拥有过如此令人骄傲的珍品，同时也经历过如此令人痛心的沧桑。

   他们希望能在大同，或在浑源，建一所“李峪青铜器博物馆”，将我们全家60多口的复制品永久留存展示，永昭世人。

   有人说：“我们今天要寻访的绝不仅仅只是文化财产，更是一份独特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历史的伤痕需要文化遗产的回归加以弥合，也只有物归原主，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彰显，体现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深刻内涵。”在现知器名的约40件李峪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历史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流散海外的无数珍品的回归祖国，是一个太艰难太漫长的征程。我深知我们是多么幸运——留在了祖国，永远为她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