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之外的行为
出于情感与道义的召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往往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出于理性与职业的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又往往受制于企业利润的约束；那么，二者之间的边界在哪里？或者，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要有清晰的行为边界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可能人人都会有原则性的判断，却谁都无法把握好那个其中的“度”，因为，人本复杂，当人的行为受理性与感性共同支配的时候，一定无法划出二者之间清晰的边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亦如此，即便是成熟稳健、监督机制健全、市场经验丰富的国际大企业，也可能只有一个勉强算是边界的预算约束而已。
更多源于感性召唤的振东履责行为，因缘何在？
振东关注人类社会普世价值，如和谐文明的社会秩序、彼此关照的人际关系，尽管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可能与企业的务实性有所偏离；振东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指引，有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偏好和特点，虽然其未必完全符合企业管理决策的理性。但这正是振东的性格，是振东履责行为的原始出发点。
1. 笃行正义，关注普世价值
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本色决定了其行事的基调。笃行正义，关注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是李安平及其所带领的振东与生俱来的本色，这种振东特有的超越了企业本质的侠义真情，决定了企业在更高远的精神层面上兀自探索。
振东在被迫转产时，不愿涉足污染严重的煤炭产业，却进入并不具有明显地理优势且完全陌生的高风险制药行业，期望通过企业的勤奋钻研为山西打造一份长远的基业；振东叹惋于今日晋商与昔日晋商的商誉差异，致力于为今日晋商树立一个诚信敬业、以义制利的儒商典范；振东对耳闻目睹的小农意识、贫富差距、奢侈浪费等社会现象深恶痛绝，身体力行着优秀企业的开拓创新、扶危济困、严于律己；不纠缠于企业能赚多少钱，却常常思虑企业能有怎样的建树，企业如何能为这个社会多一些贡献。
2. 理想情怀，超越企业逻辑
崇高的理想往往与清高独立、视金钱如粪土的知识分子相连，而在金钱的气息中运筹算计的商人却是现实世界中最务实最草根的群众，所以古有士农工商的价值序列。纯粹的知识分子可以一生穷困却坚守道义，纯粹的商人可以委曲求全抛弃原则。我们常常钦佩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却也不时怜惜一些书生的百无一用；我们常常鄙薄商人的唯利是图，却也感谢这个世界因企业的竞争而物阜民丰。所以，当理想与企业合二为一时，在企业的世界里多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们区别于纯粹的商人，在理想信念的激励下，创造性地为社会的繁荣进步做出贡献。如福特开创的福特——让汽车成为大众交通工具，乔布斯缔造的苹果——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马云创设的阿里——为全世界10亿人提供消费平台，等等，他们怀着伟大的理想或梦想，在追求梦想实现的过程中，超越了纯粹企业经营的逻辑。
振东虽是一个算不上知名更不能称之为伟大的企业，却有着与这些企业类似的理想情怀——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哪怕这些做法有时可能超越了企业经营的逻辑。
很少有企业在刚刚起步的当年就开始回报社会，振东却在公司成立之后的三个月就确定下公司的第一个法定日——敬老日；很少有企业愿意对可能留不住的人才过度投资，振东却投入高昂的费用运作商学院，不对跳槽员工多加苛责；很少有民营企业以如此规模连续多年持续投资社会责任项目，振东却年年月月兢兢业业，保持着六个社会责任项目的持续推进和扩容，并对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事件及时援手……
3. 价值观指引，合乎振东思维
佛家云：“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哲学名言有：“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超越了企业经营逻辑的振东责任观却合乎振东自己的价值观——“与民同富、与家同兴、与国同强”，这是振东一切行为的初始来源。
振东质朴的价值观表达了企业浓厚的济世安民思想，正是这种根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指引着企业在利润之上的追求和家国天下的责任感。源于此，才使企业行为即便逾越了企业经营的完全理性，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即便超越了企业经营的逻辑，却因其符合普世价值的逻辑，终将使企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前行脚步殊途同归。
